加中建交前史略

去年是加中建交40周年，加拿大《环球华报》社组织撰写了《加中建交40周年》专刊一本，全书共11章，本人撰写了建交前的四章，现书已出版，文章拟陆续发布——前言

加中建交40周年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加拿大和中国间虽相距遥远，且隔着一个太平洋，但和中国间的渊源却很早就产生了。

早在史前的冰河时代，就有居住在包括今日中国在内亚洲土地上的先民，踏着白令海峡的冰层，抵达今天加拿大的土地，如今被称为“第一民族”的加拿大原住民，就包含有蒙古人种的血缘和特点。

1717年，英国在哈德逊湾的丘吉尔市建立“哈德逊湾公司”，这个兼具商业和殖民开发、行政管理功能的“公司”，最重要的经营项目，是搜集北美北部丰富、优质的皮毛资源，进行国际贸易，为英国赚取高额利润，该“公司”和英国在今天加拿大领土上的另一间类似“公司”——皇家西北公司，都在很早就建立了与中国的联系。

当时中国已进入清代，清朝皇室和满洲贵族来自寒冷的东北，对寒带动物、尤其上等海豹皮毛有异乎寻常的爱好，然而东北地区虽出产海豹皮，数量、质量等各方面，均远远无法满足清廷的需要，因此清廷不得不走“进口”的途径，英国殖民者在加拿大西部土地上建立的两大“公司”，便与清廷一拍即合。

由于清代实行闭关锁国的体制，在这一时期，中国船只出海受到严格限制，对船只长宽、吃水、携带米粮货物数量，以及船员在海外居住时限等，均有极其苛刻的限制，因此为数不多的中国出口商船，仅能往来于日本、琉球、越南和东南亚少数地区，根本无力直接前往欧美，从事远洋贸易，因此，早期英属两公司和中国的贸易，都由英国商船队担负远洋运输。在丘吉尔、后来还有加拿大西海岸一些港口，英国商船满载从北美各地搜集来的海豹皮，冒着惊涛骇浪，驶往中国的“广东府”——清代中前期唯一允许进行国际贸易的港口广州。

在广州，英国商人必须按照清政府的规定，通过官方核准的13家商务买办，将船上的海豹皮销售出去，并仍然通过这些买办，购买瓷器、茶叶、丝绸等中国特产返回北美。这13家官方核准的商务买办，就是著名的“十三行”。

由于海豹皮是制作清朝官员冬季制服——朝帽、朝褂的适用材料，也是满族贵族男女制作冬衣的佳品，因此清朝官方对海豹皮的需求量相当大，英属北美两公司商船所运来的加拿大海豹皮，大多由清朝官方通过采办体系，从十三行商人处购得，流入民间的海豹皮，数量、品质，均难以和官方采购相提并论。为照顾商业利益，两公司均在澳门不定期派驻商务代表，并经常和清朝负责外事工作的相关官员（主要是粤海关监督、广州知府和番禺县令）进行交涉。

从体制上讲，这种交涉不能算“官方往来”，因为清朝在当时仍抱着传统、落后的“华夷之辨”和“大一统”理论，不承认中国以外存在平等的国家，更不愿意建立正常的国与国官方往来，清朝中央、海关和地方官员将常驻澳门、往来广州的欧美各国官方代表和外国客商等同看待，在官方文件中称之为“大班”，也就是商会领袖，不承认其官方地位，也不承认清朝官员和“大班”们的会晤是官方往来，而只认为是普通的商务交涉。当时的北美仍处于殖民地状态，自然更谈不上“官方交流”了。

然而哈德逊湾、皇家西北两公司名为公司，实则是具有行政职能的英属北美殖民地管理机构，它们所垄断的对华海豹皮贸易，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而清朝的十三行体制同样有浓厚的“官督商办”贸易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加中两国的官方往来，实际从这一时代、即18世纪初便已展开。

此时的加拿大土地上并非只有英国一家殖民者。在加拿大东部，法国殖民者建立了“新法兰西”，这些“新法兰西人”和中国同样建立了密切、甚至更加密切的贸易往来，这就是著名的“人参轰动”。

自明末人参被尊崇为“百草之王”后，中国上流社会服用人参成为普遍的时尚和重要的养生法则，清朝的统治者——满族，其发祥地长白山区原本是中国人参的原产地，其建国之初，人参贸易收益成为重要的财源之一。清朝入主北京，统一天下后，鉴于人参的重要性，和人参资源的日渐枯竭，也从禁忌的角度，认为在“龙兴之地”长白山区过度采掘人参，会伤及清朝的“龙脉”，进而动摇清廷的统治基础，因此一直采用发放“参票”的方法，实行严格的开采限制。

这种严格限制迫使许多人参使用者、经营者绞尽脑汁，想找到新的参源。此时人参热已经从中国人那里，传递到在华生活的外国人当中，1708年，法国耶稣会士杜德美（Petrus Jartoux）受清朝皇室委托，和中方人员共同承担全国性测绘工作，共同完成全国性地图《皇清一统舆地全图》的制作，杜德美负责在东北进行考察，在长白山区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村庄里，他见到刚刚采掘出的野生人参，并将它画成图，1711年4月12日，他在给耶稣会会长的信件中画出人参图形，并详细列举了人参的特性、形状、生长环境和采摘方法，并推测在与中国东北相近纬度的世界其它地方，同样可能有人参的生长。

正在“新法兰西”传教的耶稣会士拉菲托（Joseph－Francois Lafitau）读到杜德美的信，认为这个“与中国东北纬度相近”的地区，非新法兰西莫属。他复制了杜德美的人参图，在传教过程中努力寻找人参，终于在一个原住民部落里找到了被原住民成为“噶兰特区恩”的“疑似人参”。拉菲托立即向新法兰西殖民当局汇报了此事，法国殖民当局和商人立即嗅到其中商机，随即大肆向原住民部落收购“人参”，向中国倾销，1718年，第一船“北美参”抵达广州，此后在中国掀起“西洋参热”。事实上，北美参并不是人参，而是同属不同种的花旗参，其药性和功效，和人参是不同的。

然而法国殖民者对北美殖民地实行严格的控制，不允许他们和远东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新法兰西”和中国的参贸易规模虽然很大，却只是间接贸易：“新法兰西”将北美参装船运往法国，再从法国转口销往广州，以至于清朝人误以为法国盛产西洋参，竟将这一错误结论写入《本草备要》。法国人的僵化让后来成为美国一部分的新英格兰英国殖民地乘虚而入，他们大肆收购法国商人手中的北美参，直接运往中国销售。1784年2月第一艘美国赴华商船“中国皇后号”，所载的货物中最重要的，就是242箱、约30吨西洋参，它们换来了200吨中国茶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对华出口，几乎等同于西洋参贸易。

由于没有直接贸易关系，“新法兰西”并没有在澳门派驻商务代表或官方代表，和中国也的确没有官方往来。

1763年“新法兰西”归属英国，此后加拿大领土上只剩下英国一家殖民者。由于西洋参贸易中，北美商人以次充好，在广州商行信誉尽失，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加中贸易额大幅度下滑，交流呈现停滞状态。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加拿大士兵作为英军的一部分参战，战后，根据《中英天津条约》和《中英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内地传教许可，并开辟了更多中外直接贸易的商埠，加拿大传教士自18世纪80年代末起大规模进入中国，1889年，加拿大长老会古约翰等7名牧师来到中国河南北部，自此至1920年，加拿大所派来华传教士占人口总数的比率，是全球最高的。

1867年加拿大成立联邦政府，开始了真正的“加拿大时代”，此时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仍然比较密切，但一直委托英属东印度公司广州代表处代为照料，十分不便。鉴于此，自19世纪80年代起，加拿大联邦政府开始陆续向香港、上海、天津、牛庄、青岛等处派遣贸易委员会，负责照顾加中贸易和加拿大驻华商业利益，这时加拿大政府首次向中国派遣的准官方机构。与此相应，清政府也向加拿大派出了类似委员会，先后进驻太平洋沿岸的新西敏和维多利亚等地。

这时在加拿大西海岸，已有不少华人定居。1858年，加拿大西海岸菲沙河谷发现金矿，旧金山华商卢卓凡、张祖跟随美国冒险家的船只抵达温哥华岛维多利亚要塞，随即在盖莫伦街北部N区购买土地，建立木屋，作为淘金的大本营，1862年维多利亚开埠，全市5000人口中，华裔多达300名，此为加拿大第一条唐人街，而菲斯格街和加富门街之东北角，客家华侨建了一座谭公庙，于1876年1月20日开光，为加拿大第一座华人庙宇，留存至今。

1881年，加拿大进行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显示全加华人共1213名，其中维多利亚和新西敏分别为693人和485人，其他地区总共仅35人，因此华裔习惯上称维多利亚为“大埠”，新西敏“二埠”。

1878年，加拿大联邦议会决定兴建东起蒙特利尔、西到穆迪港（后东延伸至哈利法克斯，西延伸至温哥华），全长3800公里的太平洋铁路，由于劳动力不足，1880年起，在加拿大联邦总理麦克唐纳和铁路总承包、曾在美国太平洋铁路施工中大量雇佣华工的美国人安德鲁.安得唐克推动下，委托美国华侨李天沛担任华工总包，负责招募华工，从事铁路修筑。

李天沛联合大埠华商李枯芹、李奕德，和旧金山华商李天宽，组成联昌公司，分别在维多利亚、香港设立办事处，招募华工修筑铁路，联昌公司和大埠华商叶春田为太平洋铁路公司直接招募的华工相加，总数据称近1.7万人。

华工们艰苦劳作，付出了数百人死亡的巨大代价，最终确保铁路于1885年底顺利按时完工，奠定了加拿大“从海洋到海洋”国家版图的基础。麦克唐纳总理在1886年发表国会演说，称“没有华工的巨大努力，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就不能按计划完成，加拿大西部的资源就得不到开发”，盛赞了华工的贡献，太平洋铁路总工程师亨利.坎比也赞扬华工是“我所见过最好的石匠”。

然而加拿大政府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华人均百般歧视，加以限制。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而加拿大则禁止华裔进入除大埠、二埠等狭窄区域外的加拿大地区，并在1885年通过“人头税法案”，规定华人必须缴纳50加元人头税方得入境，后来又涨到100加元，这项苛政在此后如噩梦般缠绕华裔百余年。

此时由于历史的关系，加拿大联邦和中国间的外交，均由伦敦代办，如1886年，中国清政府得悉人头税苛政，系由驻英国、法国两国总公使曾纪泽（曾国藩长子）向北京汇报，并受命交涉的。但如此交涉远隔大西洋，显然十分不便，事实上曾纪泽便不得不电报委托中国驻秘鲁二等参赞代办公使事黄锡铨，后者前往渥太华交涉此事，最终成功迫使加拿大当局暂时废除人头税。然而这种交流局限很多，只能偶尔为之，且容易出错，如人头税事件，曾纪泽就将“50元”误作“500元”，给交涉带来障碍，而黄锡铨交涉虽获得成功，但不久后黄任满调职，继任人对加拿大不熟悉，未跟进交涉，导致人头税很快死灰复燃并翻了一番。

由于清朝政府在加拿大的半官方机构保护华侨不力，引起许多不满，维多利亚、温哥华等地华侨、华人团体很早就产生了改良和革命的理念，康有为曾长期居住在卑诗省沿海小岛，鼓吹立宪改良，孙中山更很早就到达维多利亚、温哥华，鼓吹革命，并得到当地侨界的积极赞助，甚至一些加拿大传教士的同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劳动力出现缺口，一些协约国政要主张组织华工赴欧洲服务，加拿大联邦政府也参与了这一组织工作，派出专门机构赴华动员华工参战，但不少华工在应征赴欧途中，却被加拿大承包商运往加拿大西海岸，并辗转运到古巴、加勒比各岛屿从事种植园工作，为加拿大商人赚得暴利，却根本没有被运往欧洲，此事曾使加中关系蒙上阴影。

尽管一战的爆发让加中两国变成盟友，但加拿大联邦政府却始终歧视中国政府和华人，在一战期间，他们将“人头税”暴涨到500加元/人，并在1923年强化排华法案，规定女性华人不得入境，这实际上中断了华侨、华人在加拿大繁衍生存的血脉，这一极不公平的法案居然延续了25年之久。

对于一系列的不公，加拿大华裔进行了抵制，1923年，他们发起了联合抵制加拿大国庆节的活动，此次事件令加拿大华裔和联邦政府的感情几乎降到冰点。

在此期间，加中官方关系也是一波三折。

1908年，清政府和加拿大联邦正式建交，清廷驻加拿大公使馆成立，结束了依靠伦敦公使馆“中转”的尴尬局面。但耐人寻味的是，加拿大联邦竟未按国际对等原则，在中国设立加拿大公使馆，而是继续委托英国公使代为照料。一些加拿大在华传教士曾向渥太华传递辛亥革命和国民政府北伐等消息，并建议加拿大官方重视和发展加中正式关系，但均未得到理想的回应。

此时的加拿大政治上层，仍遵循保守的“欧洲中心论”，认为中国是不文明、未开化地区，不值得发展官方正式关系。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部分在上海、河南、武汉的加拿大传教士致函渥太华当局，要求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并互派公使，但未得到任何回应。就在同年，加拿大和日本建交，并在东京建立大使馆，加拿大官方宣布，加拿大驻日本大使负责照顾加在华官方利益。

在这一时期，加拿大日侨团体的势力和影响，在亚裔侨团中首屈一指，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加拿大政要、议员公然发表论调，认为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建立现代政体，实施自我管理，未来将会由日本在中国建立起这样的管理体制。适逢中日“济南事件”爆发，中国国民仇日情绪高涨，加拿大政要的这种论调，令加中关系进一步冷却。

二战的爆发改变了这种加中关系间不良的发展趋势。

早在二战正式开始前，加拿大民间就有不少人士投身到中国抗战事业中，自1932年“1.28”事件起，就有马俭进等华裔旅加飞行员返回中国，参加抗战，白求恩大夫的事迹更是家喻户晓；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卑诗省华裔发起“不供给运动”，动员加拿大船只拒绝装载废钢铁赴日本，以免帮助日本制造军火，尽管加拿大联邦政府此时仍然坚持向日本出口废钢铁，但在“不供给运动”影响下，效力大为降低。

这一时期，一位在加拿大仅小有名气的胸外科医生、加拿大共产党人诺尔曼.白求恩，从西班牙支援医疗队回国后，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双重派遣，于1937年抵达中国，帮助正在抗战中的中国进行战地医疗。

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各战场严重缺乏有经验的战地外科医生，国民政府邀请白求恩留在国统区服务，但白求恩予以拒绝，于1938年春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随后被派往“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当地两次建立野战医院，并成立医护学校，培养文化程度很低的中国野战护士和看护兵；为了适应恶劣的战场条件，他发明了简易流动医院（被称为“装在大车上的手术室”），应急医用夹板和野战血浆保存技术，用烧酒提纯作酒精消毒，用当地生产的棉花加工药棉，在铁匠铺土法上马制造止血钳，还创造性地在子弹箱上动手术抢救病人。

在1939年，日军先后对晋察冀发动九路围攻、二十五路围攻，反围攻战事激烈，伤员数量剧增，白求恩将野战医院前移，创造了69小时给115名伤员作外科手术的惊人记录。这年10月，白求恩在一次野外手术中手指被刺破，3天后他不顾危险给一名重伤员做手术，结果不幸感染，11月12日因败血症在河北唐县去世。

12月21日，毛泽东专门发表《纪念白求恩》，颂扬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的国际主义精神，称赞他是“高尚的人”，并号召全党全军向白求恩学习。从此白求恩名扬中国，几十年后毛泽东这篇文章被收入“老三篇”，更让白求恩家喻户晓，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正是因为白求恩的名字，才知晓加拿大，并对这个陌生的国度油然而生亲切感。

白求恩死后安葬在中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白求恩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医学院延续至今，而在他的故乡，加拿大安大略省，人们也开始纪念他，他的故乡斯卡区以他的名字命名中学，出生地斯雷文赫斯特在加中建交后建立了“白求恩故居纪念馆”，并已列入加拿大国家文化遗产，约克大学也建立了白求恩医学院。由于白求恩对加拿大福利医疗制度的推动，和他对加中关系的重大贡献，2004年CBC广播公司评选“最伟大的加拿大人”，他的得票名列第26名。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加拿大联邦在格林尼治时间8日下午即对日本宣战，比美国还要早，12月9日，中国也对德、意、日宣战，两国自此正式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战友，双边正式关系急遽升温。

1942年11月4日，加拿大正式在华设立公使馆，该公使馆设于陪都重庆市内陕西路大河顺城街42号“英美会”内。后迁驻神仙洞97号，欧德伦少将被任命为首任加拿大驻华公使，1943年5月2日抵重庆就任，5月29日呈递国书。1944年3月15日，中加使节升格,欧德伦升任首任加拿大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同日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呈递国书。11月10日，欧德伦因病辞职，由戴维斯代理。1945年3月29日，欧德伦回任大使。欧德伦少将善于交际，和蒋介石、林森等中国国民政府要员均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友谊，加中官方交流日趋密切。

1943年6月，加拿大联邦总理麦肯齐.金在纽约会晤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并正式邀请后者赴加拿大进行访问。15日，宋美龄抵达渥太华火车站，受到加拿大总督亚历山大.坎布里奇的亲自迎接，这是加中两国历史上第一次高级互访。次日，宋美龄在加拿大国会山庄发表演说，畅谈同盟国团结，共同反法西斯的伟大意义，赢得加拿大朝野的高度评价。

依照加中两国签订的协议，位于大后方的加拿大受英国委托，制造援助中国的武器和军需物资，并负责向中国运送。但此协议受到美国罗斯福政府的阻挠，罗斯福在1941年5月6日任命，全权负责依据《租借法案》实施对华军事物资援助的居里，公开反对加拿大向中国提供军需武器，主张由美国独家垄断这一特权，为此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在1943年8月致函美国国务院，对此提出强烈反对。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加拿大为中国抗战生产的大量军火，包括约翰.英格里斯公司生产的40000挺“勃然”轻机枪（包括20000根备用枪管，169000个备用弹匣）和数千支M1935布朗宁手枪，以及由朗.布朗奇公司生产的数十万支英国设计的“斯登”MK-II冲锋枪，绝大多数在生产完成后，因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而滞留印度，仅有少量机枪、手枪通过驼峰空运及时送到抗战中的中国内地军队手中，而结构简单，便于保养，原本被国民政府代表认为最适合中国军人在抗战中装备，本应发挥巨大作用的“斯登”冲锋枪，直到1945年大反攻开始，才逐渐装备内地的中国国民革命军各部，成为永远的遗憾。

1945年4月4日，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代表加拿大联邦政府，和中国国民政府当局签署《中加平等新约》，这是加拿大和中国官方签署的第一个正式条约。这一条约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署的，条约中规定了废除治外法权、人员培训交流、经贸合作等多项战后合作项目，《中加平等新约》的签署，让加中官方关系“起得晚、起点高”，从第一个条约起便建立在平等的现代外交法则基础上，加拿大也成为唯一一个和中国官方从未签署过不平等条约的西方大国（此前的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则是在外交权从属英国期间，从英国承继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1946年6月，加拿大驻华使馆从重庆搬迁至南京，租用天竺路3号国民政府行政院副秘书长梁颖文所建庭院式寓所作为使馆馆址。1947年5月21日，加拿大政府任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戴维斯抵宁赴任，取代由公使改任的欧德伦少将，戴维斯也成为第一位直接委派的加拿大驻华大使，根据民国档案，当时该馆外交官及加拿大籍属员共15人，其中男9人，女6人。

由于戴维斯初来乍到，对中国国情甚为生疏，出生于中国襄阳、曾在中国生活33年的加拿大联邦驻华临时代办切斯特.朗宁成为沟通加中关系的重要人物。在朗宁的推动下，加拿大联邦政府和中国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合作计划，如加拿大帮助中国培训工程师和科技人员，提供战后剩余物资，以及就废除加拿大各种歧视华工法律进行密切交流等等，但随着内战的很快打响，这些双边政府间合作计划，大多数成为一纸空文。

自“双十协定”签署后，美国曾主导了短时间内的对华军事禁运，但很快便转而支持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解除了禁运，并向国民政府提供武器和军事物资，而加拿大联邦则就此中断了对国民政府的军售，然而，二战中已订购而积压在印度的大量武器，却在此时交付一线部队，这些机枪、冲锋枪数量巨大，不但国民党部队大量使用，共产党部队也在缴获后普遍装备。国民党撤往台湾后，这些加拿大枪械仍然被两岸军队使用了较长时间，部分“勃然”机枪曾援助越南，成为抗法战争的武器，一些“加拿大”手枪（布朗宁M1935）在中国公安系统一直使用到上世纪80年代末。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加中政府间关系也随之走到十字路口。1949年1月18日，风雨飘摇中的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通知各国使馆，宣布政府21日迁往广州，要求各国使馆随同南迁。

当时各国驻华使馆采取了3种不同的做法：第一种是苏联、捷克、波兰三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他们的使馆随同南迁，全体外交官也一起去了广州；第二种是美、英、法等国家，他们的使馆和大使继续留在南京，但部分外交官以公使、领事、参赞的身份随同南下，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受命留在南京，而参赞克拉克却以公使头衔，随国民政府行政院南下。

第三种，也是最特别的一种，便是加拿大的做法。加拿大联邦外交部召回了驻华大使戴维斯，却让驻华临时代办朗宁负责使馆事务，驻华使馆全体外交官留在南京使馆内，没有人随同南下广州。

作为司徒雷登以外，驻华外交官中最出名的“中国通”，朗宁在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继续留在南京，但当时的国际形势，注定了加拿大联邦和红色中国不可能立即建立起任何官方性质的关系。

耐人寻味的是，加拿大驻华使馆所租用的南京天竺路3号庭院，租期从1946年4月1日开始，至1949年10月1日结束，这一天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尽管朗宁代办直到1951年才最终从深圳罗湖口岸陆路离境，但加拿大和中国的官方关系，却就此划上一个休止符。

和其它一些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继续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西方国家不同，从大陆撤走使馆和外交官后，加拿大联邦虽然暂时延续了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却并未向台北派遣新的大使馆和常驻外交官，只是听任台湾当局的大使馆、大使和外交官继续留驻渥太华，这种特别的外交处理方式，在为台海两难选择感到棘手的西方各国当中，也是颇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