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开国之初

1949年南京被解放军占领前夕，蒋介石悄然下野，将烂摊子留给“代总统”李宗仁，而他的夫人宋美龄则正在美国以“私人名义”进行访问，徒劳无功地游说美国政府追加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援助。

此时在美国政界，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已达到顶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换马”，抛弃蒋介石，另一些人索性认为不妨试着和红色中国接触一下，时过境迁，抗战期间在华府掀起“中国旋风”的宋美龄此番处处受到冷遇，落寞之余，她曾向蒋介石建议，离开中国，去外国避居观望，以待东山再起的时机。她的这一建议，被倔强顽固的蒋介石以“决不能离开中国”的承诺不能违背为由，加以拒绝。

宋美龄所建议避居的“外国”，不是别国，正是加拿大。抗战期间加拿大向中国提供军需品价值2660万美元，战后又提供重建援助2000万美元（包括现金和设备折价），占国际援助总额10%，且和美国、英国的斤斤计较、动辄附加难堪条件不同，加拿大的援助更无私、更慷慨，首任大使欧德伦少将和蒋介石夫妇的私人关系，也远胜过同期的美国同行。

加拿大和国民党政府其实很晚才建立起直接官方联系，直到1941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首任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公使刘师舜才被正式任命，由于二战烽火不到1个月后便蔓延到全球范围，刘师舜公使直到次年2月18日才到任，并于4月向加拿大总督亚历山大.坎布里奇递交了国书。1944年2月17日，两国正式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刘师舜公使于即日升格为特命全权大使。当解放军占领南京时，刘师舜业已卸任（1947年3月28日离职，5月29日免职另有委任），继任者是刘锴。

然而这位新继任的大使却在渥太华使馆内如坐针毡，心神不宁：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南迁广州后，加拿大联邦外交部就对“中华民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现出冷淡的态度，连例行公事的官方接触都能免则免。

他当时并不知道，此时在南京，加拿大联邦留守中国的最高级别外交官——驻华临时代办切斯特.朗宁，正和共产党人积极进行接触。

朗宁1894年出生于中国襄阳，父亲是基督教路德宗教士，也是襄阳第一所新式学校——鸿文中学的创办人之一，朗宁1927年曾在父亲创办的鸿文中学任教，回到加拿大后起初仍就职于教育界，1932年起投身政界，成为阿尔伯特省著名的左翼政治活动家，系阿尔伯特省合作社联盟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拿大和中国相继对日宣战，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盟友，1945年，时任加拿大皇家空军处长的朗宁接到联邦外交部副部长休姆.朗的委托，要求他帮助从两名拟定派往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部候选人中，选出最合适的一名，这是因为朗宁能说流利的、带襄阳口音的中国话，且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是加拿大政坛公认的中国通。

然而遴选结果让朗宁和外交部都大失所望：两名候选人中一名中文程度稍好，但外交经验匮乏；另一名外交经验尚可，但中文程度更差。更重要的是，按照朗宁的感觉，这两位候选人一旦抵达中国，都不足以顺畅地和中方人员进行严肃话题的沟通，而且，符合这一要求的外交人才，在加拿大凤毛麟角，因为加中官方关系起步较晚，加拿大缺乏这方面专才的储备。

此时远在重庆的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少将连连催促，希望外交部火速派人支援，因为日本已经投降，加拿大和中国将着手进行签订条约、战后交流合作等繁忙事项，还要为迁移去南京做准备，急需能顶的上的干才。焦头烂额之际，休姆.朗把目光转向了“中国通”朗宁：还有比这个人更合适的人选么？

因此尽管朗宁的政治立场左倾，和自由党的总理麦肯齐.金不太一致，与欧德伦少将差异更大，且此前从未有过外交官职业经历，但用人之际，联邦外交部依然殷勤劝说，希望朗宁接受这项新的挑战，转行外交界，出任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

出于对中国的感情，和对未来前途的憧憬，朗宁接受了这一崭新的挑战，进入外交部，接受紧急外交常识培训。1945年11月，结束培训的他搭乘一架皇家空军轰炸机，从蒙特利尔起飞，途经爱德华太子岛、纽芬兰、亚速尔群岛、卡萨布兰卡、马尔他抵达埃及开罗，在这里，他换乘英国航空公司班机，经巴格达、迪拜，飞抵印度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是著名的“驼峰航线”出发点，当时战争虽已结束，从这里到中国重庆的运输任务仍很频繁，旅客通常需要等待很久，才能获得一张机票。在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和英国当地驻军的协助下，朗宁很快拿到了一张机票。

在候机过程中，朗宁偶遇了两位中国旅客，他们都是共产党人，一位是建党元老董必武，另一位则是《新华日报》主编章汉夫，他们分别作为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和随团记者，出席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此时正在回国途中，董必武是湖北大悟人，和朗宁的襄阳口音相近，且朗宁本人是民主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者，和董必武不仅一见如故，而且谈话投机，两人的机票恰好是中央航空公司的同一班C-54飞机，在旅途中彼此攀谈，董必武和中国共产党就这样给朗宁留下了初步的良好印象。

抵达重庆后，朗宁被任命为大使馆一等秘书，经常充当大使欧德伦的翻译，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红岩村等地驻有一系列公开机构，如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中共南方局外事组也常驻重庆办公。在各种活动中频繁出场的朗宁，有机会见到许多共产党干部，如叶剑英、王炳南、乔冠华和龚澎姐妹等，期间还三次见到周恩来。

1946年1月，国共两党正式签署和平协定，中外关心和平的人士都松了一口气，以为中国终于摆脱了内战的阴影，当时中共在周公馆举行庆祝宴会，朗宁曾应邀出席，此后他还两次应邀和周恩来会面，在他的印象里，周恩来真诚可信、热情感人、没有丝毫做作，谈话直率、尖锐。

不久加拿大使馆迁往南京，朗宁也在这一年升任临时代办。随着内战的打响，中共各机构在第一届“国大”召开后撤出国统区，朗宁和中共的联系就此中断。

然而他们彼此间的渊源并未因此断绝：1949年，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解放军进逼长江北岸，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被迫下野，迁居奉化，国民政府则南迁广州，加拿大使馆并未随同南下，而是由朗宁负责，留守南京使馆内。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朗宁的女婿、美联社记者西摩.托平出现在欢迎人群中，他也成为第一个向西方主流媒体报道解放军占领南京新闻的外国记者。

朗宁留守在使馆，期盼着和中共官员的接触和会谈，但这一天他等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原来就在占领南京前夕，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席的主张下，制定了新中国外交三原则，即“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迎客”。

所谓“另起炉灶”，指新中国将不承认既有的中国与各国外交关系，而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交；所谓“一边倒”，指新中国将明确站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迎客”，则指中国要求废除一切旧的不平等条约，在此基础上再谈建交问题。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亲自批示，明确提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根据这一精神，4月25日，中共中央电示渡江战役总前委：“南京解放后，对驻在南京的各国使馆，我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根据这一精神，尽管中共南京军管会成立了专门的、以黄华为组长的外事组，并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个别西方外交官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但对包括朗宁在内，绝大多数国家驻华使节而言，从4月到10月的这段时间，对于朗宁而言，是饱受煎熬的。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当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同日，周恩来外长签发了致各国原驻华外交代表的公函，表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下，和各国谈判，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为了避免给各国造成“承认既定外交关系”的印象，周恩来外长的公函上，对各国原驻华外交代表的头衔一律称为“先生”，而回避了大使、公使、参赞、代办等官称。

10月1日当晚，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王炳南将公告、公函送到北京饭店旧楼，交周恩来外长签字，当晚9点，签好字的12套公告、公函被专人带上开往南京的火车。

10月2日，南京外事处主任黄华、上海外事处主任章汉夫通知包括加拿大在内，共12个国家留驻南京的原驻华外交代表，请于次日上午抵达南京外事处大厅，接受关于公告、公函内容转达。

次日上午，朗宁等12国外交官员抵达外事处大厅，接受公告、公函的转达。由于交通原因，两份文件的书面版本均未能及时抵达，黄华只能用中文逐条进行口头传达，但12国外交官员中，此时仅有朗宁一人能熟练掌握汉语，其余各国外交人员或一知半解，或干脆不知所云，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的两次建议和主持会议的黄华允许下，朗宁临时充当了翻译工作，将两份重要外交文件逐条口译为英语，供各国外交官记录。

根据周恩来总理10月2日的指示，鉴于情况特殊，事项重要，特别允许各国外交官经由国际电台向本国政府拍发密码电报，一些国家的使节为抓紧时间，不待编码，就用明码向国内发报。

作为“中国通”，朗宁对两份公函的理解和认知程度，自然是12国外交官中最明晰、最深刻的，他当天致电加拿大联邦外交部，除了详细阐明两份公函的要点，尤其是新中国建交原则外，还特别建议联邦政府，应尽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断绝和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关系。

他在电文中称，自共产党掌权以来，许多事实证明，中国有了一个廉洁的政府，导致中国官场病入膏肓的腐败蠹虫正被清除，新政府得到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而且随着形势对中共越来越有利，拥护新政府的中国人注定会越来越多。他认为，恢复和西方国家的政治、贸易关系，对解决新中国所将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有深刻的意义，因此新的中国政府也期望在新原则下和西方国家建立邦交，在这种情况下，谁先走一步，谁就会取得更大的外交主动和更多的外交好处。他还特别指出，尽管加拿大国内和西方世界普遍担心红色中国会倒向苏联，但惟其如此，才更应积极和新中国发展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建立得越早、越密切，就越有利于西方在中国抵消苏联的影响。

当时的加拿大外长，正是195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后来曾出任联邦总理的莱斯特.伯乐斯.皮尔逊，他接到朗宁的来电后，立即陷入深思。

尽管在二战期间，加拿大是仅次于美、英，向中国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但二战结束后，加拿大并未继续向国民党政权提供军事援助。平心而论，在那一时期，加拿大和中国间的接触并不多，加拿大华人的数量、势力也并不雄厚，政治影响力很小，在加拿大主流政坛，“欧洲中心论”依然盛行，对遥远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缺乏足够的兴趣和关注。当中国发生“改朝换代”的巨变时，许多加拿大国会议员都认为，先静观其变，然后顺水推舟，承认既成事实，是加拿大唯一可以做的选择。

然而就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前19天，作为创始成员国之一，加拿大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年8月24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前1个多月，北约组织正式被各国议会批准成立，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反对共产主义渗透，防范苏联阵营国家军队的“入侵”，作为这一组织的成员，加拿大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反复掂量，是否该在这一敏感时期，率先承认一个新兴的红色中国。

加拿大政府所受到的外来压力，还不仅仅是北约和冷战的需要。

国民政府南迁后，美国驻华大使，同样以“中国通”著称的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准备和中共接触。尽管中共方面存在前述“三原则”，未将司徒雷登当做外交使节对待，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并未拘泥于“不接触”原则，而是让曾为司徒雷登学生的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多次秘密会晤。

然而美国政府一方面私下和中共会谈，另一方面惟恐其它西方国家承认红色中国。5月13日，鉴于立场分歧太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告司徒雷登，反对其访问北京，并提出承认新政权的“艾奇逊三原则”：该政府事实上控制该国家领土和行政机构；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该政府执政得到其国内人民普遍认同。此后，美国国务院先后照会包括加拿大在内，各国政府和外交部，要求各国和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在美国正式表态前，“切勿采取导致承认中共政权的任何行动”。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一方面为其中国政策的失败作辩解，另一方面公开表示了对红色中国的敌视态度，与此相应，毛泽东连续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评论，抨击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实质，号召全中国人民彻底放弃对美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强调只有组织力量同他们斗争，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

这样一来，原本应属于加拿大-中国双边关系范畴的承认与建交问题，就蜕变成西方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大是大非”问题，这自然让皮尔逊外长，乃至加拿大联邦政府感到棘手。

更棘手的是，就在朗宁发回电报的次日，美国政府发表公告，正式宣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继续承认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并保持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美国的这一表态，自然也给包括加拿大在内、西方各主要国家以沉重的压力。

然而尽管如此，包括皮尔逊在内，许多有远见的加拿大政治家仍然认为，和新中国打交道，并建立相应的官方关系，是符合加拿大本国长远利益的、明智的选择。为了兼顾本国利益和美国的态度，皮尔逊外长在10月中旬回复朗宁，表示加拿大内阁主要成员“原则上不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鉴于历史的原因，加拿大不希望抢在前宗主国英国之前，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

事实上，皮尔逊的回复并非一种搪塞，英国政府此时的确在和新中国进行外交接触，双方不仅就相互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还秘密达成了一系列商务协议，通过在香港的招商局等中间机构，中国甚至向英国订购了包括登陆艇、旧军舰在内的一批军火。英国是老牌西方大国，也是加拿大的宗主国，英国国王是加拿大法定君主，如果英国率先有所动作，加拿大再行跟进，无疑压力会小得多。

在“追随英国之后”原则指引下，朗宁和黄华等新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接触，探讨承认、建交事宜，同时效仿英国，通过香港中间商，加拿大和中国进行了规模有限的贸易往来，出售了包括船舶发动机配件在内的一些物资（新中国海军中有一艘“广州”号炮舰，系二战中加拿大生产的“堡垒”级，但经查核，该舰早在1947年就以废钢铁的名义出售给招商局，并非加拿大和新中国间的贸易往来，传闻“加中在1949-1950年间有军火交易”，并无实证）。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英方还公开表示，正与中国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接洽和会谈。英国政府的作为和表态，无疑让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皮尔逊外长松了一口气：既然宗主国已经迈进了一步，加拿大再跟进，就不会受到北约和美国太大的压力了。

在英国承认新中国消息的鼓舞下，加拿大联邦外交部授予朗宁更多权限，允许他加快和新中国进行外交接触的进程，朗宁本人也积极行动，和中方展开频繁会晤，在相互沟通和协商下，双方在很多重要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到了1950年夏，双方已接近达成相互承认的协议。

然而就在此时，一场突入其来的变故打乱了这一切。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协防台澎金马，引起中方愤怒。7月7日，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组建联合国军，由美国率领进入朝鲜半岛，干涉朝鲜内战。联合国军除美国、韩国外，由15个国家组成，加拿大也是其中一员，出兵人数居全部17国的第五位。

对于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安理会投票支持第84号决议，和随后同意派兵参加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中国政府表示严重不满，两国间的外交谈判气氛也就此急转直下。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虽然从理论上，中国并未直接、正式卷入朝鲜战争，和加拿大也并未处于正式交战状态，但两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的事实，让两国间的外交谈判变得失去了意义，这年底，双方谈判破裂，中方要求加拿大政府关闭驻华外交机构，并撤回在华前外交人员。

1951年初，朗宁奉命关闭在南京的前使馆，取道陆路赴深圳，从罗湖口岸前往香港，结束了在华外交官的生涯。由于一箱加拿大传教士寄存甲骨所引发的误会，当然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内社会对西方的敌视情绪，朗宁在离境时遇到了许多不便。

对于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朗宁而言，这些当然令他感到伤感、困扰。但更令他伤感、困扰的是，由于国际大环境的风云突变，加拿大和新中国的第一次外交接触，就这样在即将迎来曙光之际，悄然地无疾而终，把尴尬的死结和无穷的悬念，留给了不可预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