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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经得起“二次革命”么

 

6月28起,埃及首都开罗再次爆发军警和示威者间的流血冲突,示威者一度再次占据了上次“革命”的“圣地”——解放广场,并包围内政部大楼,用石块与军警的催泪弹相互攻击,这是2月21日前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后,开罗街头发生的最大规模示威和冲突。

对于冲突规模和伤亡人数,各方面报道出入很大,少的说70-80人,多的则声称“上千”甚至“数千”,但示威的组织者是众口一辞的:系青年自由派组织“青年革命联盟”,该组织的核心,则是“尼罗河革命”最初的发起组织——“四月六日运动”。

这次冲突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四月六日运动”自6月中旬起便一再号召“挽救革命成果”,并将此次行动称之为“二次革命”。

尽管在国际间支持“阿拉伯之春”的舆论看来,埃及的“尼罗河革命”堪称典范,但对于“革命者”、尤其以“四月六日运动”为代表的青年示威者和部分自由派人士而言,这次“革命”却是成果有限:穆巴拉克虽然下台,原执政党也风光不再,但统治结构的核心,依旧是军官团-兄弟会这根埃及当代政治生活的传统中轴;由临时执政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兄弟会等主要反对党发起,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修宪公决,通过了9月举行立法选举、明年选出新总统,及给总统规定任期和连任限制等重要决定,但“四月六日运动”和部分自由派领导人却认为,匆忙修宪、选举会令他们准备不及,从而让军方和兄弟会占便宜,为此竭力抵制,却以失败告终。

埃及是西方的重要盟友,也是连接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纽带,西方在 “倒穆”后试图尽快稳定大局,因此对军方的“摄政”、兄弟会的参政,以及3月19日的修宪公投均持肯定、鼓励态度,而对于“四月六日运动”等发起“倒穆”街头运动的自由派群众组织,以及巴拉迪等自由派代表人物,则相对冷落,对这些人抵制公投、希望推迟立法选举以便“更好准备”的诉求不以为然。在这种背景下,以“革命功臣”自居的“四月六日运动”等早已表示不满,阿马尔日前曾造访巴黎寻求支持,被冷落后曾公开指责欧美“过河拆桥”,如今离选举日越来越近,在他们看来,如果就这样投入选举,军政府的支持者和兄弟会势必占据上风,而他们将被边缘化,打出“挽救革命”的旗号,力图将选举推迟,就成了他们眼中顺理成章的选择。

“倒穆”的成功让一些埃及人看到了街头运动的威力,自“倒穆”后,“到解放广场去”的尝试又一再得手:原本隐居在沙姆沙伊赫的穆巴拉克家族被送审,执政党被取缔,就在6月28日“二次革命”开始前几小时,全国1750个市镇委员会被作为“穆巴拉克的残渣余孽”宣布解散,这一切都让“四月六日运动”等抗争者坚信,自己的未来在解放广场,而不是投票站。

事实上这仅仅是个开始:“四月六日运动”已公开发出号召,称将在7月8日发起“空前规模”的抗议示威,而军方也通过FACEBOOKS和官方传媒,对“破坏稳定的行径”发出警告,更大规模的冲突一触即发。

穆巴拉克的倒台并未令导致埃及的根本社会症结——贫困、失业和经济低迷问题得到解决,自革命以来,外国投资锐减,经济雪上加霜,通胀如脱缰野马,临时政府片面依赖外援,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如今穆巴拉克已倒,执政党已散,甚至市政委员会也不复存在,可以说,除了军方,愤怒的青年们已再无替罪羊可找。

然而示威者本身并非没有隐忧:他们的实力已非“倒穆”时可比。

 “四月六日运动”固然是“倒穆”发起者,但事态扩大后的街头运动主力却是兄弟会支持者,而军方关键时刻改变态度,则是穆巴拉克倒台的关键点。如今的“二次革命”,发起者仅是“四月六日运动”等部分自由派和工团组织,昔日的“战友”和主力——兄弟会和军方却成了“革命对象”,曾在解放广场被刻意营造、渲染的教派和谐、各政治势力团结,如今却被教派冲突、各政治势力勾心斗角所取代。

还应看到,对“二次革命”,欧美媒体普遍态度谨慎,报道口径偏紧,只有来自两个海湾君主专制国家的媒体——迪拜的阿拉伯电视台和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一如既往地“支持革命”(海湾君主国对世俗阿拉伯国家的“革命”向来持类似立场)。和“倒穆”时不同,如今的埃及新闻开放度高,全球主流媒体均有稳定、可靠的新闻来源和信息通道,依靠“信息落差”营造“革命氛围”的故伎,怕是难以重施,7月8日的“大风暴”究竟将如何刮起、又将如何收场,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3月19日的公投中,近7成选民参加投票,约77%投票者支持修宪和如期选举,由此可见,“继续革命”的民意支持恐怕有限,大多数埃及人正如摩洛哥《真相报》文章所言,更希望民主通过选票、而非街头对抗来展现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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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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