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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暗杀公司”之纠结

美国究竟有没有“暗杀公司”(Assassination company)?

古巴已故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生前曾主动提及,自己“躲过了638次美国及其代理人的暗杀”,并透露了一些生动的细节,包括1965年一名化名“巴蒂”(Batty)的古巴裔女间谍、一名名叫“米勒”(Miller)的卡斯特罗保健医生,以及一名在卡斯特罗潜水服上做手脚的美国律师,等等(其中女间谍和保健医生最终都选择了倒戈)。这些故事虽然脍炙人口,但终究是古巴方面的一面之词,不免有夸大之嫌——即便没有夸大,这638次中哪些的确是美国或其直接代理人干的,哪些仅仅是古巴本土反对派或政敌所谓,恐怕也很难分清楚。

所幸,拜各路“泄密者”和美国秘密档案到期解密体制所赐,如今我们可以从美方档案中找到可资印证的材料,以核实古巴方面说法究竟有几分真实,以及,在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美国CIA“暗杀公司”,究竟是否靠谱。

1987年,前美国中情局(CIA)官员哈珀恩(Sam Halpern)就曾在接受历史学家韦伯(Ralph E. Weber)采访时就披露,早在1961年1月,即约翰.肯尼迪总统(John F.Kennedy)宣誓就职后不久,他就秘密委托中情局时任副局长比塞尔(Dick Bissell)和高级情报官员哈维(William Harvey )“设法建立一套对付外国那些令人憎恶对象的办法”,1975年在国会作证时,哈珀恩承认“确有此事,总统(原话是‘是约翰而不是他的兄弟罗伯特(Robert Kennedy)至少两次当面这样叮嘱”,他还补充表示,肯尼迪的“办法”不仅包括暗杀,也包括“把对手搞臭”和“让他丧失工作能力”,并称白宫为此组织了“特别小组”(Special Group),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时任美国总检察长的罗伯特.肯尼迪。

更早一些,上世纪70年代,在反战情绪高涨的背景下,美国参议院曾在爱达荷州参议员丘奇(FredChurch)领衔下,组成专门的“专责委员会”(SSCIA,也称“教会委员会”ChurchCommittee),花了60多天时间,传唤75名相关证人,了解和披露了一些原本鲜为人知的、CIA等美国情报机构针对外国政要的暗杀行为,被证实列入美国官方暗杀名单的,包括刚果(金)总理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南越领导人吴庭艳(Ngo Dinh Diem)兄弟、多米尼加共和国领导人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印尼总统苏加诺(Sukarno)、智利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当然,少不了还有菲德尔.卡斯特罗。“专责委员会”证实了至少8次针对卡斯特罗的未遂暗杀确实存在,但未能(或未敢)将授权策划实施这些暗杀行动的责任,直接归咎于时任美国总统,如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或肯尼迪。

2007年6月26日,CIA披露了令人震惊的、60年代初刺杀卡斯特罗计划——“家庭珠宝”文件(Family Jewels)。该计划显示,CIA曾经委托臭名昭著的黑手党“代劳”。

这份计划称,时任CIA局长、大名鼎鼎的杜勒斯秘密委托前联邦调查局(FBI)特工马修(Robert A. Maheu)“寻找合适人选”,在其默认下,马修找到了位列当时FBI“十大通缉犯”的意大利裔黑手党(Mafia)头目罗塞利(Johnny Roselli),马修和化装为“秘书”、实则是CIA作战支援部门负责人的奥康奈尔(James O'Connell),于1960年9月14日在纽约一家酒店秘密会晤了罗塞利,后者答应出手并索要15万美元报酬,但马修拒绝了这一要求。考虑到卡斯特罗上台后关闭了古巴全部赌场,损害了美国黑手党利益,罗塞利同意帮忙。

不久,马修在迈阿密海滩的枫丹白露酒店再次见到罗塞利,后者介绍了两名具体负责行动的黑手党徒,代号分别为“萨姆金”(Sam Gold)和“乔”(Joe),后来马修才知道,这两人分别是臭名昭著的黑帮头目詹加纳(Momo Salvatore Giancana)和小特拉费卡特(Santo Trafficante Jr.),其中詹加纳也在FBI“十大通缉犯”榜单上。

根据CIA安全办公室主任奥斯本(Howard J. Osborn)留存报告,詹加纳提出“在卡斯特罗饮食中下毒”,CIA同意这一计划,并为此提供了6种当时最先进的致命毒药。

这项计划因杀手关键时刻不敢下手、对方防范严密多次失败,最终在1961年4月“猪湾事件”失败,杜勒斯被迫下台后半途而废。

原本这项计划只有杜勒斯、马修、奥康奈尔等极个别人知道,但不久后马修被安排窃听喜剧演员唐罗万(Dan Rowan),唐罗万又被詹加纳怀疑和自己手下一名黑手党徒的女友有染。当见不得人的窃听计划曝光、牵扯到黑手党干将后,不懂“规矩”的唐罗万通过马修,试图让CIA和总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直接交涉,令检察官放弃起诉,结果事件差点当时就被曝光。

事情闹大后美国官方想把罗塞利驱逐出境,后者向CIA求援但吃了闭门羹,一气之下向专栏作家安德森(Jack Anderson)透底,1975年6月24-9月22日,他来到参院“专责委员会”作证,披露CIA的一些暗杀、颠覆阴谋,但就在作证前不久,他得悉詹加纳在伊利诺伊州家中被人神秘枪杀,感到不安的他离开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住宅,隐居迈阿密。

1976年4月23日,在被人匿名指控“曾有意暗杀肯尼迪”后,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专责委员会”面前。7月28日“专责委员会”再次试图联系他,但他失联,8月9日,他的尸体被一名渔民从迈阿密附近邓福林海湾一只55加仑钢制汽油桶中发现,死因是窒息。FBI迫不及待地给出“因争赌群殴被杀”的结论,尽管舆论一片哗然,时任联邦总检察长列维(Edward H. Levi)也指示FBI“严格调查”,但最终不了了之。

2017年7月至2018年4月,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Archives)解密了一批肯尼迪..时代有关秘档,其中披露了更多肯尼迪时代针对古巴领导人的一系列官方暗杀计划细节。

根据新近披露出的美方信息,“毒潜水服事件”的确是CIA策划实施的,此外他们还策划了一起在卡斯特罗雪茄烟中下毒的未遂暗杀行动。一位CIA官员当时的呈文中显示,在古巴,美国暗杀的对象并不仅限于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兄弟劳尔(RaulCastro)和大名鼎鼎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都在暗杀黑名单上。

汹涌的反对声浪,加上事实证明,针对外国军政领导人的暗杀行为收效甚微、甚至得不偿失,1976年在“专责委员会”使命结束后,时任美国总统福特(Gerald Ford)发布行政命令第11905号,其中第5(g)节“禁止暗杀”(Prohibition on Assassination)中明文规定,“任何美国政府雇员均不得参与或密谋政治暗杀行动”(No employe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hall engage in, orconspire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ssassination)。

事实上,“是否应对外国军政首脑实施谋杀”,长期以来就是美国军政负责人纠结的话题。

1943年4月14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官埃德温.T.莱顿海军中校(Edwin T. Layton)截获并破译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YamamotoIsoroku)行程电文,并建议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Chester William Nimitz)实施一次“军事刺杀”行动,使用战斗机中途拦截并击毙山本。当时尼米兹就曾因担心“谋杀外国军政领导人会被谴责为不道德”而一度犹豫,并指示海军情报部特种战活动处长拉迪斯拉斯.法拉戈(LadislasFarago ,《巴顿将军》(Patton:Ordeal and Triumph )的原著作者)“搜集古今这样做的先例”,后者提供了“被德国人绑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他其实是作战被俘)”、“德国人抓住后就杀掉的利奥波德三世(法拉戈搞错了,并没有这样一位国王)”和“1526年被谋杀的匈牙利国王”(指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II. Lajos,但他其实是在和奥斯曼土耳其作战失败撤退时,掉在河里淹死的)三个实际上都有漏洞的“先例”,最终说服了尼米兹。

在批准利用黑手党刺杀卡斯特罗计划时,杜勒斯也顾虑到“观瞻不佳”,亲笔在呈文中划掉了“消灭”(elimination)一词,改为“相对柔和”的“清除”(removal)。

1975年,肯尼迪时期曾在司法部工作的卡岑巴赫(Nicholas de B Katzenbach)曾公开为政治暗杀辩护,称“如果有人在1936年或1937年刺杀希特勒(Adolf Hitler)成功,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

自福特总统发布11905号行政命令、明文禁止官方针对外国政要刺杀行为后,多位美国总统相继发布类似行政命令,如1978年卡特总统发布“重塑情报结构”令(executive order with the chief purpose of reshaping the intelligencestructure),该令2-305节原封不动复述了11905号令5(g)节;1981年,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签署第12333号行政命令,重复了“禁止官方暗杀行为”的规则。由于此后再未出台类似行政命令或法令,程序上12333号行政命令至今仍然生效。

然而事实上,针对外国政要的暗杀行为并未真正绝迹。

最后一个签发“禁止官方暗杀”行政命令的里根,本人就是第一个“违反者”:1986年4月15日,为报复柏林迪斯科舞厅爆炸、导致美军伤亡事件,美军发起针对利比亚的“黄金峡谷”行动(Operation El Dorado Canyon),在行动中,由远在英国的空军基地派出F-111战斗轰炸机,使用制导炸弹“定点清除”了多座疑似时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住宅,但因后者行踪诡秘,这次行动只炸死了卡扎菲的养女。事后里根政府对“谋杀外国领导人”的指责顾左右而言他。

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声称,禁止暗杀的行政命令“不会阻止美国采取自卫行动”。尽管暗杀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等“无政府的”恐怖头目并未受到太多质疑,但2003年小布什却曾公开呼吁“杀死萨达姆(Saddam Hussein)”——而当时萨达姆仍是国际承认的伊拉克最高领导人。

一些分析家指出,1986年针对卡扎菲、1999年针对塞尔维亚时任总统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和2003年针对萨达姆的行动,虽然被“包装”改名,叫做“定点清除”,但实际上仍然是改头换面的政治暗杀,只是特工从直接动手改为给职业军人提供情报,武器从毒药、无声手枪改为无人机和精确制导炸弹、导弹,如此而已。

“维基泄密”(WikiLeaks)2017年披露了许多CIA特工用于政治暗杀的“新发明”,包括通过使用黑客方法入侵汽车控制系统,人为制造车祸,让目标“意外死亡”,等等。

现在似乎可以回答“是否存在美国暗杀公司”的问题了。

尽管肯尼迪时代的确曾出现过雇佣黑手党实施政治暗杀的行动,但这种“雇佣”并未支付报酬,而更像“黑吃黑”的政治利用。

2009年曝光的一些材料显示,“9.11”后美国秘密成立了以针对性暗杀(主要针对“恐怖头目”)为主要实施手段的“暗杀队”(assassination squad),由时任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直接领导。2009年,据称参与此计划的帕内塔(LeonPanetta)在国会作证时表示,CIA将“暗杀项目”外包给私人保安公司“黑水”(Blackwater),引发轩然大波,《大西洋》杂志惊呼“这是‘9.11’后最大秘密之一”,而两获“国家杂志”大奖的著名作家、《如何在美国实施谋杀》(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in America,)作者赖特(Evan Wright)指出,这“似乎标志着美国政府首次将暗杀‘业务’外包给私企”。在他看来,CIA直接实施暗杀“无论怎样微不足道,但至少形式上还能受到总统和国会监督”,而“外包”给私企后“行政和情报部门领导人就可以无拘无束、为所欲为”。

“暗杀公司”之说,到此时变得更加名至实归:“黑水”高级雇员普拉多(EnriquePrado)原来就是CIA间谍,改头换面成了“黑水雇员”。迈阿密戴德警署一个“联邦有组织犯罪调查组”曾发现,普拉多疑似和至少7桩神秘暗杀事件有关,但在他被捕或受审前夕,CIA直接施加干预,令调查被迫中辍。

对此曾任白宫顾问的梅迪什(Mark Medish)和麦克莱里(Joel McCleary)曾在2010年呼吁“打住”,他们表示,“暗杀公司”行为将令美国“回到政治暗杀泛滥的不确定时代,这不仅玷污了美国的国家声誉,也会遭至对手变本加厉的报复和反击,而美国情报部门并不能在这种局面下确保美国社会的安全”。

然而这管用么?

2019年,美国作家迈耶(ThomasMaier)在其出版的《黑手党间谍:CIA、黑帮、肯尼迪和卡斯特罗的内幕》一书中披露,2017年,特朗普总统(Donald Trump)在接受时任福克斯新闻评论员奥莱利(Bill O'Reilly)采访,被问及“为何要与涉嫌官方策划政治谋杀行为的俄罗斯和普京(VladimirPutin)做生意”时反问“难道我们美国在这方面就清白么”,令人担心“官方对政治暗杀放开手脚”的一天,是否会在不久后真的到来。

2020年1月3日凌晨,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Quds Force)指挥官苏莱曼尼准将(Qassim Suleimani)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被美国MQ-9无人机“定点清除”,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这次行动是典型的、针对外国军政要员的政治暗杀。与以往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随后公开承认了暗杀的策划、实施,并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甚至扬言会“再接再厉”。暗杀动用了美国情报机构和正规军的力量、技术,且在决策过程中一度完全绕开了参联会等“正常程序”,这让人不免担心,在特朗普时代,美国的政治暗杀会否变得比“暗杀公司”更无顾忌——不仅绕开“体制”的监督,而且旁若无人地直接动用国家军事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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