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暗杀的影响，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世纪英国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坚决反对政治暗杀，曾表示“暗杀从不会改变历史进程”；但美国畅销小说家斯蒂芬.金( StephenEdwin King )则认为，针对关键政治人物的暗杀很可能改变历史进程，如肯尼迪（John F. Kennedy）是否被成功刺杀，美国60年代以后的历史进程将大不相同，甚至世界格局都可能随之发生巨变。

事实上，政治暗杀的影响复杂多变，不能一概而论。

“因政治暗杀而导致重大影响和变化”的例子并不少。

一种情况，是被暗杀一方因暗杀的发生导致严重不利后果，如公元117年，东汉西北地区发生羌族先零部落起事，东汉负责弹压的度辽将军邓尚使用收买、反间手段，先后刺杀先零部落首领杜季贡、零昌，令事件得以平息；1582年6月21日，日本最强大的势力领袖织田信长父子在本能寺之变中同日被部将明智光秀杀害，看似强大的织田统治体系很快土崩瓦解；1867年11月19日，清军刘铭传部和东捻军任柱（任化邦）、赖文光部在江苏赣榆大战，东捻军在即将全胜之际，被刘铭传秘密收买的东捻军头目潘贵升突然从背后用刘秘密赠与的新式西洋手枪射杀东捻军头号勇将任柱，不但令清军在赣榆战役中转败为胜，也令东捻军军心动摇，此后接连惨败，两个月后便全军覆没；1914年“6.28”萨拉热窝事件，奥匈帝国皇太子费迪南夫妇（Franz Ferdinandand Sophie）遇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在大战后战败解体；1943年4月18日，记录有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视察行程的电报，被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破译，派出远程战斗机截击并击落山本座机，导致其死亡，此后日本联合舰队一蹶不振；1947年7月19日，缅甸著名政治家、独立运动领袖昂山（Aung San）在缅甸正式独立前夕被政敌刺杀，令独立后的缅甸政局长期不稳，并在1962年后进入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政府时代。

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被暗杀一方自身基础不稳，或对领袖人物过于依赖，一旦此人遭遇不测便会地动山摇。如奥匈帝国本身就是个“一个皇帝兼两国君主”的二元帝国，国内又有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号称“一个班的士兵间彼此都不一定能顺畅对话”，众望所归的皇储突然“消失”，国家又被拖入前途未卜的大战，后果当然可想而知；东捻军组织形式落后，军中原属河南、安徽的旧捻军余部和来自南方的太平军余部不合，旧捻军余部内不同“旗”也不团结，最有威信的任柱一死，全军也就土崩瓦解；先零羌内众多小部落各怀鬼胎，对与强大东汉帝国对抗缺乏信心，只是出于对血统高贵的零昌、能征惯战的杜季贡个人有信心才勉强追随，这两人一死，反汉的信心也就烟消云散；织田信长的统治体系本就是粗放和不完整、不稳定的，凝聚力维系在他个人的能力、威望和军事实力上，父子同日遇难，几个部将又各怀鬼胎，结果刺杀者明智光秀虽然很快失败，但织田体系也就此瓦解；昂山在本党内本就拥有最崇高威望，他的6名主要助手又在同一场刺杀中全数遇难，造成群龙无首，自然会给政敌以可乘之机；刺杀山本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Chester William Nimitz）曾一度犹豫，主持电文破译的情报官莱顿海军中校（Edwin T. Layton）通过分析令尼米兹相信“一旦山本死去，可能继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的几个人选能力都远不如山本”，刺杀会严重削弱日本海军的战斗力，最终促使尼米兹下定刺杀决心。

另一种情况则正好相反，刺杀反倒令被刺杀一方得利。如1793年7月13日，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Club des Jacobins）代表人物马拉（Jean-Paul Marat）被政敌吉伦特派（La Gironde）所遣女刺客科黛（Charlotte Corday）所刺杀，刺杀的直接后果，反倒令雅阁宾派权力更加强化，并导致吉伦特派的灭顶之灾；1978年11月27日，美国旧金山市长莫斯康（George Moscone）、旧金山市监督员米尔克（Harvey Milk）因支持女权和同性恋维权，双双被政敌怀特（Dan White）刺杀，但此举反倒令当地乃至整个北美女权、同性恋维权运动更趋高潮；1981年10月6日，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Mohamed Anwar el-Sadat）在阅兵时被多名对埃及与以色列媾和心怀不满的士兵枪杀，但密谋者所期待的“大乱”和埃及-以色列和议破裂结果，却一样也未发生，相反，萨达特的继任者穆巴拉克（Muḥammad Ḥusnī Sayyid Mubārak）此后持续统治埃及长达30年，埃以和约则一直稳定至今。

 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被刺杀一方拥有庞大坚实的群众基础，或/及拥有较为“多头”的领导体制，一两位领导人即便发生意外，非但不会影响全局，反倒会令“战友”们产生敌忾之心，结果就只能令刺杀者事与愿违。前述几个例子中，雅各宾派真正的核心首脑人物并非马拉，而是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马拉之死非但不能动摇雅阁宾派根基，反倒会令罗伯斯庇尔更加坚定地排斥异己；北美70年代兴起的女权、维权运动本就是典型的“有组织无纪律”、多头多中心运动，一两名代表人物被刺杀，反倒会让他们被志同道合者“封圣”，刺激后者强化行动力；萨达特虽然是强权人物，但他的背后，却是一整个稳定、庞大的军官团阶层，是一大群埃以和约的既得利益者，他的遇刺不可能改变军官团主政的大局，却足以让后来者引以为鉴，更加谨慎地维护既得利益。如果暗杀事件本身就成因可疑，主持追查者早有准备，借机“带节奏”，则这种“看上去和刺杀意愿相反”的结果，就更不会有多少悬念。

更多的政治谋杀则正如迪斯雷利所言，对历史进程并没有重大影响。其中最典型的，是1865年4月14日，代表“废奴主义”的美国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遇刺身亡，此事既未能挽回南北战争中南部邦联的败局，也无法逆转“废奴”的历史进程；1936年日本“二二六”政变中，持狂热军国主义思想的“皇道派”青年军官刺杀了多位重量级军政要员，但二战失败、人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吃惊地发现，当时不论谁胜谁败，谁死谁不死，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加速军国主义化的进程，也不会对日本侵略亚太国家、挑起战祸并最终引火自焚的历史进程，构成多大的干扰和转变；1948年1月30日，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Gandhi）被狂热的印度教极端分子、印巴分治反对者戈德斯（Nathuram Godse）刺杀，但此举丝毫未能改变南亚次大陆的政治进程——甘地的印度国大党依旧执政，印度和巴基斯坦也照样分裂为两个国家。

在历史长河和天下大势中，再伟大的个人，也终究不过是一粒细沙，倘若这粒细沙在被刺杀时，并未恰巧处于“秤砣虽小、能压千斤”的关键点位，刺杀的成败即便一时引发不小的喧嚣，待“今天成为过去，过去成为记忆的片段”，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它并未对历史进程构成如何重大的改变。

更多时候，政治谋杀的影响不论事前、事后，都会见仁见智、争议不绝。以肯尼迪遇刺为例，时至今日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他的遇刺身亡究竟有没有对美国暨世界现代史进程构成决定性重大影响，仍然难有共识和定论。

某种意义上，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名剧《哈姆雷特》（Hamlet），是围绕着前后两起虚构的政治谋杀展开全剧故事情节的，“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对于同一个政治刺杀行为而言，不同思考模式的人即便在行动开始前，也会有迥异的判断。以持续多年、最终以1944年“7.20”事件失败而告终的刺杀希特勒（Adolf Hitler）密谋为例，这次蓄谋已久的政治刺杀之所以“拖泥带水”，关键在于参与者人数众多、来源庞杂，且对刺杀成功的后果看法存在极大偏差，有人认为“希特勒一旦被杀，德国军官团就可以卸除‘宣誓效忠’的责任包袱，从而心无旁骛地投身于盟军媾和的使命”，有人却担心“希特勒被刺杀不会改变盟军对德国的政策和战略，却会令战败后的德国人像一战失败后那样，将自己忍受痛苦的罪责归咎于‘密谋破坏分子’，却把希特勒捧为‘英雄’”，从而令德国二战后重蹈一战后覆辙。这种密谋集团内部的严重意见分歧，令刺杀行动拖拖拉拉且相互掣肘，最终导致了极为悲惨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