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年，中国驻乌干达、肯尼亚、马里等非洲国家大使馆对前往这些国家的中国游客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及中国和当地相关法律法规，切勿购买和往国内携带一些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并特别提到了鸵鸟蛋和犀牛角。

作为一名“老非洲”，对这两种非洲野生动物制品并不陌生：在我工作和生活过的许多非洲国家，如马里、尼日利亚、多哥、科特迪瓦、贝宁，普通的工艺品市场上都不难买到鸵鸟蛋制品，价格也并不贵，尽管《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早在1975年7月1日即生效，但在马里等一些国家，鸵鸟蛋还是可以合法买卖的，进出马里的国际航班通常也不会理会乘客携带的鸵鸟蛋制品。我曾在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一个艺术品市场见到卖鸵鸟蛋的，价格不过折合人民币十几元、甚至几元；犀牛角则完全不同，自我有“非洲记忆”起，他就是人所共知的违禁品，我从未在任何非洲工艺品市场见到过它，只有黑市掮客才会兜售它，价格则动辄数百、甚至数千美元。我在贝宁工作时，曾有人出价2000人民币（当时不是笔小数目）托回国的伙计（我认识）带一对犀牛角回国，结果人回去了，犀牛角却在转机巴黎时，被当地安检员从托运行李中硬掏出来，这位伙计后来告诉我们，他听见机场广播找他，吓得赶紧堵住耳朵——因为去了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对我们这些“老非洲”而言，“犀牛角不能碰”，已经是一个常识问题了。

据说只有出产于撒赫勒地区（即非洲撒哈拉沙漠一带）的巴巴里鸵鸟蛋才有制作成收藏品的价值，工艺品贩子们把鸵鸟蛋抽干，用吹管小心翼翼地洗干净里面，然后在外面刷上一层清漆，再配个红木支架，一件鸵鸟蛋工艺品就算大功告成。西非加纳等一些国家尽管不出产鸵鸟蛋，却热衷用舶来的巴巴里鸵鸟蛋制作彩绘工艺品，加上富有非洲特色的彩绘纹饰，一件鸵鸟蛋工艺品可以多卖不少钱。

但总体上看，鸵鸟蛋工艺品并非收藏界热衷的东西，尽管事实上国际航班对它管制并不算太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被抽成空壳的鸵鸟蛋易碎，另一方面则是它如今并不“稀罕”：在世界许多国家，鸵鸟被作为肉用家禽大量养殖，鸵鸟蛋也就见怪不怪了——谁能分得清哪只鸵鸟蛋制品是用家养鸵鸟蛋制作、哪只用的是野生鸵鸟蛋？因此，古代收藏保存鸵鸟蛋工艺品者本就不多，野生动物保护理念蔚然成风的今天则更少。

不过另一种鸵鸟制品——鸵鸟羽毛，则千真万确曾经价值不菲。

早在距今4000年前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亚述时代，能制作精美服饰，如帽羽和披风、大氅装饰品的鸵鸟羽毛，就成为贵族们趋之若鹜的高档装饰品，腓尼基文字中有“鸵鸟羽毛和等重的黄金价格相当”的记载；13世纪十字军东征，参战的西欧王公贵族纷纷把绚丽的鸵鸟羽毛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内，装饰自己和妻子、情妇，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和爱德华六世（Edward VI），流传至今的肖像画中，许多都佩戴着鸵鸟羽毛。

19世纪，鸵鸟羽毛再度被英国王室和贵族的所谓“维多利亚时尚”所炒热。1852年，俗称“铁公爵”的英国名将惠灵顿公爵元帅Field Marshal His Grace The Duke of Wellington在伦敦举行葬礼，拉灵车的12匹黑马都用大量黑色鸵鸟羽毛装饰，150万英国人观看了这场盛大葬礼，并牢牢记住了鸵鸟羽毛的排场，此后欧洲一些王国的禁卫军开始使用鸵鸟羽饰作为军服的一部分，而法国则自1860年起规定，法官上庭用的法袍和法帽要以鸵鸟羽毛装饰，这个习俗在一些前法国殖民地国家至今仍在延续，2004年我在贝宁科托努上庭应对一桩劳务纠纷官司，主审法官和双方代理律师就都穿着造型奇特的带鸵鸟羽毛装饰黑色法袍，当时气温高达35°C以上，给人的感觉颇有些滑稽。

随后，自1863年开始，鸵鸟羽毛成为全欧名媛的最爱，如果帽子上没有装饰鸵鸟羽毛，她们甚至觉得羞于抛头露面。

制作鸵鸟装饰品所用的鸵鸟羽毛，同样以巴巴里鸵鸟的羽毛为上，为此法国人专门组织了“猎鸵鸟队”，前往当时法国殖民地——法属西非的沙漠猎捕鸵鸟，拔下羽毛，用骆驼商队运到北非的阿尔及尔或突尼斯港，再用船运到法国，然后转运到鸵鸟羽毛售价最高的地方伦敦牟取暴利。

英国人不甘心被法国人如此“恶宰”，就试图在远离撒赫勒地区的开普殖民地（今天南非开普省）养殖巴巴里鸵鸟。他们派出一名殖民地军官桑顿（Russell Thornton）率领一支特遣队前往今天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边界一带一个叫扎里亚的地方，先用高价非法购买甚至盗窃了一些巴巴里鸵鸟，在法国殖民军和当地人一路追杀下，将它们运到今天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港，再装船运到开普的奥德修恩（Oudtshoorn）地区。这批最早的“南非巴巴里鸵鸟”据说只有156只。

由于鸵鸟受惊后会弄碎自己的蛋，最初鸵鸟养殖十分困难。1869年，开普农场主亚瑟.道格拉斯（Arthur Douglass）发明鸵鸟孵蛋机，从此人们可以直接用机器人工孵化，鸵鸟养殖效率大为提高。

至19世纪末，鸵鸟羽毛成为南非仅次于黄金、钻石和羊毛的第四大出口产品，许多欧洲人不远万里来到奥德修恩，其中就包括从当时沙俄占领下的立陶宛逃来的300户犹太人。这些人定居奥德修恩，以养殖鸵鸟和贩卖鸵鸟羽毛牟取暴利，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每对鸵鸟价格高达1000英镑，鸵鸟羽毛畅销“新旧世界”。1912年，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沉没，和众多遇难乘客一同沉入冰海的，还有许多珍贵的货物，其中价值最高的正是一堆鸵鸟羽毛——它们的投保总额按今天币值计算高达230万美元：因为女帽羽饰热，当年欧美淑女几乎人人都有好几顶装饰着鸵鸟羽毛的帽子，有的帽子上羽饰之茂盛，宛如顶着整只鸵鸟，1912年时只有钻石的价格超过鸵鸟羽毛。

狂热的南非立陶宛犹太人开始大肆扩展养殖规模，并出手大方地用“鸵鸟红利”在奥德修恩盖起一座座由布洛克 （Charles Bullock）、华莱士（George Wallace）和维克博克斯（JE Vixeboxse）等世界知名设计师设计的“鸵鸟宫殿”（feather palaces），其中最豪华的一座“鸵鸟宫殿”，属于被称作“鸵鸟羽毛男爵”（Feather Baron）的麦克斯罗斯（Max Rose）——此人1890年抵达这里时还是个穷光蛋，全部家当只有几个口袋，十年后却成了世界级富豪。

就这样在地图上原本都找不到的奥德修恩，成了名噪一时的“小耶路撒冷”，被“财富效应”刺激起来的当地人也纷纷放弃养羊，加入到养鸵鸟拔毛的行业，憧憬着一本万利的好日子。

然而1915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原本时尚高雅的羽饰帽子，仿佛一夜间变得不合时宜，淑女们纷纷脱下长裙，洗净铅华，换上便捷朴素的制服，奔上救护、军工生产和维持交通秩序等需要的岗位，鸵鸟羽毛这种“上不得班、挤不得车”的饰品，刹那间就和那些夸张的女帽一起被时代所淘汰，且在战争结束后也再未能复苏。

鸵鸟羽毛的大流行就这样戏剧性结束了，“鸵鸟男爵”从穷光蛋到亿万富翁花了10年，从亿万富翁到穷光蛋只花了不到4年。

至今奥德修恩还是全球鸵鸟养殖的圣地，但大多数鸵鸟变成了“肉用鸵鸟”，鸵鸟羽毛的主要客户，则变成了德国慕尼黑的宝马BMW汽车厂：生产线上用于给汽车除尘的设备，需要使用大量鸵鸟羽毛，且每半年就要更换一次。

至于犀牛角，它成为收藏品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的“锅”。

中国人很早就喜欢犀角制品，当时使用的是亚洲犀牛。距今6000-7009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迹中就出土了5个犀牛遗骨，甲骨文中也有猎捕犀牛的许多记载。《韩诗外传》记载称，周文王的重臣姜尚为麻痹纣王，曾让“文王八士”之首的南宫适出使当时盛产犀牛制品的义渠“得骇鸡犀以献纣”。

春秋战国时期，犀牛角被制作成酒杯、带饰品，以及头盔上的装饰。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随葬品清册说，随葬品有“木文犀角”，《汉书》说南越王国曾进贡汉文帝，一次就进贡了十支犀角。当中国本土的犀牛因过度猎杀几乎销声匿迹后，来自条支（今两河流域）、大秦（古罗马，犀角可能来自非洲）的外国犀角源源流入。

犀角在中国的兴盛一时，导致宋代专门设立了宫廷的“牙角作坊”（牙即象牙，指专门制作象牙和犀角制品的作坊），制作犀角带和犀角杯。《续夷坚志》说，南宋孝宗一条装饰有犀角南极仙翁像的衣带堪称国宝。元明清三代，大量犀角通过海道流入中国，在广州等地形成了规模不小的犀角雕刻行业。

由于中国古代有实际上并不正确的“犀角杯可以鉴毒防毒”传说，近代又莫名其妙地声称“犀角磨粉入药可以壮阳”，导致本就珍稀的犀角更加奇货可居，本土犀牛杀完后，一些不法者又开始把魔爪伸向南亚、非洲，对此，一些有见识的国内收藏家曾多次呼吁收藏爱好者“远离犀角制品”，因为犀牛不像鸵鸟，是无法驯化和大规模养殖的动物，犀角一旦拔掉就不能重生，也不像鸵鸟每年可以换两次毛，一只或一对犀角，就意味着至少一头犀牛的生命，因此在人们认识到动物保护的重要性后，犀角工艺品的收藏，也势在必然地走向穷途末路。

关于鳄鱼皮制品

非洲国家马里首都巴马科市的工艺品市场，特色工艺品琳琅满目，但最热门的只有两种产品，一是马里银饰，二是鳄鱼皮手袋，就是用整块鳄鱼皮制作的手袋，袋口是用整个鳄鱼嘴制作的，远看很精巧，近看却不免粗糙，价格折合人民币不过几百元。

“巴马科”是班巴拉语“三只鳄鱼”的意思，城徽就有三只鳄鱼的醒目标志，鳄鱼皮手袋号称是用野生鳄鱼皮制作的，因此如此粗糙的制品才会吸引众多欧美游客购买——当然，同样因此连年被欧洲声势浩大的动保主义者“吊打”。

其实作为奢侈品和装饰品，鳄鱼皮的消费历史并不算长。

在古代东亚，鳄鱼皮曾作为刀鞘用皮，但流行和名贵程度，远不如纹理更为美观细密的鲛鱼皮。公元19世纪初，西班牙和法国的女装时尚界突然流行起与裙装搭配的皮质手袋，鳄鱼皮作为高档手袋用皮的一种开始流行。最初的鳄鱼皮都是捕猎野生鳄鱼所得，主要是来自加勒比海的古巴鳄。

鳄鱼皮的消费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古巴鳄很快供不应求，法国人很快开始在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动手，开始捕捉当地的淡水鳄和咸水鳄，至18世纪末，非洲法语区的鳄鱼捕猎和鳄鱼皮工艺品制作“蔚然成风”；随后，法国人发现，其占领的印度支那殖民地（今天的越南和柬埔寨），当地的暹罗淡水鳄虽然体型较小，但皮上纹理更为细腻美观，皮革加工也更方便，适合制作更精巧的手袋，因此开始捕杀暹罗淡水鳄；英国人也不甘寂寞，他们发现，澳大利亚的北领地盛产湾鳄、澳洲咸水鳄和澳洲淡水鳄，同样适合制作手袋，其中澳洲咸水鳄的皮特别柔韧，是最适合加工的鳄鱼皮，且制作的手袋软硬适中，受到欧洲女性特别欢迎。

二战结束后，时装产业和时尚产业的大发展，让依托手袋业起家的鳄鱼制品产业大为兴盛。上世纪40年代末，伊夫圣罗兰成为首个推出品牌鳄鱼皮手袋的主流时装品牌，路易威登、爱马仕、古驰等也不甘示弱，随后跟进。

前面提到的“巴马科手袋”只是鳄鱼皮手袋的低端无品牌制品，制作粗糙，有一股怪味，使用的是不便加工的尼罗鳄，这种皮较硬，不便加工，在爱马仕等大品牌那里，通常只会用于制作鳄鱼皮皮鞋、皮带。

真正高档的鳄鱼皮，一厘米的市场价就高达9-10美元，制作一只高档手袋通常需要40厘米左右的鳄鱼腹部皮，由于切割不便，加上缝制会造成不少损耗，有时为制作一只手袋，需要杀死3只成年鳄鱼。

主流时装品牌制作的鳄鱼皮手袋，鳄鱼皮纹理清晰可辨，但经过加工后手感不软不硬，色泽光鲜绚丽，也完全没有“巴马科手袋”那种令人不适的味道——当然，价格也足以让人连呼“肉疼”。在国际时装界，鳄鱼皮手袋的市场占比还不到1%，但影响却不容小觑。如今在全球，“提供”鳄鱼皮的国家有几十个之多，涉及23个品种的鳄鱼，在一些著名的鳄鱼皮产地，如澳大利亚的北领地，鳄鱼皮年产值近20年来始终维持在1亿美元以上。

过度的滥捕滥杀导致一些鳄鱼品种（如暹罗淡水鳄）被捕成了濒危，加之战后、尤其近年来保护野生动物、反对滥捕的呼声渐高，澳大利亚北领地、墨西哥、东南亚等鳄鱼皮主产地开始推广鳄鱼养殖业，目前流行的是所谓“半养殖”，即捡拾鳄鱼蛋孵化，进行“有控制的散养”，而杀死鳄鱼、取皮和切割，则完全沿用了古老的“猎杀”手段，尽管许多产地煞有介事地冠以了“人道捕杀”的名目。

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出台，至今已有164个国家成为签约国，自此之后，但凡不带有CITES认证标志的鳄鱼皮制品，都会被各国海关没收，甚至被许多国家视作刑事犯罪。

但这种做法被不少动保主义者抨击为“虚伪”：被打击和严禁“带上飞机”的，只有类似“巴马科手袋”这类粗糙、低端、“野生”、无品牌的“土特产”，而那些站在产业链顶端的古驰、爱马仕鳄鱼皮手袋，却无一例外挂着醒目的CITES标志——用于制作这些真正奢侈品的鳄鱼，并不比制作“巴马科手袋”的同类死得更“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