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中国和德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发出“希望同中方加大努力，推动年内完成欧中投资协定谈判”的呼吁，一时间让许多人对“后特朗普（Donald Trump）时代中欧互动的进展看高一线。

 

德国总是最积极

 

正如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所在地）一些欧洲议员所言，在发展和中国间经贸关系方面，德国是近来最积极的欧盟国家。

作为当前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在新冠疫情肆虐、国际间交流遭遇诸多不便情况下，仍努力促成中国和欧盟间进行更多高层交流。9月，在德国促成下，中国和欧盟及德、法等国领导人举行了一次视频会议，确认了彼此间愿意在2020年底前达成中欧投资协定的意愿。11月23日，中国外长王毅和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尔（Josep Borrell）等举行了电话会议，双方再次确认了“有意愿推动尽快达成双边投资协议”的共同意愿。正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丰特莱斯（Josep Borrell Fontelles|）所言，达成这一协议“将为中欧在关键领域的合作提供体制框架和良好前景”，而德国无疑在其中起到牵线搭桥的积极作用；11月24日中德两国领导人的电话会谈，则再次表明了德方对促进“后特朗普时代”中欧互动的积极性。

与之相适应的则是德国大企业和商界的热情。

德国支柱行业之一——汽车业，大众、宝马和戴姆勒等纷纷喊出“中国市场第一”的口号，戴姆勒CEO卡列尼乌斯（OlaKällenius）直言不讳地表示，鉴于中国是戴姆勒集团营销和利润的支柱，“任何与这个市场保持距离的意见都是不值得听取的”。

道理是明摆着的：作为欧盟各国中经济情况最好、出口形势最佳的德国，没有理由和一个欣欣向荣、潜力巨大的市场拉开距离。

11月25日，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鉴于“后特朗普时代的到来”和“新冠疫苗所带来的的希望”，上调了全球经济增速预期：2020年全球GDP将负增长3.7%，其中美国-3.6%，欧元区-7.4%，而中国将增长2.2%；2021年，美国、欧元区GDP增速将分别恢复到4.0%和5.6%，而中国则将出现9.5%的高速反弹。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出现较强“发展与中国间更多互动”声音顺理成章，而这种声音通过德国对欧盟、尤其默克尔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德国人冯德莱恩（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欧盟总体和中国保持“相向而行”。

当然，德国是最热衷“人权外交”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国内和执政党、内阁中，也不乏对默克尔“绥靖”的指摘，但即便如此，支持“默克尔风格”的人仍能找到辩护的理由——作为“真诚的老朋友”，中方显然在倾听默克尔的“人权絮叨”时，较倾听欧美其他国家领导人更有耐心得多。

 

正向和负向

 

认为“后特朗普时代”中欧互动将更积极者认为，总体上拜登较特朗普更“常规”，不会轻易牺牲国际惯例和贸易利益和中国打贸易战，也不会以此向欧盟和其它贸易伙伴施压，逼迫它们“选边站”，这将给欧盟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留下更大回旋余地和更多灵活性。

一些分析家指出，11月15日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重大阶段性成果，会对欧盟产生刺激。在特朗普时代欧盟弥漫的保护主义情绪和中欧经贸关系“冲高回落”影响下，东盟2019年已取代欧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欧直接投资总额已从历史最高（2017年）的184.6亿美元，骤降至2019年的75.8亿美元。中国贸促会（CCPIT）2019年5月《2019/20年度欧盟商业环境报告》指出，一年内中国企业对欧盟投资信心直线下降，以欧盟为第一投资目的的公司数同比减少达78.63%。这些分析家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将刺激欧洲各国加强与中方互动、合作。就在RCEP签字同一天，德国《商报》发表社论，指出RCEP应该唤醒西方，“欧洲不应远离亚洲机遇”、“对欧洲而言，最便捷的方法是尽快签署中欧投资协定”；德国新闻社（DPA）也表示，“年内达成协定可期”。

但持相反意见者指出，传统上美国民主党实际上较共和党更不热衷于自由贸易，而更容易受热衷贸易、就业和市场保护主义的工会分子影像，而当选总统拜登（Joe Biden）日前宣布的首批“影子阁员”名单充斥奥巴马时代“老人”，其“影子国务卿”林肯（Antony Blinken）更以熟悉并注重美欧关系著称，未来美欧关系可能会摆脱特朗普时代的“相互别扭”，一度受影像的跨大西洋双边经贸合作将得到很大程度恢复，此长彼消，“中国砝码”的分量也会相应下降。

更有人指出，德国和默克尔在对华投资、贸易方面，在欧盟“曲高和寡”，因为大多数欧盟国家是“净进口国”，缺乏和德国在这方面的共鸣，而近年来一直跃跃欲试、想攘夺欧盟话语权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极力主张“欧盟对华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事实证明，在布鲁塞尔颟顸拖沓的决策体系下，“要求同一个声音”往往意味着“永远不可能有同一个声音”。

更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中欧投资协定并非如某些人所理解的，是一个旨在推动、促进双边经贸、投资发展的，类似RCEP的双边贸易协定，而实际上是一个协调欧盟各国政策、统一制订并执行中国在欧投资、并购“规矩”的限制性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龙的协议”，而非“默克尔的协议”，指望通过这一协定促进中欧经贸投资关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只怕有些南辕北辙。

更多欧洲观察家认为，“后特朗普时代”国际经贸关系不确定性增加，欧洲应“推动中美欧三角关系的尽快形成”，而不能一味看美国眼色行事。如法国左翼智库EuropaNova总裁西蒙诺（Denis Simonneau）日前就指出，不论特朗普或拜登，都不会带领美国重返昔日“大西洋优先”的原则，而会将更多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到亚太方面，“欧洲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换个总统就会出现一个和谐的泛大西洋关系”，鉴于此，欧盟除了积极发展与中国间互动，尽快形成“欧美中‘大三角’关系”外，几乎别无选择。

 

且战且走到年终

 

在整个2021年，尤其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日之后，欧盟许多国家、政要在对华互动方面，似乎处于一种“且战且走”的状态：一方面，承认中国在疫情应对、经济和就业状况、市场等方面表现优于全球大多数经济体，承认中国在RCEP等国际经贸合作领域已占据“制高点”，认为应该“向前一步”；另一方面，却又继续带有“高人一等”的惯性错觉，对中国的成就难免产生某种微妙“醋意”，近来不仅在经贸、而且在人权等其它领域，欧盟发出的“刺耳”声音明显增多。

2020年即将过去，明年德国将会把轮值主席国交卸给葡萄牙和斯洛伐克，而“欧洲政坛常青树”默克尔也很可能完全退休，届时中欧互通向何处去，恐怕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