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围绕韩国“素媛案”主犯赵斗顺获释的是是非非，引发全球公众对使用化学阉割惩治性犯罪者，防止其出狱后再犯同样罪行这一司法构想和实践的浓厚兴趣和热烈争论。

所谓“化学阉割”，实际上是定期向罪犯注射一种雌激素类药物，使之睾酮水平处于临界线以下，在生理上无法对他人实施性侵犯。曾经使用过的化学阉割药物，包括乙基己烯雌酚、甲羟孕酮醋酸酯等，而当前最为常用的，则是乙酸亮丙瑞林。

所有用于化学阉割的药物，其原理都是通过激素抑制化学阉割对象的性欲和性反应，使之在生理上无法完成对受害者的性侵犯。化学阉割和物理阉割不同，效果不是永久性的，通常3-5年后效果会大幅减退，需要再次实施，且还伴有骨质疏松、心血管类疾病、抑郁症、潮热、贫血等副作用。

最早在临床上实验使用“化学阉割”是在40年代的英国：1944年，英国警方使用乙基己烯雌酚对“涉嫌不当性行为”者进行“治疗”，以替代判刑入狱，但因“出现意外情况”而被“叫停”，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有小道消息称，被“治疗”者之一，是世界杰出的密码学家、电脑语言先驱图灵（Alan  Turing），据传他因当时被认为离经叛道的同姓性行为遭此“治疗”，却因抑郁症等副作用而自杀（官方记述称他1954年误食毒苹果而死，但许多人相信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化学阉割远离司法领域，主要用于对性癖症患者的自愿治疗。如在美国，1966年莫尼（John Money）在临床引入醋酸甲羟孕酮注射，以治疗恋童癖者，但这种治疗是自愿性、非司法性的。但即便如此也曾出现一些不利传闻，如2019年1月，前著名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医生默里（Conrad Murray）就曾宣称，当时刚刚去世的迈克尔.约翰逊父亲乔.杰克逊（Joe Jackson）曾在儿子青春期给其实施化学阉割，目的是让其变声期消失，永远保持高亢清亮的童声。

化学阉割再次被司法界关注，是在1981年，这年加拿大魁北克省拉瓦尔大学化学家加涅（P. Gagne）对48名长期性变态成癖者实施为期12个月的甲羟孕酮醋酸酯注射试验，记录称“其中40人减少了对异常性行为的渴望、减少性幻想、更容易控制性冲动”，随后加涅在报告中建议司法当局用化学阉割惩治恶性性犯罪者，使之刑满释放后不易重犯。

1989年，比利时恋童癖杜特鲁（MarcDutroux）因伙同妻子绑架、性侵6名少女（其中4人死亡）被指控，因为司法系统的漏洞曾多次出狱后再犯，引发公众对恋童癖罪犯实施化学阉割的强烈呼吁，瑞典、德国先后在2000年以前，法国在2005年起将化学阉割引入司法程序。2007年，英国时任内政大臣里德（John Reid）将化学阉割引入司法系统，自愿接受化学阉割者可获得有条件假释；2008年，葡萄牙在3个监狱尝试推广化学阉割，自愿接受化学阉割试验的性犯罪者可以获得缓刑；2009年9月25日，波兰成为第一个立法通过化学阉割惩戒规则的东欧国家（2010年6月9日生效），任何犯有企图强奸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罪犯都可能被强制实施化学阉割；2012年3月6日，摩尔多瓦立法通过对企图强奸未成年人罪犯实施强制性化学阉割的规则（2012年7月1日生效）；2012年6月5日，爱沙尼亚立法通过将化学阉割引入司法程序，但仅限于对“轻微性犯罪者”，且强调“自愿”原则；2013年11月，北马其顿引入对未成年人性犯罪者实施强制性化学阉割的法规。

在美国，最早将强制化学阉割引入司法惩戒体系中的是加利福尼亚州。1996年，该州修改刑法第645节，规定第二次对13岁及以下未成年人实施性犯罪的累犯，只有强制实施化学阉割后才能被假释，有趣的是，修改条款规定，罪犯可以选择不假释或“物理阉割”，但迄今选择“物理阉割”者数量为零。

1997年，佛罗里达州通过《规约》第794.0235条，效仿加州规定了对性侵未成年累犯的化学阉割强制处罚。

此后至2019年，先后有乔治亚州、衣阿华州、路易斯安纳州、蒙大拿州、俄勒冈州、得克萨斯州、威斯康辛州、阿拉巴马州通过了对性侵未成年人的累犯实施强制性化学阉割的州法规。

各允许使用化学阉割方法惩罚性犯罪者的州中，只有加州规定无需对罪犯进行精神测试，即可直接进行化学阉割处置。目前美国各州所实施的化学阉割不论强制或自愿，都是作为犯人保释的交换条件存在的。2018年，俄克拉荷马州议会试图推动将化学阉割作为附加刑，强制对服刑中的恋童癖累犯实施，如果成功将是一次首创。但截至目前该法案仍未能通过。

在欧美以外，俄罗斯（2011年）、韩国（2011年）、印尼（2016年）等国先后批准对严重性暴力犯罪者或针对未成人性犯罪者实施强制性化学阉割，以色列（2009年）、澳大利亚（2010年）、阿根廷（2010年）等国则规定，法官可以裁定犯有性侵类罪行的罪犯以自愿接受化学阉割的做法换取假释。

虽然推动在司法领域普及“化学阉割惩戒”的呼声十分高涨，但各国实际实施化学阉割、尤其强制性化学阉割的案例却少之又少。

在美国，美联社2018年走访各州监狱当局时发现，过去十年间蒙大拿州和路易斯安纳州接受化学阉割的恋童癖罪犯各仅一人，而加州号称“最敢于使用化学阉割手段对付恋童癖的州”，截至目前实施对象也不过两名而已。

在英国，自2007年引入“自愿化学阉割换假释”至今，接受化学阉割的性罪犯仅约120名，而同期“注册在案”的曾因性犯罪而定罪服刑者总人数却高达7万人以上。

而在其它引入“司法性化学阉割”的国家，接受化学阉割者更少，有些仅象征性的一、二名。

一些“伦理学家”认为“采用这种控制性药物强制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不人道”，美国莫尔德黑州立大学教授格林（William Green,）曾撰写一本专著，称化学阉割会给恋童癖罪犯带来诸如体重增加、潮热、骨质疏松等各种副作用，日前一名化名“戈登”、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50岁恋童癖（1990年因性侵包括8岁侄女在内多名幼女被捕判刑26年，2006年接受化学阉割换取保释）在网络上哭诉“我不是怪物，我只是个做过坏事的好人，我不应受到这样的区别对待”。

对此支持采用和推广化学阉割的人士指出，恋童癖不仅仅是犯罪，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难以抑制的精神病态，罪犯一旦重返社会，有很大几率再犯，“对他们的宽容就是对未成年人的残忍”

支持引入“司法性化学阉割”者认为，化学阉割可有效减少涉性罪犯刑满释放或假释出狱后重复犯罪，从而增强社会安全感。他们往往援引瑞典和丹麦的一份临床试验数据，那份数据称，实施化学阉割后，刑满释放或假释的性罪犯，其“再犯罪率”降至5%，而不实行化学阉割则高达40%。

但对于这种说法，很多研究者不以为然。他们指出，绝大多数引入“司法性化学阉割”的国家或地区，不论强制、自愿，都实行的“化学阉割换保释”之类政策，接受者为获得有条件自由，难免隐瞒自己内心真实意图，只挑“好听的说”。

还有一些人从技术上提出了自己的顾虑：化学阉割不是真正的“阉割”，而只是定期注射抑制睾酮水平的药物，由于不能“一劳永逸”，对恋童癖实施化学阉割的成本不菲，而相关技术至今尚不能说完全成熟，效果因人而异，有些接受化学阉割的恋童癖效果立竿见影，副作用则微乎其微，有些却正相反——副作用凸显无疑，却偏偏不能抑制想抑制的冲动。

更有人指出，化学阉割仅仅是暂时抑制了性犯罪者实施“传统式性侵”的生理能力，却无法保证这些人一旦丧心病狂，采用徒手或器械对受害者实施变本加厉虐待、残害的可能性，所谓“化学阉割有助于提升社区安全感”，不过说说而已。

或许一个典型案例最能说明问题：2009年，绰号“黑色出租车强奸犯”（Black Cab Rapist）、可能性侵过100人以上的英国罪犯约翰.沃博伊斯(John Worboys)被判处无期徒刑，8年内不得假释，法官彭里-戴维（Sir David Penry-Davey）裁定“除非假释委员会裁定其不会重复犯罪、不构成对社区内女性的危险性因素，方能假释”。2018年1月沃博伊斯被批准假释，因公众强烈反对，假释委员会随即取消假释裁定，沃博伊斯同年11月被重新收监。在长达数月的司法博弈中，对峙双方均未提及“自愿性化学阉割”，因为大多数公众相信，对于沃博伊斯这样穷凶极恶的性罪犯，化学阉割也远不足以让他不构成对社区内女性的“危险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