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印度联邦通讯部长普拉萨德（Ravi Shankar Prasad）发出豪言壮语，誓言在未来五年内让印度成为全球电子数码产品的制造王国。

 

普拉萨德称，印度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生产10亿部手机（其中大部分为数码手机）、5000万部电视机、5000万部IT设备（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这就是我们对未来5年印度电子数码产品制造业的愿景”。他还表示，当前印度“4G运行良好，5G试验即将全面铺开”，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希望在未来5年内，将印度数码经济的规模扩大至1万亿美元。

 

普拉萨德的豪言壮语，是建立在2020年印度手机出口创纪录的好数据基础上的。

 

根据研究公司TechArc的数据，自2020年1月至2020年9月，印度总共出口了创纪录的1,280万部手机。其中有1,090万部智能手机。TechArc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卡沃萨（Faisal Kawoosa）表示，印度2020年手机出口至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排名前五位的为阿联酋、美国、俄罗斯、南非和意大利。

 

受到鼓舞的显然远不止普拉萨德一人。

 

同一天，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对印度电信行业领导人喊出“共同努力、确保及时推出5G技术，并使印度成为电信设备、设计、开发、制造业全球枢纽”的响亮口号。在2020年印度移动通信大会开幕式上，莫迪称印度联邦政府“着手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实现村村通高速光缆”，并炫耀“印度拥有逾10亿电话用户和逾7.5亿互联网用户，其中一半是在4年内增加的”，“印度拥有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和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移动通信市场，所以国内增长潜力空前”，他还在不同场合喊出“赶超中国”和“成为全球手机第一生产大国”的口号。

 

行业协会也是如此：印度手机和电子协会（ICEA）称，至2025年，印度有望将其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生产能力扩大至1000亿美元，创造5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累计创汇750亿美元，吸引外资10亿美元以上。

 

众所周知，印度各项计划、展望和愿景的共同特点，是“将”未必能如期成为现实，最突出的自然是军工产业——其远在中国同类产品面世前多年研发的“阿尔琼”坦克、“光辉”战斗机、“超日王”航母和“歼敌者”核潜艇等，几乎无一例外经历了“工期一再跳票、性能不断缩水”的漫长戏剧性历程，有的折腾二三十年，至今仍是一头中看不中用的“白象”。如今印度朝野把“2025年电子数码产业全球制造业王国和产业链枢纽”的口号喊得山响，是士别三日、非复吴下阿蒙，总算会创造一个令人刮目相看“印度奇迹”，还是潮水退后，再留下又一个“将”？

 

许多观察家指出，印度不同“权威机构”，在给出大体相同的2025“时间节点”同时，却拿出了大相径庭的预测数据：出自ICEA的《2019年度国家电子政策》（NPE）曾给出“2025年电子数码产品制造业营业额将达4000亿美元，其中1900亿美元为手机产业所创造”的数据，但几个月后同样出自ICEA、但由另一个团队给出的报告，却拿出了“2025年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累计产能达1000亿美元”的预测，如果套用NPE（也就是现有的）不同电子数码产品产能比重，后一个口径所声称达到的“2025愿景”，最多也只有前一个口径的一半——而即便前一个口径的“2025产能”，也仅是“普拉萨德口径”的1/10.

 

一份安永（EY）和ICEA联合出具的前景展望，或许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印度式愿景”中各种数据的水分：这份报告提出，2025年印度“将”在笔记本和平板电脑领域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26%——而2020年印度在这个领域所占的全球市场份额，只是区区1%。

 

印度朝野之所以如此信心满满，除了相信跨国企业会在美国等政府干预下，力推其代工企业将更多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而印度将凭借“更好的国际环境”、“更低的成本”夺取并巩固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地位外，更对印度联邦和地方的“政策扶植倾斜”充满信心。卡沃萨就表示，莫迪政府近期宣布的“生产关联激励”（PLI）计划已获得全球16家电子数码企业（其中包括10个手机制造商）的支持，“这将进一步加强印度在全球移动通信产品市场中的地位，令印度迅速成长为移动通信设备的全球生产中心”。印度各州、尤其“印度硅谷”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同样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国际手机品牌代工企业在本地安家落户的“优惠土政策”。前述安永/ICEA联合展望坦言，实现自己报告中所提及产能扩张愿景的先决条件，是“印度政府强有力的市场干预措施”。

 

然而这真的靠得住么？

 

许多观察家指出，印度联邦和各州投资、招商政策一曝十寒、朝令夕改，且社会间存在严重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和反市场开放情绪，莫迪本人虽经常摆出开放姿态，但他所属的印度人民党却是经典的民粹主义政党，他本人也要不时打一下民粹牌吸引选票，这无疑将令原本就不稳定的外企、外资在印营商环境，变得更加不稳定。

 

早在2017年，苹果就以“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为由，高调推动多家为其代工的台湾等地企业向印度转移产能，最高调的是台湾纬创资通，该企业在短短两三年内布局印度三家工厂，其中分别位于班加罗尔皮恩亚工业区和科拉尔区纳萨普拉工业园的工厂，为苹果、联想、微软等多个国际品牌生产电子数码产品，仅纳萨普拉厂就扬言“总投资2900亿卢比”、“雇员1万人”，并以此获得工业园总面积43英亩的土地，和一系列优惠政策。

 

然而外包工厂来印度，原本就是冲着“压低成本”和“套取政策优惠”而来，某些特定来源的代工企业，又素有“血汗工厂”的“前科”，蜜月甫过，当地工会、工人和代工乃至国际品牌间的矛盾就凸显无疑。以前述纬创资通纳萨普拉厂为例，所谓“2900亿卢比”的总投资，据说至今实现不过300亿卢比，“雇员1万”只有两千多，当地员工称，当初招聘时纬创资通信誓旦旦，称工程专业毕业生每月底薪21000卢比，非工程专业17000卢比，但入厂后却分别降至16000卢比和11000卢比，且拖欠达两月之久。不仅如此，员工们还抱怨工厂管理层动辄逼迫他们超时工作、加班加点，且不给加班费、为承诺的免费工作餐收费，更曾“采取体罚和暴力强迫措施”。12月11日，员工们在银行卡中收到久违的工资，却发现再次“缩水”（工程专业毕业生月薪12000卢比，非专业则更只有8000），最终导致令苹果等多个品牌电子数码产品全球供应链“地震”的“12.12”纬创资通纳萨普拉厂员工打砸工厂事件发生，令兴致勃勃的苹果、自信满满的纬创资通，以及踌躇满志的邦政府三方，不约而同陷入尴尬和进退两难境地。

 

问题当然不仅出在国际品牌和代工企业。

 

印度劳动力价格虽低，却缺乏数量足够、训练有素的蓝领生产线熟练工，企业管理、标准化生产等方面的水准和稳定性之低下“有口皆碑”。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刻意跳过了工业化阶段的一大部分，导致制造业品质飘忽，“价廉物不美”，在附加值较低的印度传统制造业（如纺织品）上，已让外国委托者、市场和终端经营者吃尽了苦头，最新全球各大品牌推出的、将产能更多放在印度的“主打产品”，不约而同出现了较前更多的质量事故，这恐怕并非偶然。

 

缺乏国际国内市场普遍认同的自主品牌，甚至强大的代工企业也是“舶来品”，也是印度电子数码制造业的致命硬伤。2014年还合计占据印度国内市场43%份额的本土四大品牌Lava、Intex、Karbonn和Micromax，如今在莫迪接连推出市场保护主义政策的死撑下，也已守不住10%的“红线”。出口市场更是如此：TechArc口径显示，2020年1-9月印度出口手机品牌前五位中仅Lava一个印度品牌（出口量第三），其余四个（三星、小米、Vivo、溢价）都是海外品牌（三个为中国品牌）。如果将品牌营销视作电子数码制造业的“肥肉”，则代工则只能算作“骨头”，而印度所实际掌握的既不是品牌，也不是代工，而只是代工企业控制下的生产线，那充其量可归入“骨头汤”之列，即使产能真的“将”成为世界第一，“产业枢纽”又从何说起？

 

当前新冠疫情肆虐，印度2季度曾因本国和全球疫情应对措施和人流、物流的割裂，手机出货量从前一季度的740万部锐减至120万部，尽管3季度在印度和多国“强行热启动”下恢复至420万部，但随着“第二轮疫情”的愈演愈烈，未来形势仍然不明朗。

 

由于患得患失，印度联邦和州政府往往在涉及电子数码代工产业的劳资纠纷中，站在亲资方的立场，然而纬创资通事件业已表明，当劳资双方利益底线相差太远时，既要民粹的选票、又要外商的投资这种“两全”，恐怕越来越难做到了。

 

莫迪等人寄托厚望的本土市场潜力，实际上也是相当“扁平”的：方兴未艾的反“农业改革”浪潮表明，所谓“农村通信消费”很大程度上仍是块画布上的大饼，且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许多行家指出，印度低端智能手机的热销，实际上是其通信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无奈市场反应，而非相反——因为固话和有线网络终端供不应求，许多农村家庭不得不用移动电话和流量上网“穷凑合”。

 

或许通过努力，印度在电子数码制造业方面的“将”，会比其他一些产业“干货”多一些，但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