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骚乱的来龙去脉

自8月6日夜开始的伦敦骚乱，在短短3、4天里自托特纳姆区蔓延至北伦敦多个社区，以至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利物浦、诺丁汉等多个英国城市，截至据英国官方宣布的数据，截止13日晚间，此次骚乱共造成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物质损失不计其数，警方共逮捕2250余人，并已指控其中约1000人，且这一数据仍在上升中。

这次突如其来的骚乱是怎样发生的？根源何在？各方面应负怎样的责任？骚乱又会给英国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骚乱始末

这次骚乱的导火索，是8月4日一名名叫马克.杜根的托特纳姆区居民被警方打死。

综合各方的说法，29岁、出生在托特纳姆区的牙买加移民后裔杜根周四乘坐一辆银色面包出租车时被警方拦截，混乱中连中两枪丧命。在他丧命前给女友发出最后一条短信“警察就在我后面”，因此闻讯赶来的亲友认定警方应对其死负责，但警方拒绝让他们检查尸体。周六下午，200多名杜根亲友在托特纳姆区警署门前举行和平示威后散去，但当天夜间，骚乱打着“为杜根讨公道”的旗号在托特纳姆区爆发，随着信息在网络、黑莓手机等平台上不断扩散，骚乱的范围也从托特纳姆区扩展到北伦敦众多社区，又从伦敦大都会蔓延到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利物浦和诺丁汉等多个城市，成为自1985年北伦敦骚乱以来，英国最严重的暴力事件。

杜根事件本身的确有许多疑点。据称他是“警方熟悉的人物”，有吸毒贩毒前科，被警方击毙时随身携带一支非法手枪，警方一度宣称他首先开火，导致警方“被迫”将之打死，但7月9日警方独立调查委员会否认了这一说法，并表示此前被传为杜根打伤的警员，实际系警员间误伤。他何以被警方追捕众说不一，有人说，他可能试图为其表妹报仇，他的表妹、说唱歌手凯文.伊斯顿今年3月在东伦敦一家夜总会遇刺身亡，也有人说他可能涉嫌运毒而被跟踪。

但杜根之死不过是一个引子、契机，不满宣泄的口实，和众多年轻人涌上街头的借口：周六下午杜根亲友的示威和夜间开始爆发的骚乱并无直接关系，绝大多数杜根亲友与骚乱无关，并谴责了此次骚乱的暴力倾向。

最初1、2天，骚乱主要集中在托特纳姆区和北伦敦其它贫困街区，表现形式既有围攻警署、警车，族群殴斗，也有焚劫抢掠等行为，参与者多为贫困的年轻人，随后便扩散到包括一些白领社区在内的北伦敦众多社区，原本有限的、带有政治性、社会性或族群、阶层对抗色彩的痕迹也迅速消退，以抢掠财物或单纯暴力发泄为特色的行径明显增多，参与者也不限于青少年和贫困阶层，许多工程师、大学生、富家子弟，甚至歌手、奥运形象大使等名人也混迹其中。8月9日以后，大批警力抽调入北伦敦，伦敦渐趋平静，但外地城市的骚乱却又趁虚而起。至8月10日，各地骚乱逐渐平息下来。

社会问题还是“道德问题”

8月15日，卡梅伦发表讲话，将骚乱的责任归咎为“道德问题”。在他看来，“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长期以来缓慢而持续不断地沦丧”是导致“英国社会滋生骚乱态度及思想”的根源。而在此之前，卡梅伦及其政府成员再三否认骚乱是削减福利、移民问题或贫富悬殊等所造成，警方则在骚乱开始后即声称，骚乱有大量犯罪分子和帮派参与的痕迹。

政府和警方的这一表态，似乎得到民意的支持。骚乱4天后的民调显示，只有8%的人认为骚乱与英国政府削减开支有关。42%的人认为，发生骚乱是因为犯罪分子的参与。分别只有5%的人认为，骚乱是因失业或者种族矛盾问题引发的。

然而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骚乱的始发地托特纳姆区是伦敦著名的“三多”地区，即贫困户多、黑人多、少数族裔多，据说有多达39个不同的族裔聚居于此。这个区失业率、尤其青少年失业率高，移民比例大，且充斥着黑手党和贩毒者，海洛因交易、少女怀孕和犯罪率都在伦敦名列前茅。社区贫困化、青少年高失业率、移民和本土居民间的不平等、种族隔阂等等都是骚乱的温床，而债务危机爆发后政府紧缩公共开支、削减福利，让矛盾变得更突出，底层民众感到更加失望和愤怒。此次骚乱前、最近一次类似骚乱，1985年因一名39岁妇女辛西娅.加莱特死于警察局而引发的北伦敦骚乱，根源同样在于此，始发地点同样在托特纳姆区，甚至两名死者的住处也相距不远。当年骚乱后，英国推行多元文化政策，表面上的警民关系得到改善，种族歧视现象在光天化日下也似不再突出，但最根源的经济、就业和贫富悬殊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正如经济学家克里斯班.波利所言，26年过去，一切都换汤不换药，青年人找不到饭碗，黑人青年比白人青年更难获就业机会，不安定因素在积蓄，这并非什么种族问题，而是深刻的社会问题。最初两日，骚乱所蔓延的社区，几乎都是贫民区，这些地区同样充斥着大量欲求不满、无所事事、感到自己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青少年和底层人士，而布里斯托尔、利物浦、伯明翰、诺丁汉、曼彻斯特等伦敦以外的骚乱地区，也大多是存在类似社会问题的老牌工业化城市。

托特纳姆区并非英国乃至欧洲唯一具备上述骚乱肇因的社区，此次骚乱蔓延的恩菲尔德、伊林、克拉普汉等伦敦大都会街区，以及布里斯托尔、伯明翰等城市的社区，几乎都不同程度存在贫富差距大、移民和黑人数量多、人口结构年轻化、青年人失业率高的问题，而2005年年11月法国巴黎郊区埃松省艾弗里地区的“93省事件”，事发地系移民密集、青年失业率畸高的社区，骚乱导火索则是巴努.特奥雷等两名移民青少年因烧车被警察追捕而触电身亡，2008年希腊雅典骚乱起源于贫困人口多、帮派活动猖獗、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伊哈瑞亚区，骚乱导火索则是一名15岁少年少年格里格罗普鲁斯在街头冲突中被警方打死。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贫富悬殊拉大，在许多国家的大城市里，移民和少数族裔往往被视作替罪羊，认为他们的到来抢走了当地人的饭碗，并带来犯罪和帮派活动，极右派势力借机坐大，而一些国家的政府为了选票也对此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法国总统萨科奇曾把黑人移民称为“流氓”，并动用警察驱赶吉普赛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公然宣称“多元文化已死”。如果说，不久前挪威极右翼分子制造的奥斯陆惨案给人们敲响警钟，那么此次托特纳姆、伦敦和英国其它都市街头的火光、碎玻璃和破酒瓶则提醒欧洲各国政府：几乎每个大城市的周围，都有不止一个“托特纳姆区”。

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的削减加剧了贫困阶层的困难，而之所以削减，则因为各国在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临门的状态下，不得不紧缩政府开支、控制负债和赤字。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欧元区一直将紧缩、削减，当作应对的不二法门和救助的必要条件，希腊等地延续至今的街头抗争，曾被普遍认为是这些国家民众被高福利“宠坏了”之后的情绪发泄。英国暴力事件将迫使英国和欧陆各国在削减福利投入时不得不更加慎重，毕竟福利削减最大的受害者，始终是低收入阶层。

然而问题是复杂的，从一开始，此次骚乱就不完全是一场底层社会运动，随着事态的发展，骚乱的面貌就变得更加耐人寻味。

此次骚乱与1992年洛杉矶事件、2005年11月法国巴黎郊区埃松省艾弗里地区的“93省事件”，和2008年希腊雅典骚乱等类似事件最大的不同，便是针对店铺、财物的抢劫行为多且普遍，而政治性、社会性口号不明确，且越到后来越不明确。参与洗劫店铺的不仅有穷人，也有许多富人、名人。

正如官方和一些评论者所言，许多人仅仅是因为无聊、寻求刺激、谋求无代价掠夺财物，以及看热闹和法不责众等因素才涌上街头行劫施暴，这从警方披露的被捕者中不仅有平民、失业者，也有一些大学生、工程师和高级白领，便可看出端倪。此次骚乱一大特点，就是互联网交流平台和在英国20岁以下青少年中普及率很高的黑莓手机，充分发挥了廉价快速“串联”工具的作用，在极短时间里将诸如“警察不公”、“警察施暴”、“街上出事了快来”，甚至“XX处有不花钱就能拿的新潮球鞋，放心，没警察”之类极富刺激和煽动性的信息到处传播，让不少懵懂莽撞、事发前或许根本不知道杜根为何许人的青少年，在从众心理、宣泄不满的快意，和法不责众的“打酱油”心态下，阴差阳错地成为骚乱的一份子，并为骚乱火中添柴。

民意如水。骚乱之初，当暴力尚未危及大多数伦敦和英国民众时，指责政府忽视民间疾苦，担心政府和警方执法过度的声音是主流；但当骚乱的暴力妨碍更多旁观者利益时，他们又180°大转弯，转而指责警方和政府镇压不力。前述民调显示，大多数被访者都对警察表示同情，并支持警方在镇压骚乱中使用催泪弹、电击枪和橡皮子弹，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支持警方使用实弹。但当一切趋于平静，担心政府借机膨胀特权、侵害隐私的声音便重新高涨，不论加强网络监控、对参与骚乱者全家停止福利逐出廉租屋，还是要求法庭不遵循审判指南“从快从严”处理骚乱参与者的政府声音，都引发了多元化的争论。

谁的责任？如何应对？

卡梅伦和内政部长特蕾莎.梅近日将骚乱扩大化的责任归咎于警方，认为警察最初低估了骚乱的后果，错判其性质，令骚乱蔓延、深化，并表示英国警方经费充足，无需重新考虑削减英格兰、威尔士20亿英镑警方经费预算的决定，而这一决定将导致1.6万警察被裁撤，相当于此次调入伦敦平息骚乱的警力总和。卡梅伦还表示，为了加强打击力度，将邀请前纽约警长比尔.布拉顿任顾问，协助打击伦敦黑帮犯罪。

但警方对此并不买账，英国警察联合会和伦敦大都会警署方面都对政府的说法表示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这是政府推卸责任的伎俩，大都会警署的发言人直言这种指责“令人作呕”。在议会里，反对党对政府和执政党一味强调“黑帮犯罪”属性，强调“道德和父母管教的缺失”是骚乱根源，是有意掩盖、推脱失业、缺少机会和权益受剥夺等造成的社会冲击，也是在变相推卸政府应负的责任，是“偏颇和肤浅”的。不难看出，事发后，各方都试图将责任问题政治化，一方面为自己“洗白”，另一方面借机抹黑对手，正如BBC援引观察家的戏言，所谓骚乱善后，无非是政客指责政客、政客指责警察，以及警察指责政客罢了。

此次骚乱发生时适逢英国休假高峰，首相卡梅伦、副首相克雷格、内政大臣特蕾萨.梅和伦敦市长约翰逊均在国外休假，骚乱发生1-3日后才先后匆匆赶回，而直接负责维护伦敦大都会治安的大都会警察总监保罗.史蒂文森爵士及其副手约翰.耶茨此前因《世界新闻报》丑闻双双辞职，而英国警方长期缺乏应对大规模骚乱的经验和装备，如被大肆炒作的高压水龙在北爱尔兰以外根本未装备，骚乱两天后匆匆集结到伦敦的1.6万警力，抽掉了外地9个警署的人马，第三、第四天伦敦趋于平静而外地捉襟见肘，于此不无关系。而警方在最初的确低估了事态严重性，最初两日显得束手束脚，任由骚乱蔓延。可以说，不论政府、警方，都脱不了自己的干系。

封网+高压？

此次骚乱之所以蔓延迅速，推特、脸书等互联网交友平台，以及在20岁以下英国青少年中普及率高达37%的黑莓手机“功不可没”，这些平台充分发挥了廉价快速“串联”工具的作用，在极短时间里将诸如“警察不公”、“警察施暴”、“街上出事了快来”，甚至“XX处有不花钱就能拿的新潮球鞋，放心，没警察”之类极富刺激和煽动性的信息到处传播，让不少懵懂莽撞、事发前或许根本不知道杜根为何许人的青少年，在从众心理、宣泄不满的快意，和法不责众的“打酱油”心态下，阴差阳错地成为骚乱的一份子，并为骚乱火中添柴。

鉴于此，一些政治家呼吁“规管”黑莓，卡梅伦也公开表示，政府正考虑对网络信息交流平台实施监控，以控制犯罪信息的传播。

且不说将面临欧盟法律关于保护言论自由条款的强大挑战，正如法国欧洲一台评论所言，英国政府动辄将“捍卫互联网言论自由”挂在嘴边，以往经常以此谴责其它国家监控网络信息的努力，如对中国、埃及，以及不久前对叙利亚，可如今居然自食其言，今后将何以自圆其说？

不仅如此，黑莓也好，推特和脸书也罢，说到底不过是信息传播、人员串联的渠道、网络和平台，而骚乱发生、蔓延的根源，则有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社区贫困化、青少年高失业率、移民和本土居民间的不平等、种族隔阂，公共事务开支和福利预算的削减导致贫困人口生存环境恶化，等等等等，正是这些社会因素，让一起偶发事件成为骚乱的导火索，让众多对现实怀有这样、那样不满的青少年以此为契机卷入骚乱，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因素和不满情绪到处都有，骚乱信息的传播也才成为一种普遍的需要，并拥有广大的受众和市场。

只要这种需要、受众和市场存在，即便封杀了黑莓，全面监控了网络，信息也还会用更新或更旧、最现代或最原始，可以想象或难以想象的手段、途径和平台传播、串联和扩散，1985年的北伦敦骚乱同样起源于托特纳姆区，导火索同样是一名贫民死于和警方有瓜葛的意外，且蔓延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破坏力更强，那时候既没有推特、脸书，也没有什么黑莓，但同样有与此次类似的一系列社会根源，也就同样有骚乱信息的传播、串联、扩散。

至于“骚乱参与这全家停福利”、将“问题少年”头像图片“示众”，以及要求不循常规“从快从严”对骚乱者进行司法审判，固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杀鸡儆猴、杀一儆百效果，却可能令相当一部分“问题少年”及其家庭被社会边缘化、彻底沦入毫无希望的深渊，前面提到，他们中许多人之所以卷入骚乱，正是由于这种遭到排挤、丧事希望的失落感，矫枉过正的“严打”，弄不好便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饮鸩止渴。

不仅如此，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如果听任政府和警方在非常时刻利用公众的情绪扩大权力，那么即便骚乱平息，人们也会发现，膨胀的行政特权一旦放出便覆水难收。

骚乱已经平息，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虽不小，但毕竟是有限的。然而在英国，这场骚乱的善后已经高度政治化，将如何演变，并产生怎样后果，仍需长期观察。英国的问题在欧洲有相当普遍意义，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下，其它有类似社会问题的国家将如何汲取伦敦骚乱的经验教训，应对“托特纳姆式问题”，则是各国所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