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6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怂恿下，成千上万情绪激昂的特朗普狂热支持者在光天化日下闯入美国最高立法机构——国会大厦，试图干扰参众两院对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的最后认定。这场闹剧最终以五条人命、一地鸡毛匆匆落幕，民主党籍总统候选人拜登（Joe Biden）在满地狼藉中被确认当选，仅比既定日程晚了几小时，而此前一直“嘴硬”的特朗普则无可奈何地首度服软，承诺将“平稳交接”并谴责了其支持者擅闯国会大厦的暴力行为。

然而这仅仅是闹剧的上半场，而其下半场——“推特总统消失记”则刚刚开始。

 

特朗普的“社交消失”

 

众所周知，特朗普是个酷爱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的人，他的推特账号使用了近12年，拥有8900万用户，在过去近12年里，特朗普累计发表了近4.7万个原创推文。依靠“推特政治”，在政坛半路出家、最初谁也不看好的他凭借“零售政治”迅速聚拢了数以千万计狂热、忠诚、高度稳定的核心支持群体，并一路爆冷杀入白宫；依靠“推特治国”，这位被戏称为“推特总统”的世界第一大国领导人予取予求地经常性绕过“三权”和一系列繁文缛节的羁绊，并视“无冕之王”——传统媒体人如无物，在国内、国际政坛呼风唤雨，任意施为，俨然“一推在手，天下我有”，莫可谁何。

直到1月6日傍晚之前，特朗普在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仍是摧枯拉朽般的“超级存在”：千军万马在他的信息引导下从四面八方风聚云合，将看似戒备森严、神圣不可侵犯的国会大厦瞬时占领，平素神通广大的国会议员匆匆作鸟兽散。

然而一切也就到此为止：24小时、48小时、72小时，至迟到当地时间1月11日，“推特总统”的推特消失了。

事实上“被消失”的远不仅仅是推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当地时间11日，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采取屏蔽、删号、禁止访问、禁止允许特朗普使用的应用上架等措施的网络服务平台，包括谷歌、苹果、推特、Facebook、Youtube、Twitch、TikTok、Snapchat、Shopify（将其旗下网店平台上所有销售特朗普官方竞选商品的商店下架）、Reddit、Pinterest、Instagram、Discord、亚马逊和Stripe，共计15家。

这15家实际上可细分为两个层次：提供“大平台”服务的“超级巨头”（苹果、谷歌、亚马逊，它们屏蔽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方式，是将或威胁将仍不愿加入“删除特朗普”行列的应用，从其应用商店或Web服务器上删除，如特朗普支持者最初计划转移至的小众平台Parler就已被“超级巨头”强制“隔离”至少一周，另一个“备胎”Gab也可能步其后尘，更多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因惟恐被“大平台”封杀，而竞相加入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围剿”行列），和提供网络社交互动服务的平台（大至Facebook、Youtube和推特，小至一些小众平台都属于这一类，它们轻则禁言至1月20日“交接班”后如Facebook和Instagram，重则永久封号、删号如推特、Twitch和Snapchat），比较“另类”的则是一些看似不甚相关的应用，如Shopify是一个网店平台，却在这72小时内关闭了一些售卖特朗普竞选“周边”的网店；又如最新加入的Stripe是个在线支付平台，它宣布将不再为继续筹款的特朗普竞选团队和密切政治支持者提供政治献金等的支付服务。

不难看出，此次“数码帝国”针对特朗普的“闪电战”，呈现出典型的“纲举目张”态势：“大平台”和推特、Facebook等顶级垄断性网络社交媒体平台联手，并利用自己的“准入”筹码逼迫一众中小网络社交媒体为“保平台”加入本方阵营，最终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效率，让特朗普在72小时内从网络平台的“超级麦霸”变成了“社交消失”的“网络哑巴”。

事实上“被消失”的不仅是特朗普本人甚至其一家老小：《财经观察》列举了1月6日以来被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禁言的著名人物，除了特朗普及其一家外，还有弗林（Michael Flynn，前国家安全顾问，推特禁言）、鲍威尔（Sidney Powell，“散播阴谋论”，被推特禁言）、班农（Steve Bannon，前“白宫沙皇”，其播客被Youtube删除）、沃特金斯（Ron Watkins，QAnon活跃分子，8kun平台经营者，推特禁言）等，Reddit删掉了一个和特朗普有关的群组，多家平台则将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官方账号也给禁言了。

对此，和特朗普素来针锋相对、一心让后者成为有史以来唯一被弹劾两次美国总统的民主党籍众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等人当然拍手称快，率先在1月6日后公开“实名制”对特朗普发难的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及“扎克伯格系”干将（包括Facebook前首席安全官斯塔莫斯Alex Stamos,和其早期投资者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等）更鼓噪“行动太晚也太不够”，主张“犁庭扫穴”、“彻底清除网络暴力隐患”。但于此同时，一个微弱、但迅速变大的质疑声开始响起：“互联网巨头”的手臂，是否太大、太长、太快了？如果说特朗普及其狂热支持者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是在煽动暴力、甚至实施暴力，那么这种超越一切、凌驾一切、不容置疑和反抗的一手遮天式“定点清除”，难道不同样是一种暴力，甚至一种更可怕、更难以规避和抗拒的暴力？

 

“超越打击”和“荡妇羞辱”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曾几何时，“互联网巨头”对特朗普及其流量垂涎三尺，正是他们的纵容乃至推波助澜，才让原本并非政坛常客的特朗普，和被戏称为“乌合之众”的福音派、极右翼和“红脖子”们，一度迸发出如此巨大的政治和社会能量。

但随着社会风向的转变、尤其2020年11月3日大选结果的出炉，“互联网巨头”意识到“流量趋势变了”，特朗普一系虽仍人多势众，却正迅速偏离“政治正确”，成为明日黄花，且有沦为“毒流量”的风险，而日渐汹涌的“黑命贵”等左翼民粹，和民主党即将掌权的现实，促使他们必须审时度势作出反应。

于是在去年11月3日之后、今年1月6日之前，我们看到各“互联网巨头”对特朗普及其追随者言论越来越严格的审核，特朗普本人不带论据的论点以往畅通无阻，此时却频频被贴上“不实消息”之类标签，甚至直接被删除。他铁杆追随者五花八门的阴谋论传闻，以往动辄“群霸”热搜榜，此刻也动辄“人间蒸发”。

对于这些变化，当时大多数中立用户是容忍的、甚至经常是欢迎的，毕竟，人们不仅仅需要网络上的言论空间，需要海量的网络信息，也需要空间的“清洁”和信息的真实准确。

但1月6日之后的“定点清除”，却让不少人感到芒刺在背。

首先，不少人认为，特朗普及其狂热支持者的许多言论的确“出格”，针对这些“出格”之处采取措施，是毫无问题的，但作为一个网民，特朗普有合法使用网络、使用网络社交平台正常发言的基本权利，他的妻儿老小和众多支持者也同样如此，在1月6日后的“群殴”中，许多特朗普从未注册过的平台也加入战团，一些很少发表过激言论的亲友也被“连带”，这是否有“瓜蔓抄”之嫌？

其次，直到1月20日，特朗普还是美国这个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军事大国的法定最高行政长官、武装部队总司令，国会、联邦最高法院、他的副总统……构成美国联邦最高权力平衡的“三权”在这天之前，事实上无法剥夺他的这些权限（尽管精力充沛的八旬老人佩洛西不依不饶地推动弹劾，但谁都知道仅剩这几天根本无法成功，且美国历史上针对总统的弹劾也无一例成功过），但“三权”做不到、甚至冷战和“热战”中美国所有敌人都未曾做到的事（让美国总统“社交死亡”），“互联网巨头”通过联手垄断，却在短短72小时内做到了，这难道还不令美国人、令全世界所有人恐惧么？

第三，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仍然是合法实体，他和他的支持者通过正当程序谋求政治献金的行为也并不逾距，兜售选举“周边”不仅不违法，更未必和特朗普本人有什么直接关联，迄今也没有任何立法或司法机关对上述实体及其行为加以指摘，然而“互联网巨头”却“领先一步”进行“无差别围剿”，且大有蔓延深化、“株连九族”的势头，这难道不令人不寒而栗么？

尽管1月6日后舆情和政治空气一度一边倒，但仍有诸如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莉（Nikki Haley）、北卡罗来纳州卡巴鲁斯县共和党机构等表示不满，认为此举有“违反《第一修正案》之嫌”。对此，支持“互联网巨头”行为的人士、如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法学教授、前联合国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凯伊（David Kaye）、政治分析家切尔戈斯基（Anthony Chergosky）和知名法律专家库尔迪斯（Scott Curtis）等辩解称，“公司也有言论自由，屏蔽某些言论不意味着平台规矩苛刻，除非明显违规否则不会被冒犯”。但问题也恰在于此：庞大且带有行会垄断性质的商业平台，可以在短短48-72小时内，让世界最大国家的军政最高首长连自言自语的声音别人都听不到，而完全无须看“三权”的脸色，这种“超国家”、“超权威”的力量，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歌手希尔森（Keri Hilson）1月9日在Instagram上表示，不赞同网络巨头对特朗普的围剿，她认为“如果互联网巨头可以轻易对一个世界第一大国元首进行封口行动，一旦它们将这种行为转移针对一个普通人，后果会如何可想而知”。她的言论在歌迷和评论家中激起热烈争论，最终迫使希尔森删帖——但希尔森的“闭嘴”让更多人感到更加可怕：在此之前，希尔森并未表现出对政治的特别兴趣，或对某个政党、政治家、政治主张的明显倾向，如果这样一个“素人”仅因言论“不合时宜”就难以被“兼容”，所谓“普通人的言论自由”又在哪里？

麻省阿莫斯特大学传媒学教授祖克曼（Ethan Zuckerman）等专家指出，必须慎重对待此次出现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自我筛选动态，并在国会进行充分讨论，且不能任由任何单方面对何为“合适的言论和言论自由”作出解读，否则“将是十分危险的信号和趋势”。

前面提到的北卡罗来纳州卡巴鲁斯县共和党机构宣布为期30天社交媒体停更抗议，以反对“推特、Youtube和Facebook等在执行其审查标准方面表现得越来越专制和有政治针对性”。该机构称，他们希望“大型科技公司”尊重言论自由，并保护在其平台上的思想公开讨论。

甚至民主党内也开始出现冷静的声音。

一贯支持民主党内左翼旗手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左翼社会活动家拉塔科夫斯基（Emily Ratajkowski）在1月8日呼吁“停止为互联网巨头封杀特朗普欢呼”，因为“它们曾为特朗普推波助澜，如今却以其‘煽动暴力’为由让他们的声音迅速消失——但倘若下次它们认定的‘煽动暴力’者是我们呢？‘煽动暴力’固然应该惩罚，但谁给了这些互联网巨头裁定何为‘煽动暴力’的、不容置疑的权力”？在他们看来，“互联网巨头”和平台加强自律当然是必要的——但对它们的监管同样是必要的。

而在美国以外，质疑的声音则更坦率。

英国网站spectator.co.uk上署名凯特.安德鲁斯（Kate Andrews）的文章称，尽管法律上互联网巨头针对特朗普的行为并不违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举不会带来严重后果。对于“互联网巨头”而言，首先，在如此轻易和成功对付现任美国总统后，会有更大压力让它们将这种逻辑推广扩大，比如，倘若可以“担心进一步煽动暴力”的理由禁言特朗普，那么转而禁言哈梅内伊（伊朗总统）当然也没问题，事实上他们已经以此为由删除了一条和某国政府有关的信息，倘若再推而广之，就会引发许多问题；第二，尽管可以“这是私人公司的权利”为由拒绝“违反第一修正案”的指责，却决不能阻止更多人将之解读为“肆意践踏言论自由”；第三，此举将令“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究竟是媒体还是平台”的争论更激烈。文章称，如果将这些互联网巨头当作平台，放任其予取予求，不仅共和党，民主党或任何执政者都会感到芒刺在背，因为一旦它们转向攻击自己或第三方，将无从制约；但让它们像媒体那样受到监管，又可能令这些动辄和全球数十亿人分享观点和对话的平台无法运作。最后文章称“此次针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过于迅速的决策短时间内或许干净利索，但接下来几个月里可能令这些科技巨头被不断困扰”，因为“围绕言论进行定向钳制的先例，很少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的结果”。

法国和德国的政治重量级人物也相继加入质疑行列。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数码转型最高负责人塞德里克.奥（Cédric O）1月9日对“互联网巨头”针对特朗普的“定点清除”提出异议，指出“互联网巨头可以完全单方面对8000多万阅读者（指特朗普的推特关注者）的阅读进行自作主张的筛选审查”，且“没有任何民主监督和司法授权”，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提醒人们，一旦推特或Facebook变得“政治化、且具有鲜明政治倾向”，其上述不受约束的权利，将允许其任意更改服务条款，筛选性向亿万受众输送或屏蔽自己想输送或屏蔽的信息、思想或言论，并在完全不受任何监督情况下审查和控制平台上的所有表达和表达方式，并“逃避了司法控制，违背了司法多元和民主表达原则。

11月11日，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表示，社交网络运营商有责任确保政治交流不会受到仇恨和煽动暴力的毒害。然而，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基本权利，只能受到立法者的限制，而不能根据公司的要求加以限制。当天稍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Merkel)出于同样理由，对美国“互联网巨头”永久关闭特朗普及其家人、支持者和实体账户提出质疑。

正如一些欧盟、东亚甚至印度网友所指出的，“互联网巨头”的“72小时闪电战”，对美国以外国家朝野的震撼和警示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如果世界第一强国的现任总统，如果直到1月6日下午2时前被许多人认为的“网络时代最大受益者之一”，在“互联网巨头”的“定点清除”面前都毫无抵抗力和“存在感”，那么，一旦这些“互联网巨头”倚仗自己的网络联手垄断里和“自由裁判权”，为某个美国政治势力在自己的国家“开路”，或者索性，这些“互联网巨头”仅仅自己打算在异国他乡“任性”一把，比美国或特朗普弱小的多的国家、实体和个人，又将如何自卫？

 

给“互联网巨头”套上笼头

 

答案只有一个：给“互联网巨头”套上笼头。

在此方面，欧盟堪称先知先觉者。

早在2004年，欧盟就通过了世界上最早的《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从而成为全球首个对数字化市场、产品和服务实施立法、依法监管的大市场。

但时过境迁，16年后的今天，全球互联网巨头，尤其包括苹果、Facebook、谷歌、亚马逊等在内的美国互联网公司往往利用自己在市场的优势地位，采用诸如通过恶意并购消除潜在市场竞争对手、借助市场垄断地位搜集用户个人信息，并将之用于“改进或开发”另一领域新服务，从而令对手难以与之竞争（欧盟人士将美国互联网巨头的这种行为称作“守门人”gatekeepers行为），等等。它们还利用欧美间税率及监管的差异，见缝插针，规避税收，牟取暴利，“古色古香”的2004年版《数字服务法》对这些行为徒呼奈何，欧盟本土互联网企业则在这种力量不均等竞争中宛如螳臂当车，一触即溃。

鉴于此，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Leyen）亲自牵头推动下，欧盟竞争专员、反托拉斯负责人、丹麦政治家韦斯特格（Margrethe Vestager）和欧盟内部市场专员、数码领域负责人、法国企业家布雷顿（Thierry Breton）领衔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制订新版《数字服务和数字市场法规》，以期替代旧版，堵塞监管漏洞，限制全球互联网公司在欧盟市场上的为所欲为。

去年12月15日，两位欧盟专员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数字服务和数字市场法案》（the Digital Services and Digital Markets Acts，实际上是两个平行的法案）草案，这被认为是正式启动对境外、尤其美国互联网巨头强化监管的标志性事件。

两个新版法案草案的推出，标志着主张“罚就是管”、被称作“税务女士”（taxlady）的韦斯特格，和主张“欧洲第一”、认为欧盟和各成员国政府应采取积极介入措施“自上而下”保护自身数字化市场和业内企业的布雷顿这“欧洲数码监管两支柱”几经磨合，终于联手出击。对此曾任德国数码事务、预算和预算管理专员的欧丁格（Günther Oettinger）表示，冯德莱恩及其委托的委员会此举是正确的，“旨在在数码领域建立欧洲自己的规则，令欧洲本土数字企业能与谷歌、Alphabet、Facebook等美国企业处于平等竞争”地位。而在“互联网巨头闪电战”发生后，法、德两国政府有关人士不约而同表示，应“加快推动两个法规在欧盟各国落实生效的速度”，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美国互联网巨头突袭”。

事实上，针对全球互联网巨头“无法无天”、尤其千夫所指的用户信息滥用和恶意收购等“托拉斯行为”，近期全球各主要市场都不约而同加大监管力度：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以及正忙于“脱欧”的英国，都拿出了各自版本针对互联网巨头的“紧箍咒”。如果说，在“闪电战”之前，针对上述国家的这类行为，坊间非议声尚多，但在特朗普“被消失”后，对此表示“充分理解”者明显增多了不少。

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本人其实也曾做过这方面努力。

2020年5月，特朗普曾签发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商务部向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下令，以《通信规范法》第230条（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Decency Act）为由，促使FCC制订规则，规范在线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监管用户言论的权限。但这一尝试被淹没在选举年的党争和一片混乱中。1月10日，FCC即将卸任的总裁帕伊（AjitPai）表示“已经来不及”，而包括法学专家科赛夫（Jeff Kosseff）、俄勒冈州参议员威登（Ron Wyden，230条款的提案发起人）、加利福尼亚州前众议员考克斯（Chris Cox）等此前惟恐特朗普“独霸网络话语权”者，则对掣肘FCC监管努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必须抑制‘互联网巨头’的无法无天”事实上已渐成美国跨党派、跨阶层、跨地域的共同认识：去年12月初，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48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关岛，联合对Facebook提出反托拉斯诉讼（antitrust lawsuits），FTC还单独提出诉讼，逼迫Facebook出售WhatsApp和Instagram。

许多人都注意到，当选总统拜登在“互联网巨头”发动针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定点清除闪电战”过程中及之后，均保持了绝对缄默——或许他也不得不正视“互联网巨头”超越“世界第一公权力”的“超级裁判权”，并正在思考着1月20日接班之后，自己应就此作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