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上下下对环保重视度的加强，越来越多商家、食品巨头开始“减塑”，如外卖店用纸饭盒替代塑料饭盒，快餐厅用纸质习惯替代塑料吸管，甚至，一些地方积极酝酿，力图在短时间内取消超市、商场的塑料袋，实现所谓“零塑”。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公众与日俱增的吐槽：质量不过关的纸饭盒，导致收到的盒饭外卖“滴汤漏水”；纸吸管脆弱不堪，不但喝杯饮料要消耗好几根，而且喝完后满嘴纸屑，令人既尴尬又不适；超市等零售行业原本意在“减塑”的“不得提供免费塑料袋”，就已被消费者质疑为“商家变相卖袋子”，如今再大谈“零塑”，更被许多人反唇相讥——“换你来购物，用什么来装商品？”

《说文.集注》中说“顺者，理也。顺之所以理之，未有不顺民情而能理者”，意思是说，任何改革的尝试不论初衷如何正当、如何理直气壮，都必须“顺民情”，即“与人方便”，否则改革就会因公众抵制而遭遇挫折，最终不得不半途而废。

在全球最早强推超市“限塑令”的国家加拿大，一度也曾提出激进的“零塑”计划，却遭到素称环保意识强的本国公众强烈抵制，理由是“重复使用的环保袋携带不便”、“上班族既不方便也很尴尬”。新冠疫情肆虐后，一些社区性传播发生在超市收银员和结账顾客间，多次重复使用的环保袋出人意料地成了病毒传播的媒介，促使不少原本积极提倡、响应“零塑”的超市转而禁止顾客重复使用自带容器，一律改用商家提供的一次性塑料袋。这个看似“逆潮流而动”的“回滚”，却因务实和考虑到商家、顾客两方面安全及利益，赢得普遍好评。

无独有偶，中国大陆最早尝试“全面禁止使用塑料一次性饭盒”、改用纸质饭盒的城市——杭州市，二十多年前这一意在“保护青山绿水”的大胆举措，却因替代塑料一次性饭盒的纸质饭盒质量不过关、商家和顾客普遍无法接受，而在实施几年后不得不大幅度放松：当代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上班族、通勤族对盒饭、外卖的依赖度与日俱增，塑料饭盒虽有不可降解的“环保痼疾”，却千真万确为广大上班族、通勤族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生活方便，满足了他们工作餐吃饱、吃好、吃得舒服干净的“刚需”，如果替代方案不足以满足这个“刚需”，无论有关方面和商家如何“唱高调”，都会在推广过程中遭遇巨大阻力。道理很简单：您的“方便”是建立在广大消费者“不方便”的基础上，是“逆人情”的。

同样，要减少超市、商场中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的使用，靠“每个塑料袋收几毛”固然会有“变相卖塑料袋”之讥，一刀切地禁止使用则更“逆人情”：让我们将心比心，不论“竹篮方案”还是“纸袋方案”，在今天中国的上班族、通勤族那里是否方便、合适，甚至现实？下班后顺路购物、买菜的上班族拐着带楞带角的竹篮，碰着易破易漏的纸袋挤公交、挤地铁，会是怎样的场景？构想这幅“环保蓝图”的朋友，是真的不知道，这些上班族、通勤族，才是现阶段中国大陆“超市型消费”的主力？

“减塑”的前提是“与人方便”，即推出少用、不用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方案时，应努力设法无碍消费者方便、安全，不增加（至少不大幅增加）消费者负担，不改变（至少不大幅改变）消费者生活方式，使之成为“减塑”、“禁塑”的共同获利者，而决不能将自己的“方便”，建立在大众的“不便”基础上。

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途径，是从工艺、材料上研制、推广性能与同类塑料制品相近，却可降解、利环保的替代品。如曾是“老大难”的一次性饭盒替代问题，如今因多种“环保且不漏”的替代品推出，在许多地方有峰回路转之势。切实推动环保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应由政府财政、大商家等负担能力更强的市场主体多负担一些，而不能总想着转嫁给负担能力最弱的消费者一方。

此外，也应警惕那些看似轰轰烈烈、实则效果不佳的“概念性环保”，如在率先推广快餐店纸吸管的欧美，就有不少研究者指出，生产纸吸管同样要消耗能源、形成碳排放并污染环境，而纸吸管消耗量远大于塑料吸管，“塑改纸”的环保收益实质为零、甚至为负，和一度十分时髦的“熄灯一小时”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概念性环保”。限塑、禁塑只是环保的手段、途径，本身并不是目的，如果某些环节的限塑、禁塑剥夺了消费者的方便，环保效果却适得其反，就必须认真反思、重新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