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中讨论最少的恐怕就是哱拜谋反，近期学术圈的争论，集中在当地行政官员与卫所、卫所与居民间关系等微观层面，而相对活跃却比较“业余”的网络世界，则集中在“假如谋反的哱拜和东寇勾结会如何”之类“架空假说”上。

问题在于，哱拜是不是真的蓄意谋反？我们不能只看《明史纪事本末》这类主观意识鲜明的明清之交作品一面之词。

哱拜是“鞑靼降虏”，且投降的受降明官，只是区区一个守备郑印，这表明他在鞑靼蒙古中并没有很高的地位，恐怕也没能带来很多部众（弄不好就没有几个部众）。他投降明朝大约在嘉靖四十三年至隆庆元年（1564-1567年，因为当时的宁夏巡抚是王崇古），至万历十七年（1589年）因被排挤告老，此间自小校而至游击、参将，提拔为副总兵致仕，其子哱承恩荫指挥使世袭，这都是普通明朝中高级军官的退休待遇，是“流官”而非土司首领的待遇。、这表明什么？表明哱拜一族在宁夏并无扎实根基，明代的宁夏，占据优势的土著是“土蛮”和某不可描述族群，而哱拜却是鞑靼人，而且弄不好既不是贵族、也不是酋长，他几乎单枪匹马来投明朝，妻子是投明后娶的，儿子恐怕也是在明朝生的，他所蓄家丁二三千人虽然被描绘为“多真鞑”，但从多家记载看，也是作为明朝将领历年对鞑靼征战过程中收编的降卒或自行投奔来的零散部众，而不是成建制的鞑靼部落。正因如此，他以副总兵致仕后，这数千家丁是他们父子以退休副将、世袭指挥使的俸禄养着，而无法像当地土兵那样就地取给；也正因如此，他向经略郑洛请战时，才会要求官方调拨马匹，并因此引发了他与刻薄残酷的上司党馨间的矛盾。

党馨激变是万历宁夏之变的导火索，而真正的诱因，一是明朝宁夏边兵（指卫所兵，不包括土兵）因待遇低下、上司刻薄和持久作战却得不到赏赐而心生怨恨，二是卫所兵中滋生素称“兵变祸端”的拜盟结会（刘东旸、张文学的关王会），而万历二十年三月的激变，实际上是刘东旸之徒和党馨矛盾的大爆发，杀死党馨及其副使石继芳、逼死总兵官张惟忠的都是刘东旸一伙，起兵之初的首领也是刘东旸（称总兵），而哱拜则并无名号（明臣说他是“谋主”而当时奏报中只有他儿子哱承恩任左副总兵的记载。

《两朝平攘录》（诸葛元声）说哱承恩参与了第二次关王庙会盟，且说哱承恩之目施氏在起兵时竭力劝阻，并一度劝住了哱拜，此后哱拜父子一再对明朝将领声称自己“冤屈”，虽不无推诿，但至少哱拜所谓“着红袍、称宁夏王”在当时并非多数人意见，而是明末清初才流传开（就连当时的通俗文学《警世通言》，讲“三大征”，也把这次兵变说成哱承恩之乱，而非哱拜，而事发时的明官卢谦奏章说“哱拜偶激而起”，说他兵变是偶然被激变，明中期以后官员奏章不实后果很严重，他居然敢这么写，当然有充分把握。我们看看首辅申行时怎么说：“……而宁夏党中丞（党馨）尤苛，敛啬失人心，镇兵刘东旸、许朝遂乘众怒杀中丞，据城以叛”，也就是说，事变是党馨激变，而哱拜甚至哱承恩都不是兵变首犯。万历本人则概括说“边军穷苦，抚臣等不加体恤激起兵变”，同意激变之说，未明指哱拜为首犯。

那么哱拜怎么就变成了首犯？

首先，哱拜虽然在兵变中并不活跃，但哱承恩的确是兵变骨干和积极分子，而哱拜的另一个养子哱云，他的党羽土文秀分任左右参将（土文秀当时还是现职军官），三千家丁成为变兵乌合之众中的战斗力中坚；其次，明朝边塞四十七堡陷落，兵祸连结一年有余，最后不得不调辽东李如松及麻贵等来源，逼出水灌宁夏城这样的下策才算收场，如果将罪魁定为区区一个卫所小校的刘东旸，甚至一个世袭指挥使散职的哱承恩，则参与平定的文武将校何以为功？朝廷体统何在？

但哱拜就不同了——他是致仕副总兵，纵横西北二十多年（《明史纪事本末》说“效力朝廷五十余年”，谷应泰算术也不知跟谁学的），是有名的将领，又有鞑靼血统，儿子、养子和家丁也的确深入卷入兵变，将这么个人指为“逆首”，加上“宁夏王”之类名目，则原本的高射炮打蚊子就成了“犁庭扫穴”、“破虏擒渠”，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这就像清末捻军首领张乐行的称号只是有名无实的“大汉盟主”，但俘获他的清方主帅僧格林沁一定要给他加上“大汉永王”的尊号，这样杀起来才显得有面子。

言归正传——哱拜根本就不是这次兵变的首领，也不是什么“宁夏王”，因此哪里可能有什么元昊之业，更不可能架空去勾结谁——兵变发生后的大半年里，他的举措都表明，其最高理想不过是“杀人放火受招安”，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