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和英国间轰轰烈烈的新冠“疫苗大战”过程一波三折，结果尚难预料，个中原因固然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说带有一定偶然性，但诚如不少公共卫生学家所指出的，如果欧盟国家、尤其法国和德国这两大传统医学重镇不“掉链子”，能及时拿出自己的疫苗产品，就不至于被一系列阴差阳错和“外国不确定性”卡了脖子。

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和德国都有哪些医卫“金字招牌”：

先看法国。

法国大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举世公认现代微生物学三大奠基人之一，也是最早明确提出免疫学和疫苗原理的人，更是全球最早确认有效、普遍接种的狂犬疫苗和炭疽病疫苗发明者和推广者，他所一手创办的法国巴斯德研究院（Institut Pasteur）始建于1885年，是全球公认的公共卫生、微生物、传染病和疫苗研究重镇，迄今该机构科学家已累计获得8个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大名鼎鼎的赛诺菲（Sanofi S.A.）虽然起步较晚（从赛诺菲公司成立算起只能追溯到1973年），但借助政府和方方面面的干预、帮助，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小吃大”后滚雪球式发展，成为拥有七大产业（心血管疾病、血栓形成、肿瘤学、糖尿病、中枢神经系统、内科疾病和疫苗）的世界第五大药企。

巴斯德和赛诺菲“两强联手”，在2004年成立赛诺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公司，这家“血统高贵”的纯疫苗研发企业是全球最大的专业疫苗研发生产企业。

此次为确保新冠疫苗开发不掉链子，法国不惜“忽略”赛诺菲-巴斯德在疫苗领域早已“合体”，刻意组建了两个平行的团队：一路由赛诺菲牵头，与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SK）合作，选择了号称“最有前途”、自己也最拿手的重组蛋白技术途径；另一路则由巴斯德研究所牵头，与默克MSD）的美国分公司合作，基于巴斯德驾轻就熟的麻疹疫苗技术研发新冠疫苗，希望“双保险”能带来好运。

再看德国。

大名鼎鼎的拜耳集团（Bayer AG）作为全球顶级医药化工巨头，其历史可追溯到1863年，从阿司匹林到环丙沙星，从海洛因到毒鼠强……可以说，好的、不好的，当前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药品名称，其起源多可追溯到这个德国制药巨头。微生物领域，前面提到的“三大奠基人”，除了巴斯德，另两位（科赫Robert Koch和科恩Ferdinand Cohn都是德国人）。

在疫苗研发方面，由土耳其裔移民二代撒辛（Ugur Sahin）和图勒奇（Öezlem Türeci）夫妇于2008年创建的BioNTech医药公司，是当前全球范围内紧急批准国家最多、宣布完成“三期”最早的新冠疫苗——辉瑞（Pfizer）/BioNTech实际上的研发主力。除此以外，另一家创立于2000年的生物制药公司CureVac N.V.，也被认为在疫苗领域实力不俗，在全球众多mRNA原理疫苗开发中起跑相当早，且早在去年9月就宣布进入二期。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据欧盟委员会相关数据，截止2月1日，法国共计有153万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人口占比仅2.37%；德国稍好一些，至少接种一剂的达190万人，占比2.80%——同期英国接种率已达13.9%，以色列更高达54.7%。

耐人寻味的是，年初时德国曾被欧盟当作“疫苗接种典型”重点宣扬：多达400个以上、分布均匀的接种店，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每天平均高达3万剂的接种能力……于此同时，法国1月6日首日仅接种70例，弄得好面子的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十分尴尬，甚至有点光火——然而“快而密”的德国和“慢而稀”的法国，如今在接种率方面居然“一起落榜”，原因只有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欧盟迄今批准的三种疫苗，即mRNA原理的辉瑞/BioNTech和摩德纳，腺病毒原理的牛津-阿斯利康，如今都遭遇“产能瓶颈”，不管原因是“不可抗力”还是人为掣肘，或二者兼而有之，总之是供应不及，而法、德两国自己的疫苗，却纷纷在关键时刻出了问题。

法国方面，赛诺菲-葛兰素史克疫苗在1-2期临床试验中受到严重挫折，不得不推迟至2021年底上市；巴斯德-默克疫苗1月25日“官宣”其“一期测试数据不及预期”，如今已彻底下马。尽管赛诺菲CEO哈德森（Paul Hudson）辩解称“我们只是迟到几个月，我们并没有放弃，赛诺菲每年在法国投资20亿美元用于研发，我们回迎头赶上”，但专业人士普遍认为，这种疫苗至少在2021年底之前是指望不上的了。

德国方面，尽管最先“出风头”的辉瑞/BioNTech实际上是“德国种”，但后者只是个小型生物技术开发公司，生产主导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结果美国甚至其它出得起钱、抢到“头排”的国家都获得“优先供应权”，而执着于“欧盟统一订货、统一分配”的德国却起大早、赶万集，早就放风要在德国黑森州建立的辉瑞疫苗生产厂，最早也要到2月底才能试生产，“稳产高产”恐怕还要再等些日子。

另一路“纯德国血统”的CureVac疫苗因始终缺乏“资本滋润”，进展十分缓慢，直到2020年12月才宣布开始“三期”。2021年1月4日，德国制药业“巨无霸”姗姗来迟地宣布和CureVac合作开发新冠疫苗，2月1日，拜耳制药部门主管奥利奇（Stefan Oelrich）宣布了“将在2022年获得年生产1.6亿剂新冠疫苗能力”的“好消息”——而此时“疫苗大战已如火如荼了。

很显然，在攸关千百万国民生死的“疫苗测试”关前，法德两大欧洲医药巨头，双双考了个低分。

各种原因何在？

首先，投入不足。

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CAE）日前在一份报告中一针见血指出，法国在疫苗竞赛上的落后，是长期忽视研发投入的必然结果。“赛诺菲和巴斯德就代表了当前法国医药关键产品研发的最高水平，而这个水平已不再能确保世界领先地位”。这份报告指出，德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3.02%，法国只有2.25%，在2011-2018年间法国这方面投入只有139亿欧元，同比下降17%，而同期德国为315亿欧元，同比上升33%。此外法国研发人员入行之初的工资仅有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63%，这导致人才大量外流。CAE就此提出了八项针对性建议，包括简化行政管理，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临床研究进一步紧密结合以赶上世界水平，更好利用数据以体现治疗在产品经济管理中价值，等等。问题是，这些“固本培元”的药方不免缓不应急，且当前法国财政拮据，马克龙政府囊中羞涩，疲于应付各种社会危机，）能否“照方抓药”也大可质疑。

法国如此，纸面上强得多的德国又如何？

德国科研人员待遇远好过法国同行，却陷入了另一个瓶颈：政府扶持不够。

德国政府对长线科研开发越来越缺乏持久扶持力度，导致拜耳这样的制药、化工巨头近年来更重视生产及市场营销，而不愿在高风险的新品研发和预研方面下大本钱，结果便是大量前沿开发，是由活力充沛但资金链紧绷的初创公司完成的，这些公司受生存压力急于变现，往往会将宝贵的初创产品、技术卖给最早和最高出价的买主，而无暇顾及此举是否会妨碍本国“公共卫生安全”。此次德国投入新冠疫苗的BioNTech和CureVac恰是两家这样的“00后”，结果前者早早投入辉瑞怀抱，后者也差点被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牵头的某美国财团“勾走”，等到“土豪”拜耳终于出手，套句俗语“黄花菜都凉了”。

有投入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此次教训证明，没有投入的确是万万不能的。

其次，一味“借力”弄巧成拙。

许多法国业内人士指出，赛诺菲作为“后发巨头”，在充分尝到并购和“小吃大”甜头后一发不可收拾，仅21世纪以来就先后并购了安万特（Aventis）、健赞（Genzyme)、Bioverativ、Ablynx、Synthorx，加上稍早的圣德拉堡（Synthelabo）和“不完全吞并”的巴斯德，这些被并购甚至“小吃大”的各国疫苗名家的众多技术、专利被赛诺菲“生吞活剥”，一时间风光无比，成为业内性价比奇迹典范。然而“快车”好搭，内功难练，待新冠疫苗快速研发这块“硬骨头”突然甩在面前，吃惯“软饭”的赛诺菲不免崩了一口牙。

而巴斯德研究所则正相反：一手养大的“产学研综合体”巴斯德公司被赛诺菲“剥离”，研究所的研发不免远离“人间烟火”，“抗击打能力”的退化在所难免。

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大药企一味求稳，初创企业只想待价而沽，表面上，二者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待“大浪”袭来，一向自诩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却不免要为这种看似精明的“借力”，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过多考虑技术先进性和市场盈利前景。

德国疫苗研发实力雄厚，原本大可以“多头并进”，但参与前期研发的是清一色初创公司，优先考虑的必然是“卖相”，而“买家”即国际医药巨头，又必然优先选择市场效益更大的路径，结果造成德国多家（包括半途而废和消息不明的）新冠疫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统统挤上mRNA这一条路；法国原本在灭活领域有丰富经验和积累，却为了更好的市场和政策扶植前景，冒险选择了成功率存疑的小众路径，结果自食其果。

此外，一些“非专业因素”也对法德医药产业研发构成牵制，如欧盟颟顸低下的决策机制，对囿于“欧盟两支柱”地位不便自己“开小灶”的德法两国影响不小。又如两国环保、动保、生态激进组织十分活跃，对包括疫苗在内、各类医疗卫生研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经常起到“拖后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