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4日，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姗姗来迟地发表了自1月20日就职以来，新政府的首个外交政策演讲。

为清除特朗普（Donald Trump）时代影响，拜登在演讲中竭力营造一种“美国回来了”的氛围：“退群狂人”特朗普“抛弃国际责任”、“放弃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影响美国和盟国间关系”，因此需要他来“拨乱反正”。

拜登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决策，就是让美国重新加入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退出的世卫组织（WHO）和巴黎气候协定，任职当天还和俄罗斯签署《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重提美日韩三角同盟和“跨大西洋友谊”。所有这些都表明，拜登政府希望重新拾起奥巴马（Balack Obama）时代看似顺风顺水的“带头大哥”做派，重塑并巩固美国“自由世界当然盟主”的优势地位。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作为一个年事已高、在疫情背景下公共活动并不活跃的总统，拜登上任后正式视察的第一个联邦政府机构，正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反观前任特朗普，第一个视察的联邦政府机构是中央情报局（CIA，当然，这和他上任之初就被“通俄门”纠缠有关），正式步入国务院已是就职一年后的事。这至少表明，拜登政府竭力想在外交层面有所作为——或至少看上去有所作为。

在首个外交政策演讲中拜登用了较大篇幅提及这些，并将之和所谓“外交重设”联系起来。

所谓“重设”（reset），就是一改特朗普时代美国外交“不谈价值观，只捞实惠”的实用主义风格，转而重提诸如“人权”、“价值观”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美国概念”——当然，时代不同了（关键是班子构成不同了），“人权”和“价值观”也要日新月异，因此诸如“捍卫LGBTQ群体”之类的新概念也脱口而出。可以想见，未来四年里，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大棒”，又会花样翻新地漫天飞舞起来。

任何一位新任美国总统的首个外交政策演讲，都不可能回避一个根本性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对于前一个问题，拜登在演说中阐述得较为笼统，仅强调了和“盟友及伙伴”的“传统关系”，目前看来，他似在等待“盟友及伙伴”的态度，然后再作出进一步跟进，但很显然，他希望“盟友及伙伴”在方方面面更加配合美国，更加尊重这个“带头大哥”。

对于后一个问题，他的答案相当明确：俄罗斯在四年后重新被美国政府列在头号“对手”行列，这预示着延续多年的制裁、限制措施仍会延续甚至强化；中国被称为“严峻对手”（most serious competitor），却又称“准备合作”，这表明中美关系仍将是未来四年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复杂、最微妙的层面。于此同时，“伊朗”这个经常挂在特朗普嘴边上的“敌人”辞藻，在拜登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一次不提，这至少表明，未来四年里美国对在这个海湾国家身上“使劲”，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

对于拜登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一些分析家指出，这实际上是“蓝色版本的‘美国第一’”。

众所周知，“美国第一”本来是“红色”即共和党特朗普时代的“外交招牌”，其实质是美国必须占便宜，不占便宜就是吃亏，为占便宜可以不惜一切（包括“退群”、撕破脸皮和放弃“领导责任”），如果原本占便宜但后来便宜不再则可随时反悔……，一些人曾期待拜登上台后“新人新气象”，摒弃这种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也不利己的外交战略。

但种种迹象表明，拜登及其团队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上任第一天，他就撕毁了与邻国加拿大间业已达成的加美输油管协议，令这个与美拥有世界最长陆地共同边界的邻国怒不可遏；面对欧美盟国“取消特朗普无理强加的高额关税”呼吁，拜登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在方方面面追问下，包括新任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在内，多位拜登贸易团队要员重申继续对中国华为、中兴等高科技企业实施高压的既定政策，而拜登政府显然也希望延续特朗普蛮横施加的巨额对华进口关税……对于这些，拜登在其首个外交政策演讲中仅仅一带而过，但言者有意，听者更有心，这不过是涂成了蓝色（民主党颜色）的“美国第一”而已。

拜登能够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获胜，其关键并不在于其竞选纲领有多受欢迎，支持群体有多么浩大、多么坚定，而是因为特朗普在过去四年、尤其最后一年里实在“拉了太多仇恨”，导致原本立场迥异、唯一共同点是“反特朗普”的方方面面聚拢在一起，以创纪录的高投票率将拜登送入了白宫。

在这种基础上走马上任，拜登的班底和政策就注定是个大拼盘：他的政府和幕僚基本上是由奥巴马时代各部委“二把手”（其实他本人就是奥巴马的“二把手”），和民主党内所谓“进步派”捏合而成，而这两派本身立场就大相径庭（前者主张自由贸易，提倡务实外交，后者甚至比特朗普还热衷贸易保护主义，对“价值观外交”情有独钟）；特朗普之所以能执政四年，从“铁锈带”、工团主义者甚至有色人种中上层中挖走大量选票是关键，拜登不能不讨好这些原本就是民主党基石的群体，同时，作为公认的“共和民主党”即党内中间派，他又不能得罪务实的中产阶级和重商主义者。

具体到国务院层面也是如此：他的班子里充斥着特朗普时代失意的专业外交官、恨不得颠覆一切的躁动“党内进步派”，还夹杂了两个被特朗普重用的“异己”——阿富汗问题和谈代表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和人质问题特使卡斯滕斯（Roger Carstens），可想而知，这样一个“混搭”风格的国务院，会为美国外交政策定下怎样的基调。

于是，不论拜登的首个外交政策演讲，还是拜登政府最初两周的外交作为，都明显流露出“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矛盾之处：希望“盟友及伙伴”像奥巴马时代那样“众星捧月”，却打算维持特朗普时代的低投入、低负责；希望借“敲打”俄罗斯重塑“外交价值观”，却又希望不惹得对方挥舞核大棒；希望减少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派糖”，却又希望对方不至于因此恼羞成怒撕毁和平协议；希望中止对沙特在也门用兵的资助，以塑造“人权卫士”形象，却又希望不至于让这个石油大亨一怒之下跳下美国战车；希望维持特朗普时代对中国所施加的一系列单边强硬措施，以捞取“实利”并取悦党内党外的强硬派，却又奢望中美关系不再像特朗普时代后期那样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奢望中国会一面吃经贸和高科技限制的亏，忍受种种“敲打”，一面对美国露出“友善的笑脸”……除了暂停从德国撤军和增加难民接纳这两个明显取悦民主党基本盘和“去特朗普化”的姿态，拜登的整个演讲都充满着这种“精分”气息。

然而天下并没有这么便宜的好事：从目前情况看，不论“盟友”、“伙伴”或“对手”，都摆出一副“你不着急、那我也不着急”的姿态，听其言、观其行——来日方长，且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