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儿子住在加拿大的大温哥华地区，大儿子上学前班（大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小学学制是8年，学前班到7年级都是小学生）那年的2月最后一个周末，学校突然让孩子带回一张粉红色的纸，上面用醒目的黑字印着“每天都是‘粉红日’”，密密麻麻的小字，则“希望”家长让孩子在2月25日穿着粉红色衬衣上学，“如果实在没有就尽可能在身上佩戴一件粉红色的服饰”。

 

当时觉得好奇怪——虽然大温哥华是个著名的多元文化城市，但平素里也不见许多小男生穿着粉红色衣服啊，为什么要有个让所有孩子、包括男孩子都穿粉红色衣服的“粉红日”？

 

那年正好在当地一家报社打杂，到编辑部后问同事，才知道那年的2月25日是加拿大的“反欺凌日”——为什么说“那年的”？因为和许多北美特有的节日、纪念日一样，加拿大“反欺凌日”是按照星期某日、而非国际流行的按年月日计算的，自2010年起，这一天被定在每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2021年的“粉红日”（Pink Shirt Day）即“反欺凌日”（Anti-Bullying Day），是2月24日。

 

如今也已过完10岁生日，正在哥哥第一次过“粉红日”学校念四年级的弟弟，在通知我们给他准备粉红色衬衣时满脸严肃地告诉我们“这可不是个要说‘节日快乐’的节日”——虽然这句话显然是老师教的，但他说的并没错：“粉红日”的由来，是一起让孩子们很不愉快的校园欺凌事件。

 

2007年暑假（加拿大中小学一年被暑假、寒假和春假分成三个学期，暑假后的开学是新一学年的开始）结束后的开学日，东部新斯科舍省小城贝尔维克市一所中学的九年级男生麦克内尔（Chuck McNeill）觉得很兴奋，因为加拿大公立中小学通常每隔一两个学年就会把班级打乱重分，目的是“让孩子们尽可能和不同伙伴交往”，他可以见到许多全新的同学了。为此，他特意选择了一件醒目的粉红色衬衣穿上，兴高采烈地往学校走去。

 

让他始料未及的事，学校里一些新交换到班上的男生，却因为他这件粉红色衬衣的特立独行，用刻薄的语言嘲讽他、欺负他。“九年级有男生穿粉红色衬衣”的“花边”不胫而走，一些高年级男生闻讯也加入校园欺凌行列，麦克内尔被欺凌得心理崩溃，大哭着跑出了学校。

 

对此感到不平、平素也对校园欺凌敢怒而不敢言的一些同学觉得“有必要做些什么”，他们在回家得到家长支持后，第二天集体穿着新做、新买的粉红色衣服上学，无声地表示对受欺凌同学的支持，和对校园暴力、欺凌的无声抗议。其中两位即将毕业的12年级学生谢菲尔德（DavidShepherd）和普莱斯（TravisPrice）还购买了50件印有反欺凌口号的T恤，免费分发给愿意支持反欺凌的同学，

 

消息传出登时轰动了全市，这一天被人们称之为“粉红日”。“粉红日”随即惊动了时任新斯科舍省长麦克唐纳（Rodney MacDonald），他立即推动设立省级“反欺凌日”（Stand Up Against Bullying Day），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也就此成为第一个设立“粉红日”的地区。

 

“麦克内尔事件”发生在9月，新斯科舍省的“反欺凌日”最初也自然定在了9月（第二个星期四）。第二年3月，大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鉴于省内校园欺凌猖獗，在时任省长金宝尔（Gordon Campbell）推动下，将该省反欺凌日定在2月27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由此成为全球第二个设立“反欺凌日”的省级行政单位，首个使用目前标准“反欺凌日”英文名称（Anti-Bullying Day）、和首个将“粉红日”定在2月的地方。之所以在2月，是考虑到寒假和春假期间节假日较少，传统上习惯安排更多校园社会活动。

 

2009年，温哥华当地公益组织“男孩女孩俱乐部”（Boys and GirlsClubs）制作了大量印有“欺凌到此止步” （Bullying Stops Here）、“粉红衬衫日”（Pink Shirt Day）等口号的粉红色T恤，在网上进行慈善义卖，所得收入捐赠给反欺凌项目，此举得到广泛响应。这年的2月27日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个真正举行活动的“反欺凌日”纪念日，当天不仅全省各学校师生纷纷穿上粉红色衣服，举行各种“粉红日”活动，省长金宝尔等省府工作人员也在工作服外套上粉红色T恤出镜，表达对校园欺凌的反对，和对被欺凌孩子的支持。

 

“粉红日”活动就此在加拿大全国引起强烈共鸣，在各省推动下，第二年设立了全国性的“反欺凌日”，考虑到固定日期可能造成某年“反欺凌日”适逢周末、不便在“主战场”校园开展活动的因素，加拿大全国性的“粉红日”改在了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并延续至今。

 

如今“反欺凌日”和它的象征色——粉红，已成为国际性反对欺凌、尤其反对校园欺凌的共同纪念日，除加拿大外，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黎巴嫩都设立了全国性的“粉红日”，且都设在2月，只是美、加两国定为2月最后一个星期三，而其它国家大多按公历，设在了2月27或28日。

 

2012年，联合国也设立了“国际粉红日”，其主旨和象征色，都沿用了加拿大的概念，但日期却完全不同，定在了每年的5月4日。在大温哥华地区，许多学校（尤其国际生较多的学校），会在每年搞两次“粉红日”活动。

 

除了前面提到的穿粉红色上学、举行粉红色T恤义卖，加拿大的“粉红日”还会做些什么？

 

政治家和名流在“粉红日”穿粉红色上镜，是加拿大“粉红日”风俗的“压轴戏”，谙熟此道的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当然不甘人后：2021年的“粉红日”是2月24日，他在这天和妻子、二儿一女三个孩子集体穿着粉红色服饰拍照发送到网络社交平台，并随附大段煽情文字，呼吁“每个人都可以穿任何他们想穿的衣服，爱他们想爱的人，成为他们想成为的样子——不受欺凌，不受歧视。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坚信的事，不只是在粉红衬衫日”。同日，最早把“粉红日”放在2月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贺谨(John Horgan)、教育厅长韦瑞珍(Jennifer Whiteside)当天身着粉红色服装，在电视台发表题为“互相扶持”(Lift each other up，2021年“粉红日”的主题词)的主旨演讲，并宣布启动“erase”计划。所谓“erase”计划即expect respect & a safeeducation（彼此尊重和安全的教育)计划，设立无需注册登录的erase网站，鼓励所有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随时随地上该网站举报。

 

在大温哥华地区，许多政府机关、办公室职员也会在这一天约定俗成地穿上粉红色衣服，或在手腕上佩戴一条粉红色丝带，以表示对“反欺凌”的支持，往年还会有人组织“粉红日”的各种街头或聚集性活动，今年因为疫情关系，这些活动许多只能“从简”，为表示“我们没有忘记这一天”，许多人特意订购了粉红色的口罩，在“粉红日”戴上。

 

大儿子的第一个“粉红日”，当初不知道这一民俗的我们措手不及，只好让他在手腕上系了条礼品盒上拆下的粉红色丝带。第二年他就穿上了专门买来的粉红色衬衣。一年又一年过去，大儿子的粉红色衬衣“长大”了好几次，今年小儿子穿着上学的，正是哥哥“淘汰”下的一件。而已上10年级的哥哥，今年却别出心裁地在普通衣服上挂上写有“粉红日”的醒目标签，就这么穿着去了学校，据说，虽然疫情严峻，但他们中学还是举办了“非接触性”的“粉红日”纪念活动，还在网上展出了相关绘画和视频作品。

 

然而，光穿上“粉红”就够了么？

 

在加拿大，2007年联邦统计局《关于加拿大学生学习态度调查》显示，38%的成年男性和30%成年女性称，自己学生时代曾遭受校园欺凌，47%家长称自己孩子在校园遭受欺凌，16%称“经常遭受欺凌”，2-8%的6-10年级学生称自己每周至少遭遇一次欺凌，4-10%的学生称自己每个月至少欺凌同学一次，19-24%的学生称自己既遭受他人欺凌，也欺凌他人。而非正式统计更称，75-80%左右加拿大公校在读学生称，自己在学校遭受过欺凌。如今十几年过去，一些教育专家和公益人士坦承，“情况未见显著改善”。

 

2021年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贺谨等集体作“粉红日”亮相的，有著名的“啊，阿曼达.托德（Amanda Todd）校园欺凌事件”受害者的母亲、“托德纪念协会” （AmandaTodd Legacy Society）会长卡罗尔.托德（Carol Todd），后者也发表了感人的讲话——但感人的背后却是辛酸和无奈：2012年自杀身亡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5岁中学生阿曼达.托德7年级时候被人诱骗，在网络摄像头前拍了半裸照，结果被人上传到网络，同学、熟人中传到沸沸扬扬。那名“幕后黑手”更用已拍裸照要挟她拍摄更多裸照，否则就“曝光”，结果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阿曼达在16岁生日前夕绝望自杀。

 

阿曼达事件最令人震撼的，是各种防范手段的苍白无力：早就寻求学校、社会和家长帮助，她的父母知道她被欺凌，并积极帮助她应对；她的学校和教区也知道此事，她的转学就是学校干预的结果；警方知道她的裸照被散布，还专门登门通知了阿曼达一家；她的妈妈卡罗尔.托德是高贵林学区的技术辅导专家，熟悉学校、电脑和网络，也熟知网络各种潜在风险，却救不了自己的女儿；阿曼达本人曾在自杀前一个多月上传长达9分钟的YOUTUBE视频，勇敢叙述自己被欺凌的故事，希望得到帮助……正如著名华裔心理学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列治文市议员区泽光所言，阿曼达什么都做了，但无效，这件事给了加拿大整个社会、教育和警政系统一记响亮耳光，因为这等于说，以前的种种说法，如“遇到网络欺凌要大声说出来，老师、家长和专业人士会保护你们”是欺人之谈——既然大家为阿曼达做的，远比“粉红日”多得多，却无法挽救阿曼达生命，仅仅在“粉红日”这天“制造民俗”，又能对欺凌、尤其校园欺凌，起到多大抑制作用？

 

大儿子所上的、住家附近的公立小学，是让作为新移民、新父母的我们，学习并熟悉起“粉红日”的地方，但也正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儿子遭遇到系统性、群体性的校园欺凌和“冷暴力”，最终不得不在他第一个“粉红日”活动翌年转学去了私校；小儿子如今穿着哥哥穿不下的粉红色衬衫，上了哥哥离开的这所小学，却在2021年“粉红日”前夕，和两位新入学的韩国女同学一起，被同班“熊孩子”用“你们是亚裔，所以你们在传播新冠疫情”的语言“冷暴力”——所幸，这次老师进行了干预，制止了“熊孩子”的言行，但作为家长我们不能不担心，“只比苍白浓一点”的粉红，对抑止弥漫的校园欺凌、暴力，究竟能有几分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