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泰国和保加利亚两国宣布暂停牛津/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接种，等待进行进一步的接种不良反应调查，从而使因接种不良反应而暂停牛津/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接种的国家总数达到五个（另三国分别为冰岛、挪威和丹麦，此外还有奥地利、意大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宣布暂停个别批次牛津/阿斯利康疫苗接种。

正如一些欧洲公共卫生学家所言，过去一周里，一度炙手可热、一剂难求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公关质疑和信任危机：自8日奥地利宣布一名护士接种该疫苗后因血栓凝结导致死亡，一周内欧洲多地反馈出类似的血栓凝块相关问题（主要是静脉中血凝块栓塞，并导致心肺两方面的症状），3月11日，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承认，在已接种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约500万欧洲民众中，出现血栓相关问题的病例约30例。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研发成功以来，就一直受到较多争议：研制方宣布的有效率偏低（70%，而采用mRNA原理的辉瑞和摩德纳疫苗均宣称达到90%以上；针对65岁以上老人群体临床试验不足便匆匆获得临时批准（而欧洲优先接种对象恰是65岁以上老人）；接种后的副作用较其它疫苗更接近流感）……，总之，在许多国家、尤其挑剔的工业化国家看来，牛津/阿斯利康是一种“还不完美”的疫苗。

就是这样一种“不完美”疫苗，还在英国的“疑似疫苗保护主义”措施（优先确保本国1亿剂订单）影响下，成为稍早时欧洲“疫苗大战”中最醒目的主角。由于供不应求、订单被大量延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欧盟去年12月至今年3月下给牛津/阿斯利康的订单仅交付了其中不到10%），欧盟一些国家已采取措施转嫁“疫苗危机”，如意大利就截留了本应交付给澳大利亚的25万剂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然而所有这一切“不完美”，都远不如此次“血栓危机”更令人担忧：以法国为例，LCI/（HarrisInteractive）民调显示，64%法国受访者表示愿意接种新冠疫苗，较1月7日增长8个百分点，但“不信任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受访者比例却高达57%。

对此，欧洲药品管理局3月11日发表声明，表示“尚无证据表明，前述血栓相关问题和牛津/阿斯利康疫苗本身有直接因果相关”，尽管在“接种警示”中紧急增加了“警惕严重过敏反应和其它可能副作用”一条，但强调接种“利多弊少”，表示“没有任何理由停止接种”；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也作出了基调几乎如出一辙的表态。

疫苗开发方和主要资助国则竭力为牛津/阿斯利康疫苗辩解：与牛津大学联合开发该疫苗的英国-瑞典实验小组发言人表示“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性已经历广泛3期临床试验的的安全性考验，总体上具有良好耐受性”，英国首相约翰逊则表示“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安全可靠’”。一些英国医学专家、如诺维奇东英吉利大学医学教授亨特尔（Paul Hunter）则罗列数据认为，老年人不论接种何种疫苗，都有一定比例会出现血栓凝块相关问题和症状，“牛津/阿斯利康疫苗所碰上的并非独有问题”。

尽管大多数国际公共卫生专家认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牛津/阿斯利康疫苗接种与血栓凝块相关问题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也同时认为，鉴于在同等接种条件下，其它新冠疫苗反馈的此类问题明显较少，此次“血栓危机”可能在欧洲、乃至更广泛范围（第一个欧洲以外国家泰国宣布暂停接种，就是个危险信号）浇灭人们好不容易积累的接种信心、热情，从而将已被种种“天灾人祸”耽搁的疫苗接种和群体免疫进程再度延误，并因此延缓整个世界经济、人流、物流等的复苏。不仅如此，人们也许会因此重新审视为“提速”而不惜“特事特办”缩减疫苗审批流程的做法。

但EMA、WHO和欧盟大多数国家“利多弊少”、“没理由暂停”的反应表明，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打算因“血栓危机”耽搁过久——因为选项和腾挪余地并不多。

迄今因疫情而造成的“停摆”为时业已太久，对各国经济、社会和行政治理都构成巨大负担和沉重压力，如果疫苗接种再被“血栓危机”延误几个月，后果和损失将更不堪设想；相较于贮存、储运要求苛刻（低温恒温），价格高昂的mRNA类疫苗和产能受限、有效率稍低的灭活类疫苗，采用腺病毒原理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价格便宜（欧洲目前均价约2.50欧元/剂）、储运贮存要求不高（2-8°C，普通冰箱即可）、容易上量、有效率尚可，不论欧盟等出现“疫苗慌”的欧洲国家，还是正感受更大“疫苗贫富悬殊”的不发达国家，都普遍将宝押在牛津/阿斯利康疫苗身上，联合国/WHO力推的、旨在促进疫苗在各国间公平分配的Covax计划，同样不得不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血栓危机”不出更多乱子、不引发更难应对的公关危机，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别无选择，只能“且战且进”，一面“多加小心”、一面提心吊胆地继续谨慎推进整个疫苗接种进程，且不会对疫苗品种、产地作更多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