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 如果没有拉登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转瞬间“9.11”过去10年了。

据最新统计，仅在纽约一地，“9.11”的殉难者就达2753人，直接、间接造成的影响则更难估量。几个月前，“9.11”的策划者本.拉登已死，十年之仇，总算有了个了断。

人们不由要问，倘若没有拉登呢？是否就不会有“9.11”，更不会有“9.11”综合症？

的确，有人会说，如果没有拉登，也许就不会有“基地”，不会有如此周密、大胆，直接对准美国腹地要害的大袭击，更不会有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巨额军费开支、单边主义，不会有巨额赤字、公共开支和国家债务，不会有今天的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美国、世界，都不会是今天这般模样。

然而即便没有拉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圣战者”组织也已成形，在他们当中也一样会滋生“塔利班”，一样会有外国“圣战者”投身其中，如今“基地”的一把手扎瓦赫里，在未追随拉登之前，就已经是埃及著名的极端组织骨干，他们同样得到中情局和其它美国机构的资助、扶持，用来对付苏/俄和其它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手，倘不是“9.11”的狂妄大胆刺痛了美国这个骄傲的帝国，或许这种不明不白的资助、纵容，还会按照惯性延续一段时间——塔利班的宗教国家，不是在默许中生存、壮大，将马苏德等反对派挤到山沟一隅？如今被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的车臣反俄武装，以及其它一些穆斯林原教旨组织，不也曾被美国及其盟友暧昧定性么？“9.11”的惊天一炸，固然让美国人感到屈辱、沉痛，但未必不是一针清醒剂，令他们从后冷战的自得中惊醒，抛弃冷战时代“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之幻想，将“基地”、塔利班，以及形形色色以极端原教旨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恐怖暴力为手段的组织，认定为自己的敌人。

事实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美国军、民目标的袭击由来已久：1983年10月，贝鲁特美国军营大爆炸，死216人；1986年4月，西柏林夜总会爆炸，死3人，其中驻德美军两人；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肯尼亚使馆爆炸，共225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2000年10月，一艘美国军舰在也门亚丁港被炸，17人死亡……这些恐怖袭击事件有的系“基地”所策划实施，但并未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更未引发美国社会公愤，甚至“9.11”前夕，拉登仍与CIA人员有来往，有些则完全与“基地”无关。如果没有拉登，没有“9.11”，崇尚门户开放、个人自由，在珍珠港事变后本土从未遭逢大敌，自认为“绝对安全”的美国社会，是不可能顺利通过一系列加强海关监控和安全监督措施的法案的，双子塔固然不会在光天化日下倒塌，但类似2009年圣诞节，尼日利亚少年阿卜杜勒.穆塔拉布的“西北航未遂爆炸案”，和2010年5月，时代广场未遂汽车爆炸案，这样的“未遂”，就很可能因疏于防范而成为“已遂”。不能不承认，“9.11”后美国的确扎紧了篱笆，加强了国内安全措施，恐怖分子重演一次“9.11”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很难想象，没有拉登一手策划出“9.11”的刺激，美国政府能否有这样的魄力，美国社会、公众能否有这样强的承受力、忍耐力。

如果没有拉登，就不会有从车臣到尼日利亚，从北非到东南亚，各路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大联合，但没有拉登的“9.11”，反恐“统一战线”也不会形成，各国更不会下大决心、大气力去伊拉克、阿富汗这些是非之地折腾，对穆斯林极端势力的全球围剿更难以实施。穆斯林极端恐怖势力，是历史、现实、政治和利益因素交织的产物，有没有拉登都会存在、爆发，倘若无拉登，破坏力或许不会那么大，但国际社会的“反弹”也就不会如此坚决、强硬。

如今拉登已经死了，“基地”也不复昔日之盛，但穆斯林恐怖主义没有消失，它的温床犹在，在“阿拉伯革命”动摇中东、北非既有秩序时，不安定因素会释放，而巴以、阿富汗、泰国东南部、菲律宾棉兰老等老热点也会持续，甚至，因为没有了拉登这样的领军人物，“不出名”的恐怖分子将更难捉摸和对付。

不仅如此，在经济萧条，失业率高企，民众收入普遍下降的今天，对前途丧失信心，对社会产生敌视情绪者和自感“边缘化”的人，远不止穆斯林极端分子，挪威枪击事件，英国极右翼大游行，这些都是已经或正在酿成的悲剧，他们的始作俑者并非穆斯林（尽管许多人下意识地会联想到穆斯林或“基地”），即便没有拉登，这些因各种不同原因而沮丧、失落的人，也一样有可能选择对社会发泄，向社会报复。

如果没有拉登，或许就没有“9.11”，没有“9.11”综合症和后遗症，但这不意味着就不会有恐怖主义行为，不会有滋生各种极端行为的温床，更何况，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秘密战”和冷战逻辑，才成就了拉登这个一度的“美国头号敌人”，而非拉登和“基地”让美国穷兵黩武、大动干戈，搞全球兵力部署和国际反恐联合行动，明白了这一点就该知道，即便拉登已死，“安全的美国”和“安全的世界”，离我们仍然十分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