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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诺贝尔奖“一步” 距科学高峰几步?

 

因创制新型抗疟特效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80高龄的中国医学家屠呦呦日前荣获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临床医学奖,这是迄今中国生物医学界所获得的最高国际大奖。由于拉斯克奖获奖者中许多日后均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因此有舆论称,中国科学家终于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

作为泱泱大国,中国科学家迄今在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奖项仍保持“零纪录”,令许多国人感到既羞耻,又不甘,如今终于“只差一步”,兴奋、激动,都在情理中。

评奖委员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毫不夸张,作为一名“老非洲”,笔者在西非工作、居住的几年,不仅目睹了疟疾在卫生状况恶劣的黑非洲是如何肆虐、如何造成大量成年、未成年人死亡的,也亲身经历过3次致命的疟疾患病过程,复方青蒿素注射剂可谓是我的“救命恩人”,如今它的发明者之一获得国际声誉和承认,对笔者而言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如能获得诺贝尔奖,自然更是锦上添花。

不过高兴之余,却免不了生出一丝担心。

众所周知,在中国许多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博奖项”的陋习,为了“保获奖”不惜拼凑裁剪,甚至削足适履,只求一博得奖,哪怕违反科学规律,影响长期研究的系统性也在所不惜。中国虽是个大国,但科研底子薄弱,科研资源有限且宝贵,倘为了垫高这“一步”,而不惜拆屋子、劈桌子,慢说未必得手,便因此得了这个奖,又有多大价值?

诺贝尔奖是对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成果的追认和肯定,只有建立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长期稳定投入、不断获得成果的前提上,诺贝尔奖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由于多方面原因,中国在这些领域起步就已经比发达国家晚了几百年之久,近百年来科研、教育的投入又远远不足,科技成果的转化差强人意,教育-科研-生产的良性循环也远未具备应有规模。尽管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显著改善,但基础科学原本就是“慢工出细活”,需要积累和磨砺的功夫,日本自1867年明治维新开始大规模投入近代自然科学研究,即便战争、动乱也不中辍,直到战后才在经济领域获得满意回报,近10年方获得诺贝尔相关奖项的“井喷”,并开始摆脱“最佳模仿者”的帽子。与之相比,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十分明显,至今仍顶着“山寨大国”的难堪帽子,年申请专利、发表论文数虽名列前茅,其中包含的有价值创新成分却严重不足,就屠呦呦个人而言,或许真的“只差一步”,可中国基础科学、应用科学距科学高峰,相差又何止一步之遥?

与其不惜代价,剜肉补疮般试图强行垫上这“最后一步”,还不如把精力和代价,投放到更关键的部位。

正如前文所言,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培养周期长,收获需假以时日,项目和队伍的稳定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有关方面非但不能一味“保尖子”、“抓突出”,还应将政策更多向从事这些项目、学科研究的“塔基”、中坚骨干倾斜,确保其应有的物质、精神待遇,从而维护其科研积极性,确保项目和队伍的稳定。

创造力的流失是令人痛心的是,而这和基础教育、社会风气和人才选拔机制等都有关系,应下大力气培养、恢复中国人的创造力源泉,惟如此,才能在十几年、几十年后迎来属于自己的“诺贝尔井喷”,而不是孤注一掷般地押宝一次奇迹。

即以此次获奖的青蒿素而言,尽管原料、原药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成药的知识产权也完全属于中方,但由于决策的误区,中方厂商不仅主动将成药专利送给瑞士诺华、法国赛诺非等国际厂商,且在争取联合国、WHO和欧盟等组织预供应商资格方面动作迟缓,导致最关键的非洲等市场,用中国原料、中国专利生产的“洋青蒿素”大行其道,中国自己的产品却只能“打擦边球”。如果说,同样“只差一步”,付出代价即能有所改善,争取应有的市场利益、份额,显然比“博奖项”有意义得多,要知道,青蒿素原料和成药销售利润比约为1:20。

中国科技和世界高峰的另一个重大差距,是重初始研究,轻改进、更新和换代,仿佛推出成果便万事大吉,精力往往转移到新项目、新领域,而国际上则更注重持续研究和“渐改”,充分挖掘科研成果的价值和潜力。即以抗疟药而言,前几代由国外研发的产品——氯喹和SP都有几代或十几代产品,每隔几年就推出一代,以克服疟原虫的抗药性,而青蒿素制剂诞生至今已近30年,大的改进除了单方变复方外均不显著。据非洲方面的信息称,一些地方的疟原虫已出现对复方青蒿素的明显抗药性。倘若中国科学家固步自封,“青蒿素神话”的被打破只是时间问题;倘已经积累多年生产经验的西方大药商率先突破青蒿素更新换代的瓶颈,则这块难得的、离世界水平最近的“科学制高点”也将摇摇欲坠。相较于诺贝尔奖,中国科学家和有关方面,似应在科研成果的推陈出新、更新换代上迎头赶上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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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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