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中的地方官们

倘是在承平时候，在清朝做地方官是最实惠的：有公费、养廉，实际收入远超过同品级的京官，许多芝麻绿豆大的地方官，也有专折奏事、上达天听的权力。虽说文武分途，政法分立，但督抚以上均身兼兵部、都察院头衔，可以既管军务，又管司察，等于是一个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复合体，尽管督、抚、藩、臬和八旗系统的将军、都统等权限模糊，权力交叉，但自光绪后期以来，却也开始逐步理顺，如东三省设立总督，内地废除与总督同城的巡抚，将按察司改为提法使，等等，权限分工开始变得明晰。

但战乱时期，清朝的地方官是最痛苦的：失地者死，这条原本用于军队的纪律，在整个清代却实际上适用于许多封疆大吏——将军、都统是正经军职，尽管其实是地方官，却也必须与驻地共存亡；总督、巡抚分别兼任兵部尚书、侍郎，算是带兵的人，当然也要“军法从事”；至于道、府、州、县等地方官原本该算纯粹文官，却也在“守土有责”的大义名分下，被逼着死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成功则封妻荫子，加官晋爵，一旦成破则往往只有死路一条，勇敢的要么战死，要么“朝服正堂，骂贼而死”，稍文弱怯懦的则或投河，或上吊，自寻了断，倘若逃亡，则除非有办法在朝命下达前戴罪立功，最好是收复失地，否则怕是难逃王法。殉节地方官封妻荫子，恤典丰厚，而逃亡、投降，甚至逃出领地被杀的地方官，本人会被追贬，妻、子也会受到贬斥、夺恤，甚至千夫所指的连累。正因如此，清代内战、外战中，只要城池被攻陷，守在城内的地方官殉死者是大多数，不殉死者反倒是少数。

不过这个铁律在辛亥前后却被无情打破了：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革命的潮流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卷起惊涛骇浪，将守土有责的清朝地方官或直接、或间接卷入其中，我们看到的是，“与城同殉”不再是约定俗成的惯例，而逃亡、倒戈却变得不再罕见，甚至身居一、二品高位的督抚也不例外。

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清朝封疆大吏中被杀的有已革四川总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西安将军文瑞，署广州将军孚琦，广州将军凤山，山西巡抚陆锺琦，福州将军朴寿，署四川总督端方，伊犁将军志锐；自杀的有江西巡抚冯汝骙，闽浙总督松寿；自杀未遂的有护理山西巡抚钱能训；被俘后释放的有云贵总督李经羲、浙江巡抚增韫，以及前面提到的钱能训；弃城逃走的有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广总督瑞澂，湖南巡抚余诚格，贵州巡抚沈余庆，两广总督张鸣岐；辞职拒不上任的有署四川总督岑春煊；领衔宣布独立，转入革命军阵营的有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后又取消独立并辞职的，有山东巡抚孙宝琦；密谋响应革命被谋杀的，有署山西巡抚吴禄贞。

在上面列举的、被直接卷入战事的25位封疆大吏中，殉城、死事的只有10位，占40%，已不过半数；“造反”、“造反未遂”、抗拒朝命或一度“变节”者则高达5位，居然也占到20%；而剩下的40%则成了骑墙派——革命党闹不大则为朝廷坚守，革命党闹大了则溜之大吉。

事实上为清廷殉葬的这10位封疆大吏，也不可一概而论。

这其中的文瑞、孚琦、凤山、松寿、朴寿等，是典型的“旗人世仆”型官僚，走的自然也是清代司空见惯的“文死谏、武死战”，与城同殉的路数，辛亥革命后虽提倡“五族共和”，但地方上却往往表现为激烈的排满运动，平日享受特权、却被包围在汉人孤岛般“驻防城”中的驻防八旗，在清代历次兵事中，都是抵抗最坚决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旗人，只能“自家的朝廷”同生共死。

伊犁将军志锐虽是旗人，却在甲午战争中主战被排挤，戊戌变法中被目为翁同龢党遭贬斥，辛丑之役又试图劝阻慈禧招义和团入京，此后又多次疏陈边疆时务，因而仕途坎坷，是旗人中较少见的经世派。他在1910年还提出“销除旗人旧档”，融和满汉，改善民族关系的建议，足见头脑是冷静、清醒的。1911年阴历正月，他从杭州调任伊犁，此时革命已迫在眉睫，加上路途遥远，他直到八月才从北京动身西行，十月走到新疆、甘肃边境，正好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他不顾“少留观变”的建议，兼程西行，结果上任仅54天就被杀。作为新派满洲官员，他一直主张“融和满汉”，却在形势紧迫时只敢相信八旗兵将，一味排挤新疆新军，最终提前触发了兵变。尽管如此，他的官声和威望仍然很高，以至于革命党不但不想杀他，还想推举他为都督，却被他以死峻拒。志锐在政见上并非顽固派，而是不折不扣的新派，如果辛亥不是一场流血革命，而是一场温和改良，他很可能出于富国强兵，维护清帝国世系的目的，成为热心的改革附和者。但在他这个熟读经史、以书生自居的满族正红旗地方官心目中，“忠君”的分量更重于“报国”——更何况，他心目中要报的“国”，恐怕只是“我大清”，而尚不是“我中华”，不惜一死，也就在情理中了。

殉葬名单中的陆锺琦是名单中罕见的汉人。他是所谓正途出身：进士-翰林院-地方官，自幼是出名的孝子，1900年庚子国变，他就因两名同年被八国联军所杀而试图自缢。革命军起事、成事，他都心中有数，却一直以铁腕镇压，并和儿子、兄长一起做好一死准备，山西革命，他和哥哥一起死于乱枪，算是“求仁得仁”。他是著名的保守派，曾一度和极端顽固排外的徐桐过从甚密，虽看出义和团不能成事，自己出任地方后却拿不出有声有色的救时良方，只是一面镇压民变，一面整日宣誓为清廷效死。他这样的地方官，颇似咸丰初年广西武宣知县刘作肃，面对汹涌的各路起事既不能脚也不能抚，只准备一根绳子上吊。可以说，陆锺琦在山西短短一个月的任期，是“一边作死，一边等死”，最终迎来了迟到10年的死亡。

冯汝骙不但是汉人，且是维新派，一直赞成改革、立宪，武昌起义后南昌新军响应，最初并未杀他，而是推举他为都督，在他坚决拒绝后也仅礼送出境而已。冯汝骙乘船走到九江后服毒自尽。他循的是“失土者死”的清吏成规，因为按照以往的先例，“陷贼生还”，最终即便逃脱死罪，也终将身败名裂。在改革社会的认识上，他并非革命党的陌路人，但他所要的，是保留大清皇帝的改革，而不是民主共和的革命。他的死，是执迷于旧“规矩”，却没有意识到，时代变了，“规矩”也会变。

赵尔丰是酿成辛亥兵变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铁腕，不仅令立宪党与革命党合流，且造成四川糜烂、湖北空虚。但事实上，这位吏才明敏、为官清廉、娴于边务的文武全才，并非没有意识到“铁路国有化”的弊端，并在赴川上任后很快如实汇报了川人的不满和股东的不平，但正醉心于皇族专权的中枢对此毫无知觉，只一味敦促赵尔丰弹压，可以说，是清朝中枢的颟顸，让原本可以成为边疆柱石的赵尔丰，最终成了川人切齿的“赵屠夫”。辛亥兵起，这位汉军旗人并未如某些史书上所云“顽抗”，而是顺从地将权力交给立宪党人，甚至在成都兵变后一度出来“善后”，他之最终被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镇压保路运动的血债，难为川人所谅解，换言之，他之本心，已不想为清廷殉葬，可惜已身不由己。

如果说志锐是旗人中的经世派，那么端方就是旗人中凤毛麟角的立宪派。他曾赞助戊戌变法，上书慈禧要求维新，还参加了著名的五大臣考察，遍历亚、欧、美10国，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要求立宪，还撰写了被成为“立宪派纲领”的《欧美政治要义》。在地方官任上，他鼓励师范，兴办学堂，还是中国幼儿园和省立图书馆的创始人，可以说，对改革、立宪，他的态度是积极的、真诚的。然而清廷委派的“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头衔，让他背负“路权激变”的罪魁污名；辛亥前夕、将这个“罪魁”派去四川，带着重兵去接替“赵屠夫”，所带的偏又是和武昌革命军一脉相承的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这支据说每3名中下级官兵中就有一个革命党的队伍。当武昌枪声响起，成都乱事又炽，被称作“有学有术端吾陶”的端方，自然是既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只能夹杂在这支和自己离心离德的军队中苟延残喘。他并不想死，据说死前他曾召集将士，声称赞同革命，甚至说自己是汉人，最终却仍难幸免——不知远在北京，黄土没颈之际还给他弄了个“忠敏”谥号的满清朝廷，知道这正白旗封疆大吏的最后一幕，当作何感想？

失地者死的严律在政权稳固时对各级官吏能起到很大的约束作用，而当朝野对中央政府信心不足时则效力大减，即使在清初和太平天国时期，在反清武装声势浩大时，也有些地方官员认为“天下大变”，不再惧怕清朝的严酷刑律，而甘愿拿性命冒险，出现了一些投降、逃亡的地方官；到了辛亥前后，清廷的大势已去，已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方官、甚至高级地方官已对清廷的责罚有恃无恐，当然不再那么愿意积极去殉葬了。

纪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执行来维持。在此前的历次战事中，“失地者”大多难逃严惩，如抵御外敌失败的牛鉴被革职，耆英被赐死，被太平军击败逃亡的陆应谷被降职，何桂清被处死。而到了辛亥之役，丧师失地、弃城逃亡的瑞澂、张人骏、铁良等，却个个得以保全性命，甚至在丢城后仍被革职留任。信仰本已丧失，纪律复不整肃，地方官们到了此时，对王法可谓敬畏全无，不肯爽快去死，也就成了普遍现象。

不仅如此，自慈禧死后，执掌政权的隆裕-载沣集团将维系“大清一统万年”的希望，寄托在皇族、满族和旗人集权上，不但在朝廷中排斥汉人，搞皇族内阁，旗人宪政，地方上也着力安插旗人、亲信，力图扭转咸同以来，汉人经世派封疆大吏比例越来越高的趋势。尽管他们也做了一些“宪政”文章，如在1909年给赞同戊戌变法的前湖南巡抚陈宝箴恢复名誉，并改变了若干地方官的建制、名称等，但一触及实质性问题便原形毕露：就在给陈宝箴平反同年，陈夔龙在顺直咨议局上书，要求“明年开国会”，并废除不合时宜、体现君主专制的军机大臣制度，被朝廷严辞批驳；不久，东三省国会请愿代表来京，要求资政院“早开责任内阁”，竟被朝廷下令驱逐回原籍。和中枢不同，地方上的官员不论满汉，不分保守、开明，都更能深切体会民间疾苦，了解动乱的根源，他们更能深刻体会到改革图存、改革救亡的重要性，甚至满族起家的东三省，也加入到要求宪政的行列，对于民意代表们的请愿、上书，地方官们多采取默认或支持的态度，朝廷的僵硬态度，不仅疏远民意，并将立宪派推向敌对阵营，也足以令督抚中的开明派、清醒派寒心，他们中的消极者丧失了“死节”之心，积极者则索性站到了新时代的一边。1910年，多名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联名上书朝廷，要求开国会、建内阁，实行立宪，领衔者乃是东三省总督、旗人锡良，人心至此，已是天崩地坼了。

一度被官方教科书讥讽为“投机”的程德全，本就是个著名的革新派官僚，他并非正途出身，而是在辛丑东北乱局中，以一介幕僚的身份出掌民务，并在乱世中得到朝廷、百姓和外国的共同信赖，成为清代绝无仅有的非旗人将军。曾几何时，他宁可一死也不接受沙俄刺刀威胁，出任伪政权要职，可在辛亥前夕，他多次参与联名立宪上书，辛亥革命后仅6天，他便从南京接来刚刚自湖北返回的张謇，委托张謇门生杨廷栋、雷奋连夜起草奏折，敦请清廷废除皇族内阁，惩办祸首，真正实现宪政，以安抚民心。

但清朝毕竟立国已久，积威尚存，地方大员们敢逃亡、敢不死，真正敢于对着干的，却只有思想开明且身处革命包围中的地方官，如革命党遍地、政府军无力顾及的安徽，科举正途出身的传统派官僚朱家宝敢于就任革命政府都督，而内地督抚即便是新派官僚，却仍不敢轻举妄动。程德全的“真正宪政”奏折被他用电报发给全国督抚，但敢于响应的只有一个孙宝琦，原本是敦促立宪急先锋的东北督抚，却纷纷站到顽固派赵尔巽一边，北方其它稳固地区的督抚则多是“闷声大发财”，静待时局变化，不愿当先烂的出头椽子。而那个唯一的响应者孙宝琦，本是个出身宦门世家、有丰富外交经历的新旧骑墙派人物，还曾在驻法公使任上网开一面，放弃了对孙中山的追杀，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在南方强大的革命声势下宣布独立，又在孤悬敌后的窘境下取消独立，辞职“待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绝无仅有、倒戈两次的人物，却被一贯坚持“失地者死”的清廷宣布“特赦”，民国成立后更做到外务总长、内阁总理要职，这“两变一赦”，固是迫于时势，不得已而为之，却只能加剧辛亥革命后，各地大小地方官对朝廷的离心力。

辛亥前后也是各派势力争夺封疆大吏宝座的开端。壮志未酬的吴禄贞如流星般早逝，固然标志着革命党争夺北方省区军政大权的重大挫折，就任山西都督、成为新政权北方省区第一位封疆大吏的阎锡山，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也将成为中国军阀史和民国政治史上叱咤风云的主角之一。至于湖北，湖广总督瑞澂先逃军舰，次逃上海，三逃日本后总算被免职，此后除了德高望重的老臣魏光焘短暂摄任以安人心，至清朝覆灭，先后实任、护理、署理这一要职的是袁世凯、王士珍、段芝贵和段祺瑞，后三位包括袁世凯“北洋三杰”中的两人，和号称“干殿下”的袁世凯义子。很显然，这块战中热土，已被堂而皇之划入袁系北洋军阀的囊中。

在漫长的中国皇朝时代，清代的地方官体制是最严密、最完善的，地方官既拥有足够的权威，又在复杂的官僚体系中被相互牵制，从而确保了皇权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正所谓京师如心腹，地方若手足。然而到了辛亥前后，心腹已经溃烂不堪，手足也已指挥不动，清帝国这个貌似庞然大物的泥足巨人，也就只能无可奈何地坐视自身的倾坍，一任荆棘生翁仲铜驼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