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有什么可失望的

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尘埃落定，美国科学家比尤特勒、卢森堡裔法国籍科学家霍夫曼，和加拿大籍科学家斯泰因曼分享了这一奖项，以表彰其在发现激活先天免疫和树突状细胞和适应性免疫的作用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事先人们曾对创制新型抗疟特效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而获得拉斯科临床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抱有期许，认为其有望获得本土中国人首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者，如今希望暂时落空，不少国人觉得失望、泄气，甚至有人认为不公平。

其实这又有什么可失望的？事实上，此前许多国人的期许，本就建立在对评奖规则和惯例不了解的基础上。

诺贝尔的奖项发展到今天，更多是用来对科学家一生的贡献作“总结性表彰”，而不仅仅是表彰近期的成就。此次获奖的三位科学家，最年长的一位（生于1940年）也比屠呦呦年轻10岁，但他们在获奖领域的决定性成果获得、获承认，都比屠呦呦早得多：美国科学家比尤特勒的LPS定位克隆完成于1998年，2001即被科学信息研究所列名，2004年获德国罗伯特-科赫奖，他还曾是汤姆森-路透“全球论文被引用”的医学及生理学“桂冠榜”成员；卢森堡裔的霍夫曼2003年即获得癌症研究领域大奖威廉.B.科莱奖，2004年和比尤特勒分享罗伯特-科赫奖，其获奖成果何时成形记载不详，但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早在2005年即宣告结束；加拿大人斯泰因曼1998年即获威廉.B.科莱奖，其获奖成果的获得，更是1973年的事。与之相比，青蒿素取得阶段性成果也好，获得业内和国际承认也罢，并无时序上的优势可言，今年不能获奖并不意外，倘获奖反倒是意外的事。

一些媒体曾以拉斯科奖是“诺贝尔奖”风向标为由，认定屠呦呦获奖有望，事实上这同样是误解。拉斯科奖相比诺贝尔奖，时效性要更强一些，尽管获拉斯科奖者的确有不少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奖，但都要延后一段时间。1997年至今，先获拉斯科奖、后获诺贝尔奖者共13位，二者间间隔最短的也有3年，最长的则达31年，与这些人相比，当年刚刚获得拉斯科奖的屠呦呦，显然并没有多少“加分因素”。

正因为诺贝尔奖的特点是“总结性表彰”，因此一个国家在科学领域内的基础、长期投入和积累厚度，是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收成”的决定性因素，且不说欧美老牌发达国家，即如后起之秀日本，实行近代化改革的标志是1868年明治维新，而系统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则更早在1853年“黑船事件”后，期间一百四、五十年从无中断，但在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方面，也直到约二、三十年前才开始“丰收”。与之相比，中国起步虽勉强算得不晚，但期间多灾多难，科学积累的进程屡被打乱，至今充其量处在“原始积累”的“上量阶段”——稻谷还没灌浆，指望收成是不是也太早了点？

所谓期望，理应建立在现实、和了解现实的基础上，能做到这点，就不该对此次中国科学家未能获奖太过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