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位资深的美国合众国际社驻非记者感慨，在非洲，每一件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而在独立斗争期间和殖民者有过最激烈冲突的肯尼亚，这种两面性就更为明显。

肯尼亚的独立，是从血腥的“茅茅运动”开始的，皮肤黝黑、身体健壮的部落战士们挥舞砍刀和长矛，毫不留情地杀死所遇到的白人（武装者或非武装者），与白人合作的黑人，甚至他们的家属，但独立后，他们又是少数未排挤土生白人，却鼓励他们以肯尼亚为祖国的黑人新生国家，以至于一名“茅茅”战士和他的监狱看守几十年后作为农夫比邻而居、和平共处，曾被视为上世纪90年代的非洲经典镜头。肯尼亚独立之父肯雅基曾不顾一切地支持“茅茅运动”，上台后任人唯亲、吞并土地，大搞秘密警察制度，引起许多人的不满，但他务实的睦邻外交，对白人农场主的宽厚包容，和稳定的招商环境，却让当时的肯尼亚成为动荡非洲难得的平静港湾，屡屡给肯尼亚一党制政府“找麻烦”的联合国环境署、人居署，也是在他的欢迎下，把总部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被称为“独裁者”的莫伊，在打压政治反对派方面毫不手软，且和许多非洲“大人物”一样，热衷于劳民伤财的个人崇拜，但也正是他，在两届任满后坚决退休，并顺应民意放弃了原定的接班人，在民选时代到来后，仍积极为肯尼亚和非洲的事务奔走鼓呼。

刚刚去世的非洲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女性得主、前环境和自然资源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也不例外，一方面，她执着的努力，坦率的言行，旺盛的斗志，和火一般的工作热情，让她成为非洲杰出女性的代表，国内外尊重的环境斗士、人权活动家和政治女强人，另一方面，她又始终是一位争议性人物，不论是支持者、反对者或普通肯尼亚人，对她的评价和感情往往都是复杂的，几十年来，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仿佛都会成为争议的焦点。

出生于1940年4月1日的马塔伊属于肯尼亚最大的部族——基库尤族，和“茅茅运动”的多数战士及“国父”肯雅基同族，可他们走上的却是不同道路：当“茅茅”们挥舞长矛、发出尖叫，去攻击英国殖民者、白人移民和“白人事物”时，马塔伊一家却在白人农场工作，她和她的兄弟们去白人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并受洗成为基督徒，他们全家并未响应黑人同胞们“起来斗争”的号召，而是随着白人东家逃进殖民军队严密保护的“战略村”，她本人不仅因学习成绩突出，成为进入专为白人开办的、利木鲁洛雷托高中的第一个（恐怕也是唯一一个）黑人女生，并在1960年、也就是独立前3年，被行将就木的殖民当局作为300名“精英苗子”之一推荐给当时还是议员的约翰.肯尼迪，接受小约瑟夫.肯尼迪基金会赞助赴美留学，并在匹兹堡大学获生物学硕士学位。她在肯尼亚的第一份体面工作，是德国吉森大学的莱茵霍尔德.霍夫曼教授所提供的内罗毕大学兽医学院显微解剖学助教职位，此后当她在体制内到处碰壁时，一再接纳她的也是国外机构或国际组织，这既为她带来国际声望，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她在肯尼亚、尤其在占支配地位的基库尤-罗部落联盟中的口碑。在非洲，要想做一些实事是很难的，国际声望和国内声望往往不可得兼，甚至互相抵消，对于妇女而言更是如此，对马塔伊而言，这也许是第一枚硬币的两面。

她是整个东部非洲第一位女博士，第一位女讲师和女副教授，也是妇女运动的热心倡导者，令她名声大噪的“绿带运动”，妇女是名副其实的主力军，那些身着花布传统服装的肯尼亚妇女在她号召下参加植树运动的画面，曾是肯尼亚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她给参加“绿带”活动的妇女提供小额金钱补贴，为她们的丈夫、孩子提供“扫盲”机会，让妇女们获得了成就感和尊严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她在1979年当选肯尼亚全国妇女理事会主席，但当选后由于和莫伊政府矛盾不断，妇女理事会被停发经费，她本人也受到离职威胁，她不屈不挠，以一己之力维系理事会的运转，届届当选主席直到1987年退休。然而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也受到争议，有人认为她过多地利用女权主义达到自己政治理想，也有人指出，她太执着于“女权与环保”的命题，却对肯尼亚和非洲女性更多、更深刻的苦难，如贫困、就业歧视、经济不独立、过早婚姻及过多子女、“割礼”等摧残女性的残酷手段等等，或视而不见，或简单地开出“去种树”的万能处方，而这样的处方，对于改善非洲妇女地位、处境，有时是杯水车薪，甚或隔靴搔痒。她的热情、努力和成就有目共睹，针对她的种种非议却也非无的放矢，对马塔伊而言，这也许是第二枚硬币的两面。

她的国际声望，首先来自于对环境的认识，和对环保的关注：借助自身努力，和联合国环境署、人居署在肯尼亚“安营扎寨”的便利，借助挪威林业协会的资金支持，她鼓励种树的“绿带运动”自1977年至今，已从肯尼亚发展到非洲全境，30多年来种树3000万棵，参与妇女超过90万人；为了保护属于公众的绿地——乌呼鲁公园，她自1989年10月起动员支持者，和想要在公园原址建设执政党控制的“肯尼亚时报”60层大楼和莫伊雕像的执政当局对抗，当局打压、钳制，甚至让她失去了办公室，“绿带运动”总部不得不搬到她自己家里，这一切都未能令她退缩，最终政府赢了她，她赢了全世界：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外国投资者退缩了，乌呼鲁公园回到内罗毕人手中，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非盟经济、社会和文化理事会首任主席，是2006年冬奥会开幕式火炬手之一，“种植10亿棵树”的倡议享誉全球，“保护刚果河热带雨林”的呼吁也有广泛的国际回应。然而即便她的支持者、崇拜者，对她的“泛环保主义”也不无指摘，在她生前，就有许多非洲反饥饿人士指出，从长远看，保护环境、生态，对肯尼亚人和地球而言至关重要，但从短期和现实看，环保解决不了3000万肯尼亚人，和几亿非洲人的饥饿问题。近几年，东非饥荒频仍，今年又爆发二战后最大的饥荒，这一切都会妨碍当地人对环保的人士，“为什么树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疑问也会更响，诸如“保护生态有利于挪威林业协会（绿带运动出资方）而非东非人”的影射，也会更有市场。这对马塔伊而言，也许是第三枚硬币的两面。

由于她和莫伊政权的不妥协，自上世纪80年代起她就不断投身政治运动，为此付出许多代价：为竞选议员她被迫辞去公职，却因此被原单位宿舍扫地出门；1988年她引导“绿带运动”转向争取多党民主，为此“绿带运动”一度受到严厉打压；她曾被软禁、拘捕、起诉，甚至传说上了“政治刺杀黑名单”，她也曾被变相禁止出国，以至一度无法参加国际会议。她的努力终于收到回报，2002年她参与构建的反对党“彩虹联盟”历史性在选举中获胜，她本人也成功当选议员，并成为政府环境和资源部副部长。2007年前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重新上台，年近古稀的她仍勇敢走上街头抗争，这一切，都让她成为非洲民主化的一面旗帜。然而这一切并非没有争议，在她将妇女运动、“绿带运动”相继政治化时，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这其中不乏女权主义者和“绿带”的支持者，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有利用公益事业和社会活动，寻求政治利益之嫌。她针对废纸民族联盟的斗争不遗余力，贯彻始终，但在反对党阵营内却是个“跳槽高手”，甚至为谋求大党民族团结党的议员提名，而抛弃了自己创办的小党MGP。多元化、多色彩是当代政治生活的常态，尽管在转型之初并不一定为人所理解，这对马塔伊而言，或许是第四枚硬币的两面。

她和前夫姆旺吉.马塔伊是留美同学，曾经志同道合，她最初投身环保运动，初衷是为了配合前夫竞选议员时“扩大就业率”的诉求。然而1979年离婚时，姆旺吉却称她“独断专行”、“难以驾驭”，这导致双方对簿公堂，输掉官司的她也因指责法官腐败而入狱6个月。他们的故事并未结束：离婚后的她为保住前夫的姓氏而再与前夫打官司，最终宁可在姓氏中加上一根横线也不肯改姓；功成名就后忙于公务的她无暇照顾子女，和她早已恩断义绝的前夫默默地将子女接到自己身边。清官难断家务事，传统和现代、落后与时尚纠缠交织的非洲大地更是如此，马塔伊在工作之外是怎样一个女人无需外人置评，但这或许恰是她第五枚硬币的两面。

对于“老欧洲”而言，马塔伊是一个“现代化”——或干脆说欧化的肯尼亚黑人，一些国际人士也不讳言，这一点让他们对马塔伊更加欣赏，而莫伊、他的追随者，甚至前夫姆旺吉，却曾抓住这一点对她大肆攻击，让她“既然觉得外国舒服，就索性去外国呆着好了”、“要先学会做一个肯尼亚女人”。然而这恐怕恰是她第六枚硬币的反面——这位“欧化的肯尼亚女人”留学回国后放弃了天主教教名玛利-约瑟芬，她还曾在接受肯尼亚《标准报》采访时，声称“艾滋病毒是西方科学谋杀非洲新生人口的阴谋产物”，并在引起轩然大波后拒绝收回，反问“难道这种病会是猴子传染给非洲人的么”。地球村时代，每个人同时是“地球人”和本民族的人，这，或许是她第六枚硬币的两面。

2011年9月25日，马塔伊在内罗毕因癌症病逝，结束了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一生。对于她的价值和意义，人们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作为非洲女性的杰出一员，她掀起了全球性运动，赢得了国际声誉，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百折不挠，奋斗终身。但她的“绿带运动”在全球范围不过90万支持者，而仅在肯尼亚这个小国，妇女人口就多达近1500万，从这个意义上讲，很难说她就是“非洲女性的代表”。或许，通过她和她的一生，人们可以更直观地认识非洲，认识到非洲的复杂，认识到非洲本身，就是一枚两面的硬币，是对她和她终生为之奋斗的一切，最有意义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