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加拿大华界

不论100年前还是今天，加拿大都是海外华侨重镇，1788年就有华人踪迹，早在1858年，华人就已抵达当时尚未开埠的维多利亚，4年后维多利亚开埠，全市5000人口中，华裔多达300名，1880年加拿大兴修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华工1.7万投入其中，付出巨大牺牲，为加拿大的统一与发展做出不朽贡献，到了19世纪末，加拿大已拥有规模可观的华人社区。
然而当孙中山怀着在海外倡导革命、动员华侨华人支持、赞助其反清事业的目的，在1897、1902年两度来加拿大时，却一度遭到华人冷遇。

第一次匆匆过客 第二次波澜不兴

孙中山的第一次访加，是1897年的事。
那年7月11日，他搭乘“努美丁”号客轮自英国出发，历尽波涛，抵达了加拿大东部城市蒙特利尔，住进在伦敦时用电报预订的马吉尔街阿尔比恩旅馆，两天后搭乘火车，在一名叫杰弗里斯的英国利物浦人陪同下前往西海岸的温哥华。在蒙特利尔的两天期间，他除了发电报、吃饭外，唯一被盯梢的清朝密探记录下的活动，仅是和在街上偶遇的“努美丁”客轮旅客闲聊，和与一名同行朋友去坐了一回缆车。
7月18日，他抵达温哥华，在3名华人朋友的迎接下，住进杜邦街的基督教卫理会中国布道会，20日搭乘轮船，前往维多利亚的乃乃磨，期间除去购船票外也无异动；20日上午，他抵达乃乃磨，中午乘车去维多利亚，仍住在当地卫理会教堂，经常光顾的场所，则是广东人开设的中药行——李元昌公司批发站。在这里，他活动到8月2日晚，然后乘坐澳大利亚“印度皇后”号班轮，经檀香山赴日本横滨。
由于沿途都有清朝密探全程跟梢，清朝驻加拿大公使罗丰禄委托司奈特侦探社从蒙特利尔孙中山下船，一直跟踪到他在维多利亚上船，并对他所接触的人、去过的地点进行周密调查，而当他登船离境后，又有曾国藩孙子曾广铨（曾纪鸿第四子，李元度女婿，洋务运动早期外交家）继续全程跟踪，他的行踪几乎一览无遗地被记录，记录显示，他在维多利亚进行了一些秘密活动，接触了一些当地华人，但没有记载显示，当地知名侨领接待过他，与之接触频繁的除在英国就接上关系的卫理会教友，就只有李元昌公司职员等广东同乡。
他的第二次来加，是1902年的事，这一次他是从旧金山乘船至加拿大卑诗省的新西敏，再自温哥华乘渡轮赴省会维多利亚，这一次，他选择下榻在英昌隆商行内。
英昌隆是广东台山水楼乡华侨李祜芹、李勉辰父子的产业，专营“人口买卖”，也就是将华工从广东输入到加拿大。李祜芹是所谓“联昌三李”之一，由3名李姓侨领创办的联昌公司，是当年兴修太平洋铁路时，华工的主要来源，此时兼营中国土产进口、农业和养殖业，在香港等地有分行，李勉辰还在维多利亚海关任职，因此李氏“维多利亚陇西堂”在华人中有深厚影响力，孙中山的选择显然经过一番考量。不仅如此，下榻英昌隆后，他还主动前往维多利亚致公堂等当地最有影响的华侨组织拜访、游说。
然而他煞费苦心的活动显然未达到效果：他在维多利亚待了不知多少天后“无所为计”，只得悻悻离开，以至于同盟会、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对这次加拿大之行语焉不详。
按照致公堂方面留下的记载，当时加拿大华侨、华人正统观念依然很强，将清朝视为正统，把鼓吹“犯上作乱”的孙中山视作“反贼”，除了少数同乡和本就持“反清复明”立场、源出天地会的致公堂外，其他华人都避而远之。
那么，缘何同样持反清立场的致公堂，对孙中山最初也不冷不热？

非“兄弟”难入内圈 保皇党根深树大

台面上的理由，是孙中山当时并非致公党的“圈内人”。
致公党属于天地会系统，在清代秘密社会圈中，有“青帮一条线，合字一大片”之说，即以运河漕帮为核心、和清朝官方系统有密切关系的青帮，势力沿运河分布，且上下关系紧密，等级森严，而俗称“合字”的天地会洪门，则分布广泛，各堂口间关系松散但互通声息，内部虽有等级分明，但彼此以兄弟相称，如果是“兄弟”前来求助则义不容辞，否则便无关痛痒，不得要领。
那么，这时的孙中山是不是“兄弟”呢？其实理论上也是。
孙中山出生在香山县，但祖籍是嘉应府（今梅州）五华县（今紫金县），而嘉应府正是三合会（即天地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按照孙中山自己的说法，当时嘉应、潮州、惠州三府加入三合会的民众已“十居八九”，因此孙中山早年即结识众多三合会人物，后来曾领导过多次起义的三合会头目郑士良，据说早在1885年就与孙中山结为好友，此时离兴中会成立尚有9年之遥。
在成立兴中会前，孙中山在香港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共同宣扬反满，被称为“四大寇”，这“四大寇”中便有两名会党人士：陈少白早年即为三合会分支——香港三点会“白纸扇”，而尤列则在1882年于上海加入天地会“洪帮”。孙中山海外反满活动的重要地点——日本，许多日本浪人出于各种目的参与兴中会。早在19世纪80年代，为侵略中国需要，日本参谋本部和带有政府背景的黑社会团体“黑龙会”，就和中国广东、福建、湖南等地的哥老会（天地会另一变种）有密切接触，他们中一些与孙中山关系较好者，便极力主张兴中会与会党相结合，并得到郑士良、陈少白等原本就是会党人物者的赞同。
1899年，在宫崎寅藏等日本人撮合下，来自哥老会、兴中会、三合会三方的代表12人聚集香港，宣布成立“忠和堂兴汉会”，推举并未到场的孙中山为“统领”，与会者中来自兴中会者仅三人（陈少白、毕永年和王质甫），其中两人有会党背景，而“忠和堂兴汉会”的名称则完全比附会党，会后孙中山以“兴汉会统领”的身份，取代杨衢云入主兴中会。如果承认“兴汉会”是洪门一脉，那么孙中山也是“洪门兄弟”。
然而这个“兴汉会”由于背景特殊，自兴中会夺权后，孙中山就对之讳莫如深，而与会的洪门中人也并非代表各自堂口、而是以私人名义与会，也根本不敢在洪门兄弟面前提及自己加入过这个混血团体。这样一来，“兴汉会”自然得不到天地会体系的认同，孙中山的“统领”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却连个洪门辈分都没用，不被当兄弟也不足为奇。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前面说过，此时加拿大华侨、华人仍普遍存在正统思想，在当地影响力巨大的商界华领，大多对康有为的立宪派持同情立场。
1899年阴历四月，康有为抵达维多利亚，受到当地中华会馆和富商冯俊卿等人热烈欢迎，李富基、徐为经、冯俊卿三位侨领举行的“欢迎康有为大会”曾被津津乐道于一时，六月十三日（公历7月20日），康有为在维多利亚成立“保皇会”，六月二十八日，又在维多利亚中华会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为光绪皇帝“恭祝万寿”大会。冯俊卿还资助康有为，在位于温哥华和温哥华岛间海峡中一座荒岛上建造了中国风格的庭院“廖天室”，成为康有为在加拿大的寓所，和组织保皇活动的中心。
加拿大致公堂的出现，据记载始于1863年的卑诗省北部内陆小镇巴克维尔，系当时活跃于此的华人淘金者所组织，目前保留最古老的致公堂遗迹，则是据信建于1877年的巴克维尔致公堂小楼。到19世纪末，在全加拥有堂口20余，会众逾2万，辛亥前后，从西部的卑诗省，到东部大西洋省份新斯科舍均有致公堂分布，堂号多达66家，这些堂口互通声息，并与美国纽约的“美洲致公总堂”有密切联系，而后者又和号称“北美洪门之祖”的旧金山“金山大埠致公总堂”有关系。
尽管洪门的宗旨是“反清复明”，但由于长期的秘密活动，即便在内地活动的分支，起事后也往往不打出这一敏感政治旗号，而是以“官逼民反”、“财产均分”之类相号召，如19世纪40-50年代两广天地会活跃初期的大佬李元发、陈士贵、张家祥等都不提“反清复明”，而在海外，致公堂的主要性质，是半公开的华人互助团体，出于活动的需要，对“反清”在台面上就更不便多提。这使得早期加拿大致公堂内部，存在着同情甚至资助维新派的力量。当然，这并非加拿大洪门、而是当时海外各洪门堂口的共同特点。
于是一些耐人寻味的事就出现了：康有为在1899年成立的“保皇会”，诞生地居然是维多利亚致公堂总部，当然，为了不刺激洪门，保皇会成员煞费苦心地为“保皇会”准备了另一张不带保皇色彩的“脸面”——“中国维新会”。由于致公堂内部对孙中山意见不一，对保皇党也一度认识不清，加拿大一时间俨然成了维新派的重镇：康有为为“保皇会”准备了第三张“脸面”——“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打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保皇事业的如意算盘。很显然，这一目标正和孙中山的目标针锋相对，康有为从加拿大华人中多得一块钱，孙中山的革命大计就少一块钱的资助。
而这一切，随着孙中山正式变成“洪门中人”迎刃而解。

身份变两洪合流 形势变论战得力

出身洪门热土、同志中又不乏洪门中人的孙中山，很快从教训中认识到，在海外鼓吹革命，非借助洪门力量不可。
1903年冬，第二次赴北美筹款、宣传革命的孙中山途经檀香山，在当地经洪门前辈钟兆养介绍，加入檀香山洪门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要职（一说为1904年1月11日）。这样一来，孙中山不仅有了“洪门辈分”，且是高辈要职，此后在北美和其它地方活动，就处处受到致公堂等洪门一脉的关照、保护和响应。
1904年春，孙中山抵达旧金山，以檀香山洪门洪棍身份拜晤“金山大埠致公总堂”大佬黄三德，两人相谈甚欢。此时黄三德也对保皇会势力渗透北美洪门不满，在孙的建议下，于当年5月委托孙制订《重建致公堂新章》。
新章中称“夫力分则弱，力合则强，众志可以成城，此合群团体之可贵也。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余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明确宣布：“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样一来，旧金山致公堂和孙中山革命党的基本宗旨重合。
不仅如此，在孙中山的建议下，黄三德还授意北美各堂口打着“重整洪门”的旗号，对各地致公堂会员进行重新登记，尽管洪门传统上组织松散，各地执行情况参差不齐，但保皇势力因此受到重挫，致公堂的反清本色重新凸显，这显然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而孙中山也在1905年自称“大陆山”山长。
这时在海外各地，革命派和维新保皇派的论战业已轰轰烈烈开展，在日本和南洋，革命派已渐占上风，但在加拿大，保皇舆论依然统治着华文媒体，由梁启超主笔的全加第一份华文报纸《日新报》创刊于1903年，一度垄断了加拿大华埠的舆论。1906年，同盟会在加拿大创办《华英日报》与之抗衡，但处于下风，而次年致公堂在温哥华创办的《大汉报》，也不足以与《日新报》相提并论，反满主张仍被视为异端邪说，革命党甚至“不敢以真面目向人”。
1910年春夏间，曾是兴中会最年轻成员、孙中山心腹冯自由抵达温哥华，在致公堂大佬们的支持下接管《大汉报》，改名《大汉日报》，和《日新报》辩论达200多次，初步扭转了加拿大华文传媒的形势，自此后宣扬革命、共和变得理直气壮，而保皇的声音却一日弱似一日。到1911年初，冯自由致信孙中山，已称：“旅加华侨多倾向革命，保皇会势力大减”了。
曾自称“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终于在取得洪棍身份后，实现了与洪门的联合，“两洪合流”的基础，当然并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改变。
庚子之变，清政府威信大跌，死守保皇理念的康有为，渐渐遭到海外华人的置疑，他家长制的作风、以宗师自居的态度，也吓跑了不少曾经的赞助者。致公堂在海外虽主要以华人自助、兄弟同心为号召，较少谈及政治，更少提“反清”，但“反清复明”毕竟是洪门宗旨的正统，北美致公堂的正统派对保皇势力的渗透，同样是警惕和反感的，而革命党的宗旨却与之合拍。尽管说“复明”，但天地会在长期斗争中，将“朱洪竹小主”更多当作精神领袖，且正因为有这么个精神领袖在，洪门起兵后往往自称大元帅、大将军，却很少称帝称王，这也有利于接纳革命党的共和理念。

孙中山三赴加拿大 致公堂卖屋助共和

1910年9月，孙中山以“美洲各埠近日革命思潮初至，锐气方新，且人数逾十万”，决定再赴北美筹款，当年12月19日抵达纽约，随即写信给多伦多侨领卢保贤，约至底特律密谈，动员卢保贤在华侨学生中筹款，寄往纽约“美洲致公总堂”。
1911年1月31日，他抵达旧金山后接到前述冯自由来信十分兴奋，但鉴于前两次的经历，他北上至西雅图即止步，以洪门“大陆山”山长兼洪棍身份向温哥华致公堂写信，表示有意来加筹措革命军费，望洪门兄弟大力协助。
温哥华致公堂诸大佬以孙系洪门一脉尊属，议决赞同，遂复函欢迎。2月6日，孙自旧金山乘火车动身，当日抵达温哥华，致公堂遣陈扳崇、许昌平、黄树球、马昌廉等10余人迎接，下榻卡罗街活士旅馆。
9日，致公堂在华埠片打西街5号洪门大楼内“北京饭店”召开欢迎孙中山的宴会，会上同时举行了结纳新会员的“开山门”仪式，以陈义式和孙中山为正副盟长。
13日，孙中山冒雨出席华侨欢迎大会，宣扬“筹款革命说”，他声称，清朝编练的18镇（相当于师）新军，除第一镇外都是汉人，如果能用钱吸引他们归附革命，则“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他还声称，革命党“既有步兵三四万、炮兵七八千”，且“某处某处更有兵百万”，所缺的不是兵员而是武器，如果海外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武器供给，则“大功之成可以操券”。
14日，“洪门筹款局”在温哥华成立，由陈文式主持，岑发琛为司库，陈臻为中文书记，黄希纯为西文书记，冯自由、张孺伯为顾问，还有劝捐员若干人，这个筹款机构比旧金山总堂的同类机构还早半年。
当时加拿大当局正在排华，孙中山在温哥华期间会晤日本记者，猛烈抨击加拿大政府歧视亚洲各国侨民的政策，指出要“唤醒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造成很大影响，也增加了当地华界对他、对革命党的好感。
2月18日，在电话征得维多利亚致公堂欢迎后，孙中山动身前往，致公堂罗超然、容家先、林立混至码头迎接，20日，在政府街中国戏院举行演讲，再谈“筹款革命说”，称“清廷所训练之新军，大多数同情革命，愿意效力，但缺乏运动经费及饷糈，未能举事，今若筹得三十万元，便即发动推翻清朝，光复汉土”。
此后，孙中山先后在卑诗省堪禄普、埃上哥夫埠、乃乃磨、坎伯兰、友仁湾、纽宾士域、基卢那、卡尔加里、温尼伯、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地演讲、募捐，直到4月19日才离开蒙特利尔回纽约。
此次赴加拿大，尽管和前两次大不相同，孙中山自己说当地华侨“非常欢迎”、“亦极踊跃”，但并非都是好消息。事实上，冯自由所描绘的“大好形势”，是有一定水分的。
在温哥华，由于《大汉日报》在论战中的强势，革命的声音处于优势，但保皇势力依然猖獗，但在其它各地，保守势力仍然根深蒂固，即便在温哥华，由于保皇党人声称要刺杀孙中山，致公堂不得不派出黄沾、黄沛霖、马大宗、陈秤四人怀手枪护送，而孙在离开维多利亚重返温哥华时，便不敢住在旅馆，而是下榻于卡路街443-445号《大汉日报》社楼上（一说在片打西街5号洪门大楼内“密室”，这间传说中的“密室”至今尚存，而其隔壁，恰是孙第一次来加时住的卫理会），而维多利亚致公堂也派谢秋“全程护送”，这些保镖还每人获得致公堂50-60加元/月的工资。
尽管参加集会者不少，但大多为洪门中人，在许多地方，致公堂成员不得不用“挨户通知商户歇业”的办法，动员有联系的商家旁听孙中山演讲。在维多利亚，尽管孙中山苦口婆心，但除了洪门，就只有司徒旄、吴尚鹰等组织的“击楫社”表示热情支持，其余社团多抱犹豫态度。
致公堂成员对革命固然抱着同门之谊热情赞助，但一来也有不少人私下对孙中山的说辞不以为然，认为“多是空话”，二来他们大多生活困苦，积蓄不多，即便罄囊捐助也十分有限。
根据当时的记载，孙中山一行在加拿大巡回筹款的零散所得并不多。
温哥华的筹款局成立最早，但1个多月仅募集13054.80加元，这其中还有致公堂拿出的“开局”钱3000加元；在维多利亚，黄沾、马大宗、陈秤3名洪门彪形大汉“挨户沿门劝捐”，连劝带逼，所得不过800多加元；乃乃磨同样由洪门人等在集会后“堵门逐一劝捐”，才得100多加元，次日又挨门向各矿矿工逐一劝捐，加在一起，只凑到908.50加元；纽宾士域有华人100多，90%是致公堂成员，两日募捐仅得743.50元（其中143.50元被用于招待孙中山），其中大多是还是致公堂成员“议决每人5元”凑的；在当时加拿大第四大、第三大城市卡尔加里、多伦多，前者沿门募捐仅得800多加元，后者募得3000余加元，已被视为异数；第二大城市多伦多只募集300，全系洪门捐献，第一大城市蒙特利尔虽号称募得6000元，但由于孙中山顾虑安全，未公开活动，所得经费几乎全系洪门凑出（实则只有5700，孙中山自己凑了300）。
孙中山的募捐目标非常高，当时提出的计划是30万加元，而他在卡尔加里时，正筹划黄花岗起义的黄兴打电报，直接要求“请于五日内筹电三万元，否则危”，以至于他匆匆放弃此后各小城市巡回演讲，卡尔加里后所过仅3城，都是当时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在当时，30万加元是一笔巨款，而华人多数生活在底层，月入仅几十元甚至几元的是大多数，因此当冯自由听到孙中山的宏伟计划后直言“此计不成”。不仅如此，孙中山所过之处，宣扬“筹款革命”，如在堪禄普称“国内人才已备，如饷械有著，便可举义，推倒清朝。举镇南关一役为例，如给予清兵每人银百元，便可倒戈投诚。此来欲筹款三十万元，作为运动(策反)费，各位如捐款五元，他日革命成功，政府可还给十元”，在乃乃磨称“清廷训练之新军多同情革命，清政府无异替吾人养兵屯械，即北方统军之袁世凯，亦与革命党人通款曲”等，尽管热情洋溢，但未免大而不当，此前同盟会中宋教仁、谭人凤等就已认为这种思路“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杂于党中”，是“以冀侥幸成事”的“军事冒险”，孙中山曾在日本称，希望募集十余万或二十余万巨款，以每人100元的价格收买清军，就能“兵不血刃而得龙州、南宁以为革命军之根据地”，则“大事之成在掌握中”，当即遭到谭人凤等人驳斥。可想而知，连同盟会内部都开始怀疑的战略，如何能令华侨听众信服并慷慨解囊？如果没有致公堂的热情支持，别说前面那些募款成果不可得，连孙中山的旅费、生活费都成问题：孙中山一行在加拿大的开支都由洪门承担，仅在温哥华13天(2月6日-2月18日)，温哥华致公堂就支付旅馆房租97.30元 、电报费195.40元 、饮食费225.45元、舟车费173.65元，加上其他杂费，总数在加金700元以上。
孙中山希望得到的，当然不仅于此，在冯自由的启发下，他看中了致公堂的房产。
2月19日，在维多利亚致公堂欢迎大会上，孙中山询知致公堂砖楼系自产，当即表示，“接济国内志士起义，急如星火，如能将楼宇抵押借款，可以应急，俟捐集义款，再行归还”，以“洪门誓言大义”动员致公堂抵押房产，由于当时致公堂盟长马延远不在，未能议决。数日后马延远返回，开会讨论，与会致公堂大佬虽一致赞同捐款，但林立混、黄启贺等反对抵押，称“创业维艰，当年经几许艰辛，始购置此楼业，现时轻言押去，恐将偿还不易，以致丧失业权，殊非善策”，不若“现即进行劝捐”。孙中山表示“不必过虑，倘革命无成，我将再来此地，介绍我香山县籍梓里，尽量加入致公堂，集捐款项将负债还清”。3日后致公堂议决，将砖楼一座连地，向银行抵押12000加元支持革命，并声明系“救济所用”，避开了当地“不得赞助国外军费”的法律。
孙中山对此大为振奋，在他看来，维多利亚是加拿大华人当时第一聚居地，当地致公堂是加拿大名望最高的堂口，此举会带动各地踊跃仿效。尽管如此，沿途所过之地他仍不断尝试动员抵押甚至变卖致公堂楼宇，如在堪禄普，他就试图动员当地致公堂卖楼，结果因致公堂一贫如洗，楼已负债2500加元无法售出而作罢。
不出孙中山所料，加拿大各地致公堂在维多利亚带动下纷纷效仿，据黄兴、冯自由当时的统计，当时抵押或出售地产的加拿大致公堂就有“维多利亚三万四千、温哥华一万九千、蒙特利尔一万一千”，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总共耗去经费15万港币，其中7.7万余为加拿大华人所捐献，致公堂抵押、出售房产所得，又占大宗。
尽管黄花岗起义有极大冒险色彩，但在辛亥前夕打响，却极大动摇了清廷统治，振奋了革命精神，正如黄兴等人所言，“尊处（加拿大）同志闻系先变产业，以急应军需，热度之高，洵为海外所未有，同人等不胜感服。内足以作战士之气，而他埠同志闻风而起者，当亦踊跃倍于寻常矣）”。
不仅如此，许多加拿大华侨还踊跃归国参战，黄花岗500敢死队中，就有不少来自加拿大的华侨。
1911年5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与黄三德协商后，决定将同盟会并入致公堂，自称“大哥”，希望进一步借助洪门力量进行筹款，而加拿大洪门毁家纾难的壮举，则成为革命党在海外各地号召的榜样。尽管辛亥革命本身，系中部同盟会改弦更张、在内地发动的结果，但由加拿大华侨所带动的海外募捐成果，却在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嗷嗷待哺的革命军提供了宝贵的财力支援。
尽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试图改组海外洪门为“国民公会”，并动员致公党骨干加入国民党，引来加拿大致公堂“背誓”之讥，双方关系一度紧张，致公堂在1915年组织“达权社”，开始向加拿大本土社团转型，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加拿大华人社区、尤其洪门中人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已得到两岸三地政府、政党和历史学家越来越多的认识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