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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当开罗再次响起枪声  

10月9日傍晚,埃及首都开罗市中心再次响起枪声,军警和示威者旋即爆发激烈冲突,据埃及临时政府卫生部宣布,冲突导致26人死亡,212人受伤,死者和伤者中分别包括4名和86名军警。实际执政的埃及军事当局旋即调动大批军警和装甲车,并宣布宵禁至次日早上7点。据报道称,不但开罗,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等地也爆发了示威和冲突。这是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规模最大、死伤最惨重的街头暴力事件。

 

事起教派冲突 责任各方推卸

 

各方消息来源都表明,此次发起示威的,是埃及境内的科普特基督徒。

10月1日,埃及南部阿斯旺省一座新建的科普特基督教堂被穆斯林保守主义者焚毁,引发科普特人的愤怒。10月9日下午,开罗科普特人聚居区——舒布拉区的部分基督教居民走上街头,前往市中心的国家电视台门前进行示威,要求追究肇事者责任,撤销阿斯旺省长赛义德的职务。傍晚,示威者情绪达到高潮,有人喊出“坦塔维(陆军元帅,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下台”口号,随后骚乱和械斗发生,军警开始鸣枪,并用警棍和装甲车驱散示威者,而示威者则用石块和燃烧瓶还击,激烈的冲突从电视台门前蔓延到市中心多条大街小巷,包括埃及国家博物馆和“革命圣地”——解放广场均被波及。示威中有7辆大小汽车被焚烧。

对于事件起因,经过,各方说法不一。

科普特人宣称,事件最初是由于阿斯旺省教堂被焚毁所引发。这座教堂自兴建起就遭到穆斯林保守势力的阻挠和骚扰,科普特人为求妥协,去除了教堂正面的十字架等明显宗教标志,但仍未能令教堂摆脱被焚烧的命运。他们表示,10月9日所进行的示威原本是“和平示威”,但有“手持木棍的便衣打手”突然冲出殴打示威者,导致示威者情绪激动进行反击,而军警的武力弹压令事态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些基督徒还表示,示威发生后,国家电视台曾呼吁“诚实的埃及人”出来保护“受到攻击的士兵”,这导致附近社区所居住的穆斯林蜂拥而出,在黑暗中趁机攻击科普特人,造成惨痛的流血事件。

而官方媒体却是另一种说法。埃及国家电视台称,基督徒示威者首先用石块攻击了电视台门前的士兵,导致冲突的爆发,而10日的节目中,政论家哈桑-阿布.萨巴则指责基督徒犯下“谋杀埃及士兵的卑劣罪行”,声称“应对科普特人实施‘紧急状态法’”。

一些穆斯林团体的说法则措辞谨慎,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均否认参与攻击科普特人,并对暴力和牺牲表示痛心,但他们同时宣称,那座被焚毁的科普特基督教堂是“违法建筑”,因为建造前未能得到官方批准。

 

事出有因 矛盾有源

 

科普特基督徒是怎样的一群人?

科普特人是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就居住在埃及的人群,他们信奉古老的基督教科普特派,这一派基督徒认为“基督是神”,而不是和天主教、东正教或新教那样,认为基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的一面。

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至9世纪完全控制了上下埃及地区,科普特人沦为二等公民,被称为“迪米人”(受保护者),根据《欧麦尔协定》,科普特人不得谈论伊斯兰教、《可兰经》和穆罕默德,不得修建教堂和会堂,不得骑马和骆驼,不得把穆斯林当作奴隶,不得在复活节等节日举行公开的宗教活动,不得展示十字架,不得与穆斯林妇女结婚,要穿特定衣服以示与穆斯林相区别,并须缴纳穆斯林可以豁免的“人丁税”,作为回报,阿拉伯人不干涉科普特人在宗教、司法和教育等方面的独立性。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埃及,这套规则被以“米勒特制度”之名继续沿用。

1805年,埃及法鲁克王朝建立,开始进行近代化改革,科普特人开始获得一定平等权利,1856年,奥斯曼土耳其宣布,科普特人和阿拉伯人“平权”,科普特教堂可以鸣钟,人丁税也被废除,大批科普特人被任命为官吏,至19世纪70年代末,人口仅占埃及总人口10%的科普特人,拥有了埃及25%的财富,并占据45%的公职。地位的上升激化了科普特人和阿拉伯人间的矛盾。

1882年,英国人开始统治埃及,他们运用惯使的“分而治之”策略,扶植穆斯林贵族,排挤科普特人;1919年埃及民族运动兴起,科普特人积极投身其中,并大批加入反英的“华夫脱党”,此举非但令英国殖民者更加不快,也引起部分穆斯林保守派的猜忌和不满。

这时埃及民族主义者分为两大派,一派为“泛阿拉伯派”,主张“阿拉伯人是一家”,视外籍阿拉伯人为同胞,而将同为埃及人的科普特人视作“非我族类”的异族;另一派为“泛埃及派”,认为埃及人不论信奉何种宗教都是自己人,科普特人普遍支持后一种观点。

1952年,埃及革命爆发,纳赛尔上台执政,阿拉伯人全面控制了新政权,全国90名将军中科普特人仅1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省长、市长和警察局长无一为科普特人,全国360个国营公司董事长中,科普特人仅10名,原本科普特人受教育程度远高于阿拉伯人,却在政治、经济排挤中处处失势,大批精英移居国外。

不过纳赛尔同样对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保守派保持警惕,注意控制其影响力,同时采用委任一些科普特议员、部长的办法笼络、安抚科普特人。1964年,纳赛尔允许科普特人修建圣马可教堂,令科普特教会牧首获得“教皇”称号。

萨达特上台后,为消除纳赛尔影响,采用拉拢穆斯林保守派,压抑科普特人的手段,试图将埃及伊斯兰化,引发科普特人强烈不满,并挑起了穆斯林和科普特人间的激烈冲突。萨达特死后,穆巴拉克注意调和宗教关系,局势有所缓和,但矛盾依旧严峻。今年2月的“尼罗河革命”,穆斯林和基督徒曾一度携手走上解放广场,当时曾有人预言“宗教和解的一天即将到来”,但更多人担心,随着穆巴拉克的垮台,权力真空和穆斯林兄弟会坐大,将令宗教矛盾死灰复燃。

此次冲突的起源是“非法教堂”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律,规定帝国内基督徒新建和修葺教堂要获得政府的许可。1934年,埃及政府又增加了10项限制性措施。例如:规定教堂和清真寺、教堂和教堂之问要有一定的距离,并要考虑周围穆斯林是否反对,等等。埃及共和国建立后,沿袭了这些规定,许可权归总统所有。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科普特人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且其大量人口集中于城市,同时又由于宗教热情高涨,致使科普特人急需更多的礼拜场所,但科普特人的中请却往往被拖延或拒绝。萨达特起初承诺每年许可修建50座教堂,但后来食言,大大缩减数目,而建造清真寺却不需要政府许可。在无法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科普特人暗中修建了大量名为用作他途、实为礼拜场所的“非法”教堂。1972年,在1442个礼拜场所中,只有约500个属于合法建筑。科普特人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周围穆斯林的忌恨,许多“非法”教堂遭到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造成多起流血冲突事件。

纳赛尔和穆巴拉克时代,对教堂问题曾表现得比较宽容,前者每年审批25座教堂,后者则基本上对新建教堂的申请来者不拒,并将教堂审批权下放给省长,但即便在那个时候,科普特人同样受到种种限制、歧视,让他们感到,自己仍然是二等公民。

与之相反,一直以“高人一等”自居的穆斯林保守派,认为科普特人“得到的太多了”,他们主张“同化”科普特人,用伊斯兰教法治国,一些社区的穆斯林保守派强迫科普特人改信伊斯兰教,却对恢复基督教信仰的科普特人加以折磨和迫害,另一些人则采取强迫科普特人缴纳人丁税的办法加以羞辱,更多的矛头,则指向那些“非法”教堂。

1972年11月,现代埃及第一次教派冲突爆发,起因是开罗汉卡区一座“非法”科普特人教堂被穆斯林极端派焚毁;1978年初,明亚省一名科普特牧师被极端穆斯林杀害,是为埃及当代教派冲突的第一个牺牲者;1979年3月,开罗一座历史悠久的科普特合法教堂被焚毁,引发大规模冲突;1981年6月,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争夺一块土地归属,爆发空前骚乱,导致18名科普特人死亡,112人受伤,萨达特试图借机打压科普特人,逮捕并废黜科普特教皇,因不久后自己遇刺而不了了之;90年代末,穆斯林极端势力兴起,科普特人成为袭击对象,2006年4月,3座科普特教堂被攻击,7名科普特人和一名穆斯林被杀,几十人受伤。

不难看出,不论“非法教堂”问题、教派骚乱问题或“审批权”问题,都不是什么新鲜问题。

 

老矛盾 新问题

 

穆巴拉克的被推翻,使得长期压制穆斯林保守派的力量突然消失,主张教法治国的兄弟会势力大张,而军方则惟恐担上“镇压民意”的污名,对宗教冲突睁一眼闭一眼,因此自2月以来,科普特人和穆斯林极端派间的冲突就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多次引发流血暴力。在一系列冲突中,科普特人屡屡成为吃亏的一方,对军方的软弱和无力庇护感到十分不满。

在“清除穆巴拉克余孽”的呼声中,埃及前执政党被解散,遍布全国各地多达1750个的市镇委员会也不复存在,各省省长同样惴惴不安,朝不保夕,在穆巴拉克时代下放到省级的科普特教堂审批权,自然成了烫手山芋。阿斯旺省长赛义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拒绝批准教堂兴建计划,令教堂变成“非法”,此后的一切事件,则可视为旧的宗教矛盾,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真空中猝然大爆发。

尽管国家电视台在冲突爆发时和爆发后曾将矛盾指向科普特基督徒,但随后官方的正式表态却趋于慎重,临时政府总理伊沙姆.夏拉夫呼吁全国团结,并声称要“揪出事件幕后的国内外黑手”。在10日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上,夏拉夫称,破坏埃及民族团结是对埃及“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

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及发起“尼罗河革命”的“四月六日运动”等穆斯林组织也力图安抚社会情绪,并推脱本方责任,他们纷纷否认曾在9-10日的骚乱中参与殴打科普特人,著名伊斯兰教士卡拉达维在半岛电视台呼吁“基督徒和穆斯林是兄弟同胞”,并谴责任何暴力。军方称“有阴谋者试图破坏军民关系”,而“四月六日运动”则将事件归结为“有人刻意搞鬼,试图给和平示威者抹黑”。

穆巴拉克倒台后,过渡期的不稳、伊斯兰势力的扩张,都令科普特人惴惴不安,而穆斯林极端派将穆巴拉克的下台看做“伊斯兰的胜利”,试图“乘胜追击”,将埃及彻底伊斯兰化,这就令原本根深蒂固的埃及教派矛盾雪上加霜。

对此,国际社会也忧心忡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欧盟外长会议均谴责暴力,并“期待埃及当局保护任何信仰的任何人”,然而埃及目前的局势发展,显然并非外力所能左右,解铃还须系铃人,要真正消除暴力隐患,还得靠埃及人自己。

原本按照过渡计划,埃及将在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10月12日则是候选人登记开始日,这次选举本应在9月举行,因骚乱暴力不断而被延迟至11月,如果再度延迟,则军事最高委员会“还政于民”也将随之推迟,总统的产生则更遥不可及——因为新选举法规定,总统必须由立法选举选出的议员投票产生。

各方政要的谨慎、克制表明,时至今日,谋求政权尽快平稳移交,实现和平过渡,是各方的共同愿望,临时当局和军方都表示,骚乱不会影响选举和过渡进程,一切都将如期举行,但迄今为止,骚乱并未彻底平息,开罗街头仍不时传来军警和示威者对抗的消息。

威权体制的解体并不必然带来和平,更不会令持续千年的教派对立、冲突消弭于顷刻,当开罗再次响起枪声时,人们理应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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