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领巾”：激励之术还是“象形之刑”？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给差生带“绿领巾”一事引来纷纷议论，对此该校领导、老师辩解称，此举意在激励，是为了鼓励学生上进，并称这些戴“绿领巾”者为“苗苗少先队”，一些该校员工还辩称，此举系“借鉴其它城市先进经验”。

除了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中国推行“绿领巾”的城市如今似乎只剩下上海等寥寥几座，但这些城市的“绿领巾”系专给小学一、二年级学生佩带的特殊标志，就特定年龄段而言是人人有份的，和西安这所小学的“好学生披红，差学生挂绿”有本质区别，将这种以成绩分颜色的“绿领巾”政策说成“借鉴其它城市先进经验”，显然于理不合，与事实不符，是难以服众的。

至于将这种做法形容为“激励之术”，不论动机如何，从效果看都是不妥的。

人和其它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有尊严感，有社会属性，前者往往体现为可以吃苦、但不可以受辱，更不能当众受辱的自尊心，而后者则对“物有几等物、人有几等人”、将朝夕相处的一群人强制分为不同阶层，且以明显富豪加以区别，表现出敏感和反感。

中国古代曾对犯有轻微罪行者采取“象形之刑”，即既不关押也不流放，而是把犯人的头发剃光，穿上醒目的赭色服装，让他们每天经过人烟稠密的街市。当时的有识之士评论指出，这种“象形之刑”对人格的羞辱、精神的摧残，甚至比鞭挞肉体、摧残肢体更加残忍和过分，因为通过这些醒目的标志，当事人等于顶着“我是坏人”的标牌招摇过市，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会因此对他们另眼相看，避若瘟疫，原本相熟、相识的亲朋好友，往往也不能如以往那样，以平常心相待，和平常时一般相处，久而久之，这些人就会与正常社会产生危险的疏离感，成为社会边缘的特殊群体。与成年人相比，小学生尚处于成长、发育阶段，身心尚未健全，对社会的认识尚处于逐步发展、完善的阶段，此时此刻，用“绿领巾”将其中人数可观的一群人“分门别类”出来，让学校内外每一个见到他们的人，都能通过这种醒目的颜色刺激，本能地产生“他们是差生”的反映，后果恐怕比古代的“象形之刑”更加严重。

将心比心，一个戴着“差生”标志的小学生，混杂在一群戴着“良民”标记——红领巾的同学中，整日承受着老师、学生异样的目光，和或许出于好心的“鞭策”、“提醒”、“激励”，其背负的精神压力，将会是怎样的？如此重压施诸一个小学生，究竟会让其“知耻后勇”还是自暴自弃？在当前沉重的课业负担和残酷的升学压力下，老师、家长会否鼓励戴红领巾的孩子与戴“绿领巾”的“差生”密切接触？即便鼓励，如此强烈的颜色反差，和这种反差背后的象征意义，又会给本应平等、本应纯真无邪的同学关系，带来怎样的阴影？

小学不仅是孩子学习知识的基础阶段，更是他们学会与人相处、与社会相处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绿领巾”和其蕴含的“差生”象征意义，所起到的，是给学习相对较差学生人为制造社交障碍，使其极易被边缘化的负面作用，就更不用说这种“象形之刑”式的标志，本就是对未成年人人格的一种不尊重了。

事情曝光后，某网站做了一次民调，结果65%的受访者对“绿领巾”的“差生含义”表示强烈不满，而认为“不应大惊小怪”的仅占3%，大多数“绿领巾”的家长也表达了异议，并指出“孩子回家后不高兴”。不管初衷是怎样的，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反应已充分表明，这种给差生戴“绿领巾”的措施不似“激励之术”，而更近乎“象形之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计，宜尽早废除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