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民主的希望 还是希望的民主

从表面上看，缅甸所发生的政治面貌变化，似乎比人们1年前最大胆的假设还要剧烈：报章审查制度如果不能说被取消，至少也大为松绑，国内媒体上争鸣、批评和质疑政府的声音不再受到严格限制，针对部分国外网站的互联网封锁业已取消；议会通过了允许独立工会成立的法案，并可能很快通过保障游行示威权的法案；总统吴登盛承诺与“持不同理念和主张的人”合作，宣布了大赦，释放了包括扎加纳在内的数千名政治犯，邀请流亡者回国，并会晤了民主派的精神领袖昂山素季……一时间不但许多原本激烈反对军人专政的缅甸国内民主派转变调门，称“缅甸正在变革”，并转而呼吁国际社会放松对缅甸的制裁，西方舆论也颇多兴奋声调，称“不应对缅甸的民主进步袖手旁观”、“应该给予鼓励”，缅甸周边国家的许多人士更纷纷惊呼，缅甸这个原本认为最没希望的国度，如今出现了最令人鼓舞的民主希望。

上述这一切变化，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客观上都为缅甸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有利于缅甸社会的演进和健康发展，然而就此称之为“民主的希望”，恐怕言之过早。

正如一些熟知缅甸内情的人士所一针见血指出的，吴登盛所推出的一系列“新政”，都未摆脱1993年启动制宪、2008年5月10日公投，今年1月31日生效的《缅甸联邦宪法》窠臼，按照这部宪法的规定，缅甸三军总司令而非总统为武装力量统帅，军队代表在任何一级议会中都拥有25%的固定席位，这部宪法曾被缅甸国内外反对人士斥之为“让军人专权合法化”的工具，18年来屡屡掀起反抗高潮，如今宪法还是那部宪法，评论却翻了个。当认定缅甸“无论如何不能摆脱军人专政”时，人们往往会紧盯住宪法草案中的破绽和“埋伏”，认定“一切都是独裁者的欺骗”，而忽略了宪法中毕竟含有若干积极因素，更忽略了有宪法终究强过没有宪法；而当人们一厢情愿沉醉在“民主的希望”中时，又往往会沉醉于“宪政民主”的温柔乡，却忽略了上述种种让步所要换取的，其实是国内外反对派对自己曾激烈反对的宪法——以及其所代表的宪法秩序的承认，或者干脆说，是对缅甸军人特殊权力地位的承认。

在一系列国际制裁下，缅甸投资来源匮乏，资源输出目的地单一，许多军政府领导人上了制裁黑名单，在国外旅行、开设账户都受到限制，许多怀疑论者认为，缅甸的变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借此换取（或干脆说骗取）外界的“松绑”，一旦放松，未来事态的发展未必尽如人们所预期。事实上，即使缅甸军方和政府也从未讳言，自己的改革有争取国际制裁放松的目的，这原本也是无可厚非的正常政治谋略，通过放松制裁，对缅甸的变化给予鼓励，是应该认同的——但人们不应奢望这种鼓励必然带来如期回报。

许多熟知缅甸历史的人士都指出，这种“民主的希望”在缅甸历史上屡屡出现，人们曾这样期待过吴努的两次上台，这样期待过“奈温新政”，这样期待过“后奈温时代”的1990年人民议会选举，这样期待过2002年昂山素季被解除软件后的“政治春天”，以及昂山素季-钦钮协议……但这些曾经的“民主的希望”，最终都被证明为昙花一现的短命民主、假民主，甚至反民主，如今当权的仍是那一批人，他们所希望的，也仍是通过一切手段，维持自己这批人在缅甸的特权，他们所能接受的改革，也无非是在自己特权不受威胁前提下，给社会和民众适当的空间，或干脆是通过给社会和民众适当空间，换取自己“特权的安全和合法性”罢了。在历史上这样的让步、妥协，缅甸曾出现多次，而每次破局，无不是因为军界强人们发现，变革开始威胁到自己特权的安全。

当然，任何人或社会形态都会与时俱进，只不过缓急不同，方向各异，军人专权体制也会变革、演进，以不断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但这种变革、演进的目的，却终究是为了自己更持久的特权存在，而非相反。举一个邻国的例子，自1993年宣布多党制起，柬埔寨的洪森就被不少舆论寄予“让柬埔寨民主化”的殷切希望，如今18年过去，洪森仍是柬埔寨的第一号政治人物，而国际社会却早已默认、甚至习惯了这一绝称不上民主的政治态势。这样的“榜样”，或许正是吴登盛和缅甸军人特权集团所希望的“民主变革结果”，却未必是人们所期望看到的。

还应指出的是，感到“松绑”、“变革”的，更多来自仰光和缅甸内七省反对派，而居住在外七邦民族地区的反对派和民主派，却未必是同样的感受。就在仰光的民主派欢呼“缅甸正在变革”同时，缅甸基督教团体却在抗议政府“读经需申请”等一系列新出台禁令，而曾为西方大力支持的克钦族“克钦独立军”自9月23日起，已重新遭到缅甸北方军区和33、66、77、88、99等5个机动师兵力的围攻，独立军总部拉咱被四面包围，大批难民流离失所，这一切若在几年前，势必受到西方和反对派舆论的群起围攻，如今却因缅甸当局的“民主希望”，而有意无意遭到淡化处理。

总而言之，缅甸所谓“民主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军人特权阶层以适当妥协换取特权永固的策略和交易试探，以及缅甸国内外部分人士基于主观愿望的“希望的民主”，未来何去何从，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