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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中的伊斯兰势力  

“阿拉伯之春”中的伊斯兰势力

法国《世界报》10月29日刊出著名作家希尔威.考夫曼的文章,称“阿拉伯之春”正一点点变成“欧美之秋”,最初带有些盲目色彩的“阿拉伯世界终于现代化民主化”的狂喜,如今已被一种失控的感觉所替代。之所以如此,核心问题就在于,外部社会突然发现,阿拉伯的这轮新变革,其实并非按照它们的意图在演绎,而它们对于伊斯兰原教旨势力的崛起并迅速把握“阿拉伯之春”的方向权、话语权,感到不知所措。

初期:看似隐形 实则无处不在

“阿拉伯之春”最初是以经济诉求的形势在西亚、北非各伊斯兰国家蔓延,并随着突尼斯小贩巴济济之死,而迅速转化为政治斗争。
最初的形势发展快得让人眼花缭乱:1月14日,统治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流亡海外;2月21日,执政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下台;到2月底,“阿拉伯之春”已在西起摩洛哥、东到阿曼的广大中东地区遍地开花。
突如其来的“春风”令许多外界观察家欢呼“民主终于光临伊斯兰世界”。在他们看来,这次运动是群众性、自发性,甚至民主性的:示威者用互联网和手机短讯串联,示威的主体是青年学生、资深自由派人物、海外流亡分子和城市贫民,喊出的口号则是“打倒独裁”和“人民做主”。在突尼斯,新生的各派政治势力再三承诺,不会改变这个国家世俗化的面貌;在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手拉着手走上解放广场,向全世界展示“不分教派的埃及人民大团结”;在利比亚,班加西“全国过渡委员会”最初的班底,充斥着网民、自由派异议者和“海归”;在也门,人们的焦点集中在萨那大学,集中在那些面对政府军枪口血流成河的青年学生,或多少也看到倒戈部落武装首领阿赫马尔或第一装甲师师长穆赫辛“我们支持民主”的表态,将这里发生的一切,也简单归结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在叙利亚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什么比号召推翻世袭到第二代的阿萨德王朝,更符合“民主斗争”定义的么?
与之相应的,是原教旨组织的低调、甚至隐形。
突尼斯的革命几乎成功于瞬息之间,资深原教旨组织——突尼斯复兴党未即发力,其领导人拉希德.格鲁希流亡英国20年,事变蔓延后匆忙发表“愿为祖国担负重大责任”却已缓不应急,赶回国时“革命”业已结束;埃及势力庞大、根基深厚的穆斯林兄弟会在整个“尼罗河革命”中表现沉稳,既积极参加解放广场和全国的示威、“逼宫”,也一次不落地参加了穆巴拉克所召集的对话,在最后阶段,他们则一直在踩“刹车”而非油门,不断向埃及内外的“观众”表明,他们不想搞原教旨主义,不会破坏世俗和民主政治,甚至“哪怕科普特基督徒当总统也没关系”;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他们是代表利比亚各阶层、各部落人民的组织,是追求民主、法治、自由的力量,“阵营内存在伊斯兰极端分子”是“卡扎菲势力的诽谤”;在叙利亚,反对派的网站竭力淡化所谓“逊尼铁三角”的概念,力图向世人证明,这是一场“全民倒阿萨德”的斗争,而不是如以往一样的穆斯林教派争斗。
但看似隐形的背后,却是宗教势力的无处不在。
原本由“四月六日运动”等组织挑头发起的街头运动,声势始终不大,但兄弟会支持者借周五晚祷大规模卷入后,便迅速成为声势浩大的“逼宫”;叙利亚海外反对派在土耳其连着开了几十天的大会徒劳无功,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哈马、霍姆斯等“铁三角”地区的铁杆逊尼派反对派,而其背后,则是和埃及兄弟会同源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在利比亚,班加西方面的武装得到西方大量支持、援助,但最终显示出战斗力,并一举“解决问题”的,却是由原教旨派别掌握的西部反卡扎菲武装;甚至在革命过程中最少宗教色彩的突尼斯,革命后迅速到位的突尼斯复兴党也通过几次倒阁,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不论埃及、叙利亚的兄弟会或突尼斯复兴党,都可追溯到兄弟会源流,并带有逊尼派瓦哈比教派的色彩,尽管涂抹上现代色彩,但其背后的属性却很难掩饰。
更值得关注的是传媒和传播途径。
在“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初,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沙特阿拉伯新闻电视台和阿联酋《海湾新闻》,成了最重要的“革命吹鼓手”,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热潮”,往往通过这几家媒体的渲染鼓动,变成更大的浪潮。如今回头审视,不难看出这些媒体对“阿拉伯之春”最初态势的报道错讹很多,这本不奇怪,事实上大多数传媒因形势混乱和当事国的媒体封锁,都存在大量错误,但这些海湾媒体的错误,几乎清一色对抗争者有利,并在事实上给国际干预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的重大转折点,是阿盟对北约军事干预利比亚的放行和参与,其背后的推手是卡塔尔;叙利亚问题的重大转折点,则是阿盟通过中止叙利亚会员国资格的决议,其背后的推手又是卡塔尔。
阿联酋、卡塔尔等“海合会”六国都是君主国,这些国家有的没有议会,有的没有宪法,有的没有反对党,即便有也是虚应故事,是全球范围内仅存的几个君主专制国家,它们当然未必真的热爱民主和“普世价值”。但这六国的当权者,正是掌握着逊尼派宗教话语权和麦加圣地的瓦哈比教派代表人物。海湾媒体发声,各国兄弟会掌舵,“隐形”的背后,宗教势力其实早已无孔不入。
将这二者串联起来的,则是清真寺。
人们往往把目光投向推特、脸书等新颖的互联网工具,津津乐道于网络时代对阿拉伯民主化推动。这固然是事实,但更应看到,互联网的作用有其局限性,在大多数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其传播范围局限在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和自由派中,信息轰动性和国际影响力有余,而对社会主体结构的穿透力却不足。与之相比,传统的清真寺体系却严密、周到、国际化,它们无所不在,即便边远地区目不识丁的人,也会在阿訇的引导下参与变革运动,甚至许多被普遍认为是知识青年的学生,他们的基础教育也同样来源于清真寺体系,就更不用说后者对中东大专院校的渗透了。
以逊尼派正统自居的瓦哈比教派,本身就凭借“圣地在握”、“金钱在手”两大优势,控制着清真寺体系的话语权,如果说,工团派和自由派让街头出现了抗争者,让专制政体出现了挑战者,那么清真寺体系的庞大社会基础和动员能力,便足以让原本单薄的挑战和抗争,在寻日之间变成一股足以吞噬旧体系的洪流。
即便网络普及率极高、世俗色彩最淡的突尼斯,经过大半年“拉力赛”,人们也无奈地看到,和七嘴八舌的自由派及传统反对派政党相比,原本在“革命”中并没多少功劳的原教旨派也可以后来居上,在大选中稳稳获胜组阁,教派的动员力和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一斑。

宗教势力:变革之舵

如果说对西方人士而言,“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有失控之嫌,那么在宗教势力看来恰相反:随着“阿拉伯之春”的步步深入,其对变革方向的掌控也逐步加强。
如果说,宗教势力在突尼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埃及也只是赶了个晚集,那么在利比亚和叙利亚,他们已经开始主动揽权,争夺变革的舵杆。
在利比亚问题上,没有“海合会”的力推,1973号决议绝难出台;没有卡塔尔、阿联酋两个“海合会”阿拉伯国家派兵参战,联军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干预便师出无名;而没有“海合会”六国对班加西当局不遗余力的“输血”,即便有北约的空中保护伞,最初尚显稚嫩的过渡委,能否顶住烂船还有三斤铁的卡扎菲“三板斧”尚不好说。
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海合会”的积极活动,阿盟11月13日的暂停叙利亚会员国资格决议即便出台,也绝不可能是18:4的压倒性优势,而倘没有阿盟这一鲜明立场,许多遵循“主流主义”立场的局外国家,就仍然会在谴责、制裁等问题上保持沉默,巴沙尔也不至于孤独到环顾四周,只剩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等寥寥几个同情者。
鉴于阿拉伯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和敏感性,局外国家对直接干预往往顾虑重重,阿盟给不给“大义名分”,几乎可以成为外界能否大胆干预的试金石。正所谓“秤砣虽小压千斤”,这独特的地位,让看似在国际大舞台上实力平平、本国的安全尚需他国保护的“海合会”六国,占据了“阿拉伯之舵”的形胜之地。
依靠这种舵手的有利地位,宗教力量便能在“阿拉伯之春”中连消带打,让运动沿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仔细“复盘”不难看出,迄今实现政权更迭的四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都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被阿拉伯社会复兴运动所掀起的上一轮“阿拉伯革命”所推翻了世袭王朝的世俗非君主制国家,而在另一些仍保持君主制的国家,如摩洛哥、阿曼、约旦等,“革命”都浅尝辄止,有惊无险。
不仅如此,“变革之舵”在涉及教派利益时,这种“上下之手”的作用便更加明显:同样是要求民选、变革和自由的群众运动,巴林和阿曼就明显受到“海合会”和海湾传媒冷遇,前者甚至直接遭到海合会武装的镇压。个中奥秘,便在于在这些国家,起来“革命”的是什叶派,巴林甚至是后者人数居多,倘“一人一票”,逊尼派瓦哈比教派执政的巴林王室便会被架空,这显然是同为逊尼派瓦哈比教派的“海合会”诸国君主所绝不乐见的。同是对本国示威者大开杀戒,也门的萨利赫能从利雅得去而复返,直至其交权都未受到实质性的孤立和制裁,他虽号称“交权”,但仍保留荣誉总统称号至大选,且其本部人马实际上仍服从自己号令,自己和家属也豁免于镇压责任之外;与之相比,属于什叶派阿拉维特教派的巴哈尔就没那么幸运,倘叙利亚不是拥有“前线国家”这个敏感身份,且巴以矛盾又不合时宜地因巴勒斯坦入联问题而凸显,或许不用等到11月13日,阿盟的大棒便已落下。
在中东,最大的矛盾是阿拉伯-以色列,其次是以海合会为核心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再往下,则是君主制与世袭制,以及部落与部落(如在利比亚),甚至部落内部(如在也门)的矛盾,这些矛盾每隔几十年便会间歇性引发中东政治地震,只是往往都会包裹上时尚的外衣,如一战时的“反对土耳其”和“民族自决”,上世纪60-70年代的“反帝反封建”,和此次的“民主自由”。“宗教之舵”在起事之时,会有意无意地借“普世价值”的风帆,达到“得道多助”的目的,但一旦占据主动,便会适当“收舵”,以免把舵柄拱手让人。利比亚政权易手后,新政权并未如西方所预料的那样“一边倒”,而是出现“教法治国”、“一夫多妻”等杂音,和拒绝向海牙国际法庭引渡赛义夫等“杂音”;埃及兄弟会所组成的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尽管依旧态度稳重谨慎,但“科普特人没资格当总统”、“女人不能参选”之类原教旨色彩浓厚的论调,却不时从某些兄弟会系政客口中飘出。
即便在自由派力量最强大的突尼斯,曾是运动中坚的他们,如今也只能屈居第三:“冠亚军”分别为温和原教旨的突尼斯复兴党,和本.阿里时代就合法存在的前“御用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在埃及,自由派希望推迟公决,结果公决照常举行,希望推迟立法选举,结果立法选举也将一切如常,他们既不能左右军方和兄弟会,也无力控制“四月六日运动”等广场派,不论是曾风头强劲的穆萨,还是如今的“头牌须生”巴拉迪,都难以触及埃及政治变革的舵柄,示威人数的多与寡,立法选举的是否推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兄弟会和军方之间的博弈;而在叙利亚,正如一些中东问题观察家所坦言,许多非逊尼派叙利亚人之所以仍不愿明确站在反阿萨德一边,所顾虑的便是逊尼派一旦夺权后的“教派独裁”,因为阿萨德时代虽然政治上专制,但出身小教派的他们对宗教上的“异端”尚能宽容。

宗教势力之春?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在地缘政治复杂、社会结构极其特殊的中东,宗教势力在变革中发挥巨大影响力本身,在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也未必一定就是坏事。
尽管并非“茉莉花革命”的“起义元勋”,但突尼斯复兴党在后本.阿里时代的积极参政,以及他们对世俗政治的一再承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稳定乱后人心的作用;影响力巨大、群众基础雄厚的埃及兄弟会的左右逢源和善于妥协,固然有政治投机之嫌,客观上也让千疮百孔的政治改革进程一步步向前推进。不论是广场派或自由派,他们中很多人更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却尚未学会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种特殊时刻,传统的清真寺系统和宗教体系,还是可以起到安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而这种体系和网络、传媒等现代载体的结合,就具有更大威力。
在突尼斯、埃及乃至利比亚,原教旨派系或已经、即将赢得政治主导权,或正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政治作用,威权专制消失所带来的政治真空,自然而然地被群众基础最好的他们所填补,而新生的自由派,或根基浅薄的工团主义者,一时都无法与之较量,埃及“广场派”之所以屡屡发出“我们上街,别人上台”的不平之鸣,奥妙也正在于此。
然而在一些部族势力盘根错节、地区矛盾错综复杂的国家,宗教势力往往也束手无策,如在也门,非但南与北、都市与农村、当权派与革新派、此部落与彼部落间冲突不已,萨利赫所在的阿赫马尔部落内部、甚至他的兄弟子侄之间也仇杀不已,这又岂是宗教的力量所能调和的?
历史看似在轮回,但实际上却是螺旋向上、盘旋发展的,一轮变革后,社会不会回到几十年前的社会,所谓的“宗教势力之春”也不会是回到昔日的一套。“阿拉伯之春”让一系列威权体系崩溃,在释放宗教原教旨活力的同时,也给阿拉伯社会带来了又一个难得的思想活跃期,其对当地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恐怕要假以时日,方能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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