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上帝 和上帝的太平天国

研究太平天国，就不能不研究太平天国的宗教，而恰是这个宗教问题，100多年来始终众说纷纭：太平天国的“上帝”，到底是哪一个上帝？

是不是基督教

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是不是基督教的分支？这个问题早在当年就已争论得一头雾水。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称，太平天国“窃天主教之余绪”，虽然出语模棱，但大体上认为上帝教就是基督教；在金田起义前夕，冯云山因紫荆山秀才王大作兄弟告官“传播邪教”而向官府呈交辩护状和“十天条”，以基督教自居，而浔州知府顾元凯、桂平知县贾柱在读了这些材料后，驳回王氏兄弟控诉，仅以“无业游荡”为由将冯云山递解回广东花县原籍。很显然，这个判决是建立在认定冯云山信奉的上帝教是正统基督教基础上的，因为冯自辩的理由，是两广总督衙门已奉命解除基督教传播的禁令。太平天国灭亡后，一些持保守派外立场的清朝官员（如闹出贵州教案的提督田兴恕），也在不同场合将上帝教和基督教混为一谈。

但持相反立场者也并非没有。

比如吴煦和李鸿章，这两个先后在上海带兵、当时级别不算很高的清朝官员，在英法联军逼得咸丰逃到热河且一病不起，中枢要员普遍担心“同教之谊”的太平军和洋人勾结之际，十分清楚地指出，二者“实非一家”——上帝教跟基督教实在不是一码事；比这更早，奉曾国藩之命编纂情报总汇《贼情汇纂》的芝麻小官张德坚，在他这本以翔实著称的情报集里粗枝大叶、却大差不差地指出，西洋基督教和当年利玛窦传来的天主教“一脉相承”，至少在西方世界是有意义的，而上帝教只是借用了基督教的躯壳，“亦彼之罪人也”，也就是说，上帝教非但和天主教、基督教不是一码事，甚至彼此还会对立。

至于西方，则明显分为前期和后期。

早期的西方官员和传教士尽管对太平天国本身褒贬不一，但大多认为这是基督徒发动的一场宗教战争，相信太平军信奉的是基督教，或因语言和文化隔阂，而在传播中有些走样的基督教。一开始，大多数人相信，太平军的领导核心，是普鲁士人郭士立1844年建立的“汉会”（又称福汉会）成员，有传说称洪秀全、冯云山均是会众，还有人举出洪秀全称上帝为“皇上帝”，和郭士立译本圣经一模一样，以证明上帝教就是郭士立的“莫拉维亚”派新教；随着太平天国方面一再询问并公开寻找美国“南部浸会”派新教传教士罗孝全，西方人渐渐知道，拜上帝教真正的源流，是南部浸会这支清教徒色彩很浓的新教分支，由罗孝全等人主持而在广东本土化的传教团体“粤东施蘸圣会”。尽管一些和太平军接触过的传教士和官员，已敏感地嗅到异端气息，如英国翻译官密迪乐首先发现太平天国把“圣神风”称号给了杨秀清（圣神风是圣灵的当时译法，是所谓“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简单地说，“圣神风”也是上帝），而英国巴色教会的传教士们则发现，拜上帝教不认同三位一体，把上帝和耶稣当成真正的父子、而不是比喻，也说不清什么是“耶稣救赎”和“末日审判”，但他们多认为这要么是太平军“知识面不够”、对圣经理解有误，要么是野心家杨秀清故意偷换概念篡夺权力，尚没有对上帝教本身提出质疑。当时不仅许多传教士兴奋不已，英国圣公会香港主教乔治.斯密斯甚至在弥撒中公开为太平天国祝福。

随着杨秀清的死、洪秀全的专权，以及太平军占领苏南，外国人有更多机会直接接触太平军和他们的宗教，许多传教士抱着兴奋的心情进入太平军辖区，试图直接传教，或“改造上帝教”，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1861年3月24日，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天京街头传教，当他问围观的太平军官兵“谁是圣灵”时，官兵们脱口而出“东王”（杨秀清），这令他感到“大多数太平军对基督教是很无知的”。而洪秀全的老师、前面提到的罗孝全兴冲冲赶到天京，来见他的学生，想借此便利自己的传教，结果见到的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这个帝王诱骗他下跪，封他做自己的官员，还在诏书上胡言乱语，试图说服他相信上帝有妻子、儿媳，还有一大堆儿子，其中大儿子是耶稣，二儿子则是他洪秀全，而洪秀全的长子洪天贵福，则又是耶稣的干儿子，他们全家是上帝特意派遣下凡“统治万国”的。郁闷的罗孝全在1862年1月20日，天历辛酉十一年十二月初十，也就是洪秀全的生日不告而别，结束了他在太平天国为期15个月的“官员生涯”，从此180°大转弯，转而抨击上帝教是异端邪说，洪秀全所受启示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魔鬼。曾热情歌颂太平天国及其上帝教、身为洪秀全老师的罗孝全如是说，无疑比任何说辞都更有说服力，自此“上帝教是异端邪说”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正确”，除了密迪乐、呤唎等少数人仍执着为之辩解，哪怕一些对太平天国仍抱一些同情态度的西方人（如英国牧师杨笃信），也不认同上帝教的基督教属性了。

如今时过境迁，在西方宗教界，关于上帝教属性的争论又开始热烈起来，一些新派宗教学研究者，如美国的托马斯.H.赖利就认为，上帝教是一种源出基督教的“新宗教”，开始重新重视上帝教的基督教元素。

那么，上帝教到底是不是基督教？

洪秀全最早的宗教认识，来源于一套偶然获得的传教手册《劝世良言》，这本由粗通文墨、印刷工出身的中国传教士梁发所编的小册子大量引用中国经史中的例子宣传基督教，令读书人出身的洪秀全产生强烈共鸣，而屡次考试落地的刺激，不仅让他做了个朦朦胧胧的怪梦，也让他产生了愤世嫉俗、用宗教改造世界的想法，因此他自行受洗，和冯云山、李敬芳、洪仁玕等人开始传教。

这时他传的“教”，基督教色彩较浓，教义则来自《劝世良言》，目的则是“劝人学好”，改造不公平的世界，尚无造反、称王的念头，说是“基督教异端”也不为过，至于其中粗疏之处，则的确是由于《劝世良言》本身就是套粗浅鄙陋的小册子。1847年3月，洪秀全、洪仁玕来到了广州，进入罗孝全的教堂学习，他曾对罗孝全叙述过自己的异梦，得到了积极鼓励。很显然，此时他的异梦并不“异端”，否则很难想象，恪守基督教原教旨理念的罗孝全，会认为这些怪梦“都是来自圣经的”，而不是把他们当成疯子。后来洪秀全还试图申请受洗，成为传教士，因故未成，这些都表明，直到此时，洪秀全还是个“准基督徒”。

然而上帝教并非洪秀全，而是冯云山在洪秀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广西山区自行创立的，当然，上帝教信奉上帝、不拜“邪神”，以“洪先生”为导师，其教义来自《劝世良言》，但冯很早就试图用宗教动员起事，这一点，在1847年8月，洪秀全重返广西与冯云山会晤后，被洪认可和发挥，各种离经叛道的说法，如“洪秀全是上帝次子耶稣胞弟”、“上帝派洪秀全下凡斩邪留正、做天下万国之主”，尤其是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下凡”，则在此后陆续被推出，成为上帝教的鲜明特征。

当然，洪秀全也的确带来许多新的、“正确”的宗教知识，如大量有关耶稣的传说（《劝世良言》提耶稣较少），摩西十诫（后来成为太平军人人会背的“十天条”），以及新旧约圣经等等，但更多的则是自己的“发明创造”。这种“发明创造”到了后期，即他本人掌握话语权后变本加厉，以至于凡是自己喜欢的《圣经》条文就说是真理，不喜欢的就说《圣经》记错了，并用自己创作的新神话取而代之。原本新约、旧约被称为“新遗诏”、“旧遗诏”，洪秀全为了自己修改方便，索性将“新遗诏”改名为“前遗诏”，而把自己写的那些东西，以及杨秀清、萧朝贵“下凡”的那些言语，起了个“真约”的名字，意思是这三种文字都是至高无上的，倘若相互冲突，就以最新的（也就是他自己的）文字为准。

很显然，这已经不是基督教，而是沿用基督教某些典籍、术语的新宗教，正如基督教沿用了犹太教的《旧约》但并非犹太教，伊斯兰教《可兰经》也借鉴了《旧约》中的叙述框架，但同样不是犹太教变种一样，上帝教也不是基督教的分支。至于外国传教士态度的前后剧变，原因有二：首先，洪秀全的异端色彩在前期被包揽大权的杨秀清更加离谱的异端色彩所掩盖，令许多人误以为离经叛道的只是杨秀清，一旦杨消失，洪秀全亲政，就会拨乱反正；其次，早先由于清方封锁和交通不便，外国传教士难以直接访问太平军辖区，即使访问也只能走马观花，加上洪秀全“创作”较少，产生了“美丽误会”，后期太平军占领江浙，外国人往来方便，加上洪秀全摆脱了杨秀清的钳制，创作欲望勃发，极端时达到每天一篇或几篇“天话”的地步，且“诏多普刻”，大量印发散布，惟恐别人看不见，如此一来，真相还能掩盖么？

上帝教异端知多少

洪氏上帝教其实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异端色彩。

前面提到，许多外国宗教界人士至今仍以为，洪秀全是郭士立的学生，除了郭士立的汉会在桂平、平南等地有分支外，最有力的证据，便是那个“皇上帝”的用法。但实际上，郭士立译本《圣经》问世于1847年，而“皇上帝”早在1845年洪秀全的《原道醒世训》中即已出现。

洪秀全真正的基督教启蒙，来自于《劝世良言》，这部浅薄传教作品最突出的两大特点，一是大量引用中国经史格言，以打动中国读书人，二是极力驳斥“拜上帝是从番”，强调上帝不仅是外国的，也是中国的上帝。这种论调既迎合了洪秀全的自尊心，也让文化程度比梁发高得多的洪秀全产生灵感：上帝是中国的。

《尚书》、《诗经》里“上帝是皇”、“皇矣上帝”、“惟皇上帝”之类提法比比皆是，而中国在周朝以前的确是崇拜一个名叫“天”或“上帝”的最高神，只是到了周朝，这个神被淡化，战国至秦汉，又出现五德终始说，上帝被一分为五，其后道教、佛教相继兴起，“上帝”或者“天”的概念也变得愈益模糊。洪秀全从《劝世良言》得到启示，在最早的一系列传教作品中大肆发扬，为自己的舶来宗教寻找“土产”依据，并进而指出，正因为世人渐渐遗忘了上帝，社会才会变得如此不公平，要恢复“清平好世界”，惟有重新回到上帝怀抱。

这种“上帝中国说”到了洪秀全“谋天下”时，就成为号召反清的利器：自古上帝人人可以崇拜，但可恶的清廷却要垄断祭天权；祭拜上帝明明是“修好炼正”，清廷却称这是“从番”、“邪教”，要加以镇压，惟有推翻这个王朝，把“天国”建立在人间，才能“恢复上帝之纲常”，这样一来，起兵就带有浓厚“圣战”色彩，杨秀清、萧朝贵在起兵后连衔发布三篇檄文，便公然以“谁非上帝子孙”号召汉族民众起来响应。

然而随着太平军的处处得势，曾刻意比附古代经史，以论证“拜上帝不是从番”的洪秀全，进而开始不满“自三代而拜上帝”这个自己发明的说法：他是上帝次子、天生真主，理应是从古至今，天下唯一的君主，除他之外，只有自己的“代代幼主”能称“君王”二字，“前朝”理应从历史记载中被抹煞，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连历史记载一并抹煞。在这个逻辑主使下，自1854年起，他早期作品中的古人、古训几乎全被删除，仅存的一些帝王，也被“撤职查办”：唐太宗变成唐太侯，梁惠王则成了“梁惠相”，至于“一切古书”，最好烧个干净，实在烧不过来的也不许诵读，甚至连《旧约》里的外国国王也被“撤职”，只剩下一个麦基洗德王——因为他认为那就是他自己。

他的第二个异端，是“下凡”。

最初的下凡者是他自己，按照他的说法，在1837年，他在考试落榜后大病一场，做了一场大梦，梦里朦朦胧胧看见上帝、天使等等，乒乒乓乓闹了一番，病好后他批阅以前从考场领到带回来的一本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发现梦里的那些居然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从此便认定自己受上帝启示和委托，要用基督教精神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他看到《劝世良言》是在做梦后6年，这个梦未必是假的，但梦里的内容则未必是真的。随着他从“洪先生”变成天王，这个“天梦”自然也越来越玄乎，甚至到了他逢人便说“朕是太平天子”的地步——若真这么夸张，恐怕不用等鸦片战争打响，他就会被文字狱的罗网罩住，落得个身首异处、甚至满门抄斩的下场了。

紧接着，一系列的“托梦者”登场，其中有堂弟洪仁玕、亲戚（被讹传为亲妹妹）王宣娇，内容无非是给洪秀全这个“太平天子”当捧哏。然后，专业神汉萧朝贵和情报大师杨秀清隆重登场，用“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办法，把大权从洪秀全、冯云山手里夺走。

杨秀清、萧朝贵有人马也有野心，想趁这个时候上位；洪秀全也正希望找到个合适的契机，把自己由教主“洪先生”升格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天父天兄”需要“天王”的承认才能“正名”，而“天王”也需要“天父天兄”的证明才好“正位”，如此一来，为时长达8年的“天父天兄下凡时代”就此拉开序幕。洪秀全说了什么别人不相信的话，只需拉出“天父天兄”证明，别人就由不得不信；“天父天兄”也受到别人质疑、挑战，但只要拉出天王证明，别人便无话可说——天王可是天父的儿子、天兄的弟弟啊，哪儿有儿子、弟弟不认得爹爹、哥哥的道理？

权力一旦获得，任何人都不舍得轻易丢弃，杨秀清也好，萧朝贵也好，当他们发现“天父天兄”可以让他们对洪秀全以下所有人发号施令，人事安排，军政调动，生杀予夺，都可以手到擒来，萧朝贵可以打自己名义上哥哥的屁股，可以逼洪秀全拍自己马屁，可以把素有积怨的养父母杀了立威，杨秀清更可以冲进天王宫殿索要两名女官，以天父名义打洪秀全屁股，再变回 “弟弟”杨秀清上朝赔罪……而“真命天子”洪秀全反倒成了配角——谁让您辈儿小呢？

天京事变后，“下凡”的主角又变回洪秀全本人。这期间他经常写一些颁布给全国人民的诏书，诏书里通篇都是从天上听来的“天话”。这些“天话”有的很抽象，横看竖看不知道在说什么；有的很具体，如有一道诏书说苏州是东王、西王和南王三位死者在天父天兄的保佑下打下来的（而不是将军们打下来的）；有的很实在，如“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天下人，只要在太平天国当了大官，想要几个媳妇都行；还有的则很有浪漫主义色彩，如有一道诏书说，他在梦里赤手空拳，打死四只老虎，两只恶狗……据说他最多时几乎每天都要“升天”一次，并根据“升天”感受写一篇诏旨，内容固然五花八门，但中心思想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希望天下人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子子孙孙都是天生的“太平天子”，太平天国也会这样“爷哥朕幼、一统江山万万年”。

除了他，他身边的女性亲属也常常沾光“升天”，比如母亲李氏、妻子赖莲英、女官陈三妹等，她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在天王宫殿里居住，是否“通天”、怎样“通天”，都得由洪秀全审核通过。说白了，她们不过是洪秀全为证明自己的确“通天”而强拉的目击证人罢了。

洪秀全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异端，是虚构了一个上帝的小家庭。

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是每个人灵魂之父，是“魂爷”，所有人都是上帝精神上的子女，而君王则是“长子”、“能子”，但这种学说可以保证洪秀全做个教主，却无法让他和他的后代成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帝王。因此他不得不将自己进一步神话，说成上帝的嫡亲儿子、耶稣的同母胞弟；既然上帝要生嫡子，那就必须有“天妈”，于是玛利亚就成了上帝的正房；有正房自然还得有偏房，有嫡子就意味着还可能有庶子，于是上帝也自然妻妾成群；上帝有妻有妾，“太子”耶稣打着光棍也不合适，因此“天嫂”、以及耶稣和“天嫂”的三子二女便出现了……在早期，为了笼络心腹，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都被含糊承认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和洪秀全的弟弟，而萧朝贵则被称为“帝婿”，因为他的妻子杨宣娇被认作耶稣的妹妹。等这些元勋死的死、走的走，洪秀全便顺水推舟地将“天弟”名单缩编到只剩死去的杨秀清一人，代之以过继给耶稣、兼祧耶稣和洪秀全的“真天命幼主”、幼天王洪天贵福，这还不算，他还把第五子洪天佑过继给杨秀清，成为幼天王，这样，原本的两个通天人物杨、萧，如今一个是洪秀全亲儿子，另一个（幼西王萧有和）是洪秀全外甥，“下凡权”就此“收归洪有”。说穿了，这些煞费苦心的神话目的只有一个——“保爷哥朕幼（即上帝、耶稣、洪秀全父子）江山万万年也”。

以上帝的名义

太平天国许多荒唐的政策，都是以上帝名义推行的。

焚书、捣毁寺庙和古建筑，是“斩邪留正”、“去除偶像”、“只留真话正话”；拆散家庭，让夫妇长期分居，哪怕夫妇相会也会被“斩首不留”，打的是摩西十诫中第七条“不得奸淫”的旗号，声称上帝安排大家先打江山，打下江山后才能夫妇团聚；在古今中外书籍、记载中删除国家、帝王的名称、称号，是因为上帝只派了他洪秀全下凡当天王，其他胆敢称王的都是僭妄、叛逆，别说活着的要打倒，便是死了一千年，也得“降级降衔”；剥夺民众私有权，把土地归公，财产收归圣库，让民众过供给制的军事生活，理由是“一切皆上帝所产上帝所赐”，自然该由上帝的亲儿子统一调配使用；他本人和高官们占有大量妻妾，“新约”、“旧约”上都找不到“背书”，他就把牙一咬，给批示了一句“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上帝不是没在《圣经》上说么？没关系，他跟我这亲儿子说了也一样；太平天国刑罚严苛，看戏、读古书、穿红黄色的外衣，甚至管长兄叫“大哥”，都可能被“斩首不留”，而这一切严刑苛法，根据的同样是“天法”——“上帝圣旨，天法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

当时中国还是农耕社会，在广西、湖南等边远地区，降傩、跳神之类迷信十分普遍，洪秀全以神压人，效果卓著，后来做了“总理大臣”、“总司令”的忠王李秀成，在金田起义时还是个搭末班车的小卒，他后来回忆当时情形时称，洪秀全等人宣扬，倘不信上帝教，就会“蛇虎伤人”，李秀成等“而何敢不怕乎”，可见“天话”之威力。

即便到了文化发达的江南，“天父天兄”的一套还是有其效用。杨秀清精明强干，“天意不知如何化作此人”，个人能力突出加上谍报网发达，使他往往能“料事如神”、“洞查肺腑”，让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他的确就是上帝的化身。

即便到了“人心冷淡”的后期，相信“天父天兄”的太平军人依然不少，1862年曾有外国人到苏州、无锡等地访问，和太平军下层官兵谈话时发现，他们普遍对“天父权能”十分敬畏，许多人也的确相信，洪秀全就是“天生真主坐山河”。甚至到了“乙丑十月”，也就是1866年底，流落到广东嘉应州（今梅州）的太平军余部汪海洋部一位普通士兵，在目睹某些战友扰民害民的劣迹后气愤不已，在程江乡长滩村一户民宅的厅堂墙壁上写下“劝尔回头早行善，免得天父降灾殃”的词句，并保留至今，这表明，“天话”在最后期也仍然有一定作用（1866年底已是天京陷落后两年半）。

但毋庸讳言，随着“天父杀天兄”即天京事变，上帝教的神话已濒于破产：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居然不知道谋害阴谋；“上帝次子”居然把替亲爹传话的亲弟弟杀掉；上帝的若干亲生儿子居然在天京城内自相残杀……尽管事后洪秀全绞尽脑汁试图补救，但已变得越来越无法自圆其说了。

就算是早期，太平军首要中真相信“天父天兄”的恐怕也不多。

杨秀清、萧朝贵是“通天人物”，能替天父天兄传言，但这本身就是对上帝、耶稣最大的嘲讽。萧朝贵的“天兄下凡”，完全是广西神汉的障眼法，而杨秀清这个“人人佩服”的“天父代言人”，在设法推翻洪秀全借上帝名义推出的不当政策时，居然敢说“约书（圣经）有错记”，要求太平天国暂缓出版圣经。很显然，他们信教是假，借宗教兴风作浪是真。

冯云山是上帝教创始人，但他的宗教知识都来自于洪秀全，他固然虔诚相信上帝，但所相信的，其实是“洪秀全版上帝”。

韦昌辉和石达开留下的文字中，很少关于宗教活动的记载，石达开一听说“天父下凡”就吓得浑身流汗，而在治理地方时“不甚附会俚教邪说”，后来出走后，所部渐渐放弃了上帝教的习惯，可以说，这两位名分不定的“上帝之子”，对上帝教至少没什么兴趣。

后期的主要领袖陈玉成和李秀成，前者对宗教兴趣不大，留下的片言只语对上帝教几无提及；后者曾经和外国传教士花兰芷、杨笃信等讨论过基督教，这些传教士记载称，忠王“态度友善，允诺自由传教”，但本人“对基督教不甚感兴趣”，这几位外国传教士中不少对李秀成颇抱好感，当不会歪曲，李秀成被俘后留下的供词，也的确对洪秀全“信天不信人”啧有烦言。

甚至于未参加金田起义，而是去香港当了好几年正宗传教士的洪仁玕，当初信誓旦旦领着外国传教士赠送的路费，表示要“改造上帝教”为正宗基督教，到了天京后却迅速蜕变，成了一个令传教士老朋友们十分失望的“多妻主义者”，并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地宣扬洪秀全的那一套，宣传、甚至编造洪秀全父子的各种神异祥瑞。固然，在《资政新篇》里他谈到政教分离，并阐述了若干符合正统基督教义的宗教改革思路，但当洪秀全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后，洪仁玕首先想到的，显然是自己姓洪、是洪秀全的首辅大臣，而非自己是个肩负“改造上帝教”使命的正宗基督徒。被俘后他同样写下许多文字，却同样绝少谈及宗教问题，绝命辞悲壮动人，却“取法文天丞相（文天祥）”，而不是向上帝祷告。

那么洪秀全呢？他真的相信自己编造的那一套么？

他敢于篡改圣经，编造“真约”，连篇累牍地炮制“爷哥朕幼”的神话、梦话，肆无忌惮地抹煞历史和古人，修改自己的旧言论、旧文章，这表明他的“上帝”有借用色彩，若不是明知借用，而是纯粹痴迷，他一个“次子”、“亲弟”，又如何敢在“天父天兄”太岁头上动土？

但他的执着、执拗，和哪怕在熟人面前也照样坚持己见的姿态，表明他的“借用”不仅仅是假借这么简单，而是既有借用，也有信仰。异梦内容固然不断掺水，但异梦本身未必是假的，他也的确真诚相信，自己不是一般人，而是上帝派遣下凡拯救世界的。早期势如破竹的巨大胜利，和一朝权在手后的予取予求，更加深了他自己头脑中的救世主情结，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哪些是“真信仰”，哪些是自己的假托，他也未必分得清楚，假话重复一千遍，不但听众中会出现信徒，往往连自己也不由得相信，自己说的那些就是真的。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弥留之际的洪秀全还要大家安心，说自己即刻升天，去请天兵天将解救天京。可显然大家早已不敢再相信。1864年6月2日凌晨，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城陷落，此后几个月内相继被俘的太平天国军政大员或硬或软，或言辞不屈或哀哀求饶，但几乎都不再乞求“天父看顾”，记载中“至死喃喃天父不已”的，就只剩下贪鄙庸碌、为文武大臣所不齿的洪秀全文盲二哥（按照洪秀全的说法是“肉兄”）、王次兄洪仁达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