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个人心不古？谁来徙木立信

“小悦悦事件”、“萝卜哥事件”，以及各种版本的“扶老太太风波”，让人对中国当代社会道德的滑坡嗟叹不已。

一些人认为，当代社会道德滑坡，说到底是体制问题、法律问题：要不是传统道德框架、观念被人为摧毁，“萝卜哥”的萝卜何至于被如此多的沾光者顺手牵羊；要不是南京那个不知脑子里在想什么的法官“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素来善良、乐于助人的国人，又何至于老太跌倒谁也不敢去扶，小孩在马路中间走，谁也不敢去拉一把？

也有些人认为，体制问题也好，法律问题也罢，固然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但“人心不古”的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再怎样的制度，也没鼓励您去白拿人的萝卜不算，还饶上茄子辣椒西红柿吧？就算怕好心没好报，担责任，吃官司，不敢去扶跌倒的老人，救被车撞了的孩子，打个应急电话总不怕担什么责任吧？说到底，某些人不过是跟当年将一切责任推到“林彪四人帮流毒”一般，把自己皮袍下的那个“小”，用固已存在的体制问题、法律问题精心遮掩起来罢了。

不管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当今社会道德出现不少让人叹息、痛恨乃至愤怒的不正常现象，而这些不正常现象在网络和资信高度发达的今天，又以惊人的速度流传、演绎，并在流传和演绎中，被善意或非善意地“改造”成一个又一个迥异的版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热点，和一轮又一轮社会大讨论。

当代社会，真的这样“人心不古”么？

其实这种感慨并非如今所独有：周代的人们曾感慨“人心浇薄”，认为道德水准不如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感慨“不仁不义”，认为道德水准不如西周，应该“从周”；唐代、宋代、明代、清代，都有人觉得“人心不壹”、道德沦丧，主张“正纲纪”、“复古礼”、“兴三代之政”，也就是说一代不如一代，要想道德水准提高，就得回到古代的大同社会才行。直到近代、现代和当代，持这种观念的人也不在少数，于是什么“新生活运动”、“回到十七年”之类论调，便不时在社会激起几朵浪花。

古语说得好，“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其实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既有道德高尚的典范，也有道德败坏的典型，正气与邪气，道德与不道德，总是共生并存的，号称礼仪之邦的鲁国，照样有在会盟时耍诈勒索的曹沫，被骂作“无好人”的洪洞县，也会有个古道热肠的崇公道。当今社会也是一样，既有“萝卜哥”送人萝卜反被顺走其它蔬菜的可鄙行为，也有素不相识者网上帮农民卖石榴、卖土豆的善举；既有见路人出事袖手旁观的冷漠者，也有事不关己却见义勇为，主动追拦违章肇事司机的“的哥”。对社会上出现较多的道德滑坡现象感到忧心忡忡，说几句感慨的话，固然无可厚非，但也应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看到一两件善事便高呼“道德水准提升”，或见到一两件恶性便惊呼“道德沦丧”，都不免以偏概全、神经过敏，若是寻常百姓还则罢了，可某些媒体、名人也动辄作此惊人之语，这无疑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释放出被局部突出、扭曲或屏蔽的，筛选加工过的信号，不论是否故意如此，这样做的结果，无疑会对人们对社会道德的现状，构成或大或小的误导。

毋庸讳言，道德败坏的问题的确普遍存在，也令许多人感到困惑、不满，乃至深恶痛绝，道德败坏现象的普遍存在，也无疑正侵蚀着社会的肌体，人们的心灵，损害者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许多有识之士对此十分关注，希望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当然是应该的，甚至必须的，但在说或做的同时，切忌“代人立言”、“拿愿望当现实”、“用推论代替实证”，要知道这样做不论出于怎样的动机，都在事实上为客观的道德风气问题，悄然涂抹上主观色彩，严格地说，这样做本身，也同样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道德问题”。

许多人都切实感到，如今社会上不道德、不诚信的现象比以前多了，问题在于，从课堂到书本，从政府到民间，从一本正经的说教，到“寓教于乐”的各种文艺作品，宣扬道德、诚信的东西比以前只会多不会少，声音只会大不会小，既然如此，何以居然出现道德下滑的社会普遍观感？何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心不古”的嗟叹？

据《史记》记载，商鞅在变法之初，惟恐国民不相信政府的诚意和权威，就在东门外立了根细细的木杆，宣称只要把这根木杆搬到南门外，就可以获得10两黄金的奖励。因为这件事轻而易举，而奖金又高得离奇，所以从清早到中午，竟无一人尝试，直到商鞅把奖金提高到50两，才有一人大着胆子搬动木杆，并最终当众获得了50两黄金的重奖。几天后，变法令公诸于众，人们因为此前官方言而有信，对新法令深信不疑，这就是“徙木立信”的典故。其实变法令中“禁止私斗”、“鼓励公战”等涉及道德层面的训条，原本和秦人习惯格格不入，但由于“徙木立信”所建立起的公信力，最终收获了事半功倍的奇效。

想从总体上提升社会的道德观念，树立良好的道德风气，自上而下的灌输、说教，或“解剖麻雀”、“树立标杆”的老一套教化技巧，在古代便效果有限，在当今信息时代就更难有大的作用。当人们看到某些权威部门早上说“没有涨价计划”，半夜便悄悄涨价时，他们怎能听得进“必须守信”的说辞？当人们得知，大谈“廉政建设”、“两袖清风”的某些官员却贪腐诚信，大谈“个人操守”的某些名人却招蜂惹蝶，拥红倚翠时，他们对诸如“修养”、“操守”之类的说教，又能是怎样的感受？当人们发现，希望工程中有“豆腐渣”，校车安全总也得不到保证，中红会之类慈善组织的账目也有这样那样不清不楚之处，发现民间的善意到了“一定层面”，有时会被那样轻易地挥霍、浪费和轻视，又怎能指望他们会继续抱持一颗“慷慨向善之心”？

移风易俗本就是言传不如身教的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要先搞定王族和亲信大臣，让他们带头换装，才能说服全民效仿；唐太宗宣扬勤俭但民风奢侈依旧，大臣皇甫德参立即毫不留情面地指出，这正是因为他对下不对上，只让民间厉行勤俭，自己的宫女们却依旧作风奢侈、浓妆艳抹的必然结果；向来只吃鱼和蔬菜，把吃牛肉当作天大罪过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为改善全民体质，天皇、首相带头吃牛肉，才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习惯。有关方面在感慨道德滑坡，抱怨自己精心制作的各种道德教化作品、预案如抛媚眼给瞎子看一般吃力不讨好时，他们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有没有在呼吁民众“回归传统”、“重德重信”之余，有从自己反省和做起，效仿古人“徙木立信”的见识、魄力和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朋友在感慨社会道德滑坡时忧形于色，指责他人不道德行为时义正词严，批评政府、制度和社会风气时，也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说得有声有色，轮到他们自己，却总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既未见他们在诸如捐善款、做义工等方面身体力行，碰到需要伸手施援、见义勇为，需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或风险的场合，他们也是退避惟恐人后，有人指责，他们往往用“我担得起这责任么”、“万一对方是XX老太怎么办”，或“这是体制问题、社会问题，我一个人做了又如何”之类饰词搪塞。

要知道，所谓“集体”也好，“社会”也罢，都无非是无数个体所组成的，社会道德风气说穿了，也无非一个个具体事件的累积，倘每个人都如前文这般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将责任推给社会、体制和风气，自己却坦然豁免于道德高标准、严要求之外，社会风气的恢复，只能是痴人说梦。

正所谓“勿以善小而不为”，在大谈体制问题、社会问题之前或之余，先做好自己可以做、应该做的一点点事，是既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的事。莫问“我做了又有什么用”，且先问“我做了没有”；莫问“别人怎么不去做”，而应先提醒自己去做，这是遏止道德滑坡的第一步，是最艰难、却也最容易和最应该做到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