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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如何搜集中国核情报的

 

日前,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教授、前国防部官员菲利普.卡伯率领20名学生在三年内翻译、查阅汉语资料150万字,推出一份令美国人瞠目结舌的“研究结果”:中国在地下构建了庞大的地道网络,并部署了多达3000枚、“至少也有2000多枚”的核弹头。

这个骇人听闻的数据一经抛出,美国朝野为之大哗:普遍被采信的权威资料显示,中国核弹头总数应为80-400之间,可能为250枚左右,而卡伯小组的数据竟然多出10倍,倘这一数据果可采信,则整个地球的核平衡格局将完全重写。

然而即便在普遍把中国当成现实和未来头号竞争对手的美国,人们的普遍反映也是不予置信。据CBS和VOA的报道,许多长期研究中国核问题的美国专家、团队都表示,卡伯的研究“成果”一文不值。

首先,其“研究”是建立在贫乏、错误的数据上的。

卡伯最早曾受五角大楼减少威胁局委派,研究中国人防工程,并在对人防工程的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这些隧洞可以隐藏核武器”的“丰富联想”,但此后他所组建的团队并无官方授权,所能调阅的资料也全部来自公开渠道,包括谷歌卫星图片、各种中文公开资料和网络信息,甚至中国军旅题材电视连续剧,等等。这些信息来源非但鱼龙混杂,而且真伪难辨,需要丰富、专业相关知识,由训练有素的核专家及专门情报人员合作,才能“沙里淘金”,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而卡伯小组则并非这样一个专业团队,其信息来源渠道单一且“营养价值不高”,更缺乏后天辨析能力和筛选能力。比如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就曾援引美国蒙特雷学院防核扩散项目组成员杰弗里.刘易斯的话称,卡伯小组关于中国核弹头数量的数据出处,来源于4个普通的中文博客,而这4个博客的消息源,则是1995年一篇由新加坡学生撰写的文章,“那些小屁孩自己都未必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美国之音也援引美国忧思科学家联合会的格里高利.库克里的话,称卡伯的信息来源“杂乱无章,出处不可靠,分析不充分”,建立在如此信息源基础上的所谓“研究成果”,自然“从里而外就是一堆垃圾”。

其次,推理链条不严密,存在许多不合逻辑之处。

卡伯曾经负责国务院有关中国人防工程的专题研究,至少在这一领域,他还是具备相应的专业情报素养的,他关于中国大规模利用人防洞库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也还是受到相关专家、学者的部分认同。但正如杰弗里.约翰逊所言,这充其量只能证明,中国的确存在如此惊人规模的人防隧道、洞库,但并不能证明,这些据称长达4800公里的人防隧道、洞库里,就一定藏有相应数量的核弹头,因为隧道、洞库完全可以用来干别的。在facebook上,一些业余研究者与坚持“我们的研究不是没有根据的”卡伯小组成员进行了冗长的辩论,不少知道一些中国人防工程内情的人表示,许多人防隧道系文革期间“深挖洞”的产物,如今早已转作民用,被用来当仓库、养蘑菇、开商场和旅店,根本不可能用来隐藏核武器,即便如卡伯浓墨重彩所渲染的汶川等西部山区大规模洞库,其中不少的确系军事用途,但这种“军事用途”也有多样性,可以是军工厂、风洞实验室或其它设施,其中不少都是当年“三线建设”的产物,将这些当做“中国秘密地下核武库”的佐证,于逻辑不通。卡内基基金会核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詹姆斯.阿克顿也指出,认为洞库规模庞大就一定隐藏了相应数量的核弹头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即便这些洞库都是核用途,但当年美国就曾为保护区区200枚核弹头,计划修建多达4600个具有抵御核打击能力的加固型发射井。

一些专家,如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汉斯.克里斯滕森等则从武器系统的角度进行归谬。克里斯滕森指出,生产如此数量的核弹头,需要大量的高浓度核材料,如此大宗的核原料开采或买卖绝不可能如此无迹可寻;不仅如此,核弹头本身并不能构成对敌国的战略威胁,必须安装在战略导弹上才能形成战斗力,而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具备了批量生产足以运载数千枚核弹头数量级战略导弹的能力,且即便具备,这样大规模的火箭生产也不会悄无声息。而杰弗里.刘易斯等人则从中国国防战略的逻辑上来归谬,因为如果真有如此疯狂的核武库计划,中国官方的对外政策一定是咄咄逼人和挑衅性的,但事实上中国在涉外问题上一贯小心翼翼,务实性多于冒险性。

卡伯本人也坦言,自己的许多“研究成果”缺乏数据或资料佐证,而来自于“科学推断与合理想象”,并为之辩解称,他之所以推出这一研究成果,目的不在于鼓励美国与中国进行核军备竞赛,或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是“促使有关方面不再实行鸵鸟政策,对中国核武库的强大存在视而不见”,并预言“5年内全世界就不得不相信并正视”他所预言的、“隐藏在中国数千公里‘地下长城’中的核秘密”。

而美国官方的表态则更耐人寻味。据法新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五角大楼官员话称,卡伯小组的报告已经五角大楼相关部门过目,但“美国国防部无意据此修订其对中国核武库的估算数值”。

事实上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五角大楼之所以如此镇定,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核武库的了解,要远比闭门造车、两眼一抹黑的卡伯小组丰富得多,更何况,国防部还不是对中国核信息了解最多、最权威的美国政府部门。

美国全面负责情报搜集工作的,是直属白宫、主席由总统亲自兼任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RC),而与国外核情报等绝密军事情报信息搜集相关的部门,则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侦察署、国家安全署、国防情报局,并协调其它国家部门的相关情报搜集工作。

在技术手段方面,美国各情报机构为刺探中国核情报,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采用了几乎一切可能调动的先进技术手段。

首先是间谍飞机。美国中情局曾专门训练、控制台湾空军的“黑猫中队”,装备U-2等专用间谍飞机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刺探,1962-1967年,由“黑猫中队”驾驶、美国中情局操控的U-2对华情报刺探,曾导致先后5架U-2在中国上空被击落(U-2这种专用间谍飞机在全球范围内一共只被击落过7架);当U-2的刺探活动变得越来越危险后,美国又改用无人机和TR-1,以及三倍音速、具备隐身能力的SR-71“黑鸟”战略侦察机,继续从事对中国核项目的刺探。这些信息源,卡伯小组自然是不具备的。

其次是卫星。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卫星手段监控中国核项目发展,曾为此专门发射6枚间谍卫星,让这些卫星每10分钟通过一次“重点地区”上空。这些卫星包括雷达、微博、电子侦测,红外成像和可见光探测等多种类别、功能,而卡伯小组所使用的,仅仅是人人都可以使用的民用谷歌卫星成像图,不仅类别单一,更新速度慢(谷歌承认,许多卫星成像图提供的,是6个月至两年前的信息资料),而且分辨率低下(谷歌卫星宣称其卫星分辨率平均为0.5米,其实许多只能达到1米,而美国间谍卫星合成孔距雷达的分辨率早已达到0.3米,新型卫星分辨率更达0.15米。相比之下,美国官方情报部门的卫星探测能力,相当于“五官齐备,耳聪目明”,而卡伯小组只有一双肉眼,还是散光、近视,哪个看得更清,可谓一目了然。

第三则是各种静态、动态情报监测站。美国中情局、国防情报局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中国周边各盟国设立公开或秘密的情报监测站,并定期派出电子侦察船、电子侦察飞机,在中国近海游弋,采用各种技术手段监测中国雷达、通讯信号,一旦发现“异动”,还会随时加派力量,进行重点监控,不论是冷战或中美关系紧张之际,还是所谓“蜜月期”,这种监测都从未放松过,与之相比,卡伯小组学生的所谓“不间断搜集”,实在幼稚得可以。

卡伯小组在受到普遍的专业性质疑后曾为自己辩护,称“在普通的、公开的信息中搜集情报,同样可以获得重要信息,而这些普通、公开信息的搜集和分析,长期以来被专业部门所忽视”。这段话卡伯小组说对了一半:的确,普通、公开信息来源,是美国乃至各国情报部门搜集、分析重要战略情报信息的源泉之一,早在一战期间,英法军情部门就曾通过几只看似寻常的宠物,准确判断出一个德国高级指挥部的所在,二战前纳粹德国对法国前线军事部署的绝密信息,许多都是从司空见惯的普通媒体报道中无心透露的蛛丝马迹,经过缜密分析而得出,日本情报部门通过中国的“官样文章”找到大庆油田的准确位置,更是所谓“对华战略情报分析的典范”。对此美国官方并非“长期忽视”,而是一贯重视,成立于50年代的国家安全署,仅从事这类分析工作的专门雇员就达6万人,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体系、数据模型,还拥有高达200亿美元的年预算,和世界上运算能力最强的超级计算机之一。由此可见,相对于只有20个“菜鸟”和有限的材料积累、探测能力,仅仅埋头运作3年的卡伯小组,美国官方在普遍、公开信息搜集方面的能力,也不可以道里计。

不仅如此,美国官方还通过其它官方、半官方和民间机构、部门和团体,搜集、分析包括核信息在内,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战略机密信息,“维基泄密”所透露出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美驻外使团暗中搜集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各国政要的各种信息、数据,不过是将这种早在进行、心照不宣、见怪不怪的“准间谍行为”曝光于公众及传媒而已。

由此可见,通过官方渠道、机构,美国政府虽不敢说对中国核机密了如指掌,但其了解程度却远非“从来源到技术手段再到分析都十分业余”的卡伯小组可比,固然,出于“兼听则明”的考量,以及利用这类似是而非的信息制造舆论,为保证国防预算或争取选票创造有利氛围的考虑,美国官方、军方在一定程度上会宽容、甚至资助这类“不靠谱”的“菜鸟研究”,但绝不会因为这类“研究成果”而去修改自己对中国核武库的估算,因为一来他们“心中有数”,二来,中国核力量判断这样的大事,是总统及其直辖的NRC所统筹的,五角大楼说了也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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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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