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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实名制:“民调”管用么  

近来主张艾滋病检测实名制的呼声渐高,引发的争议也颇大。支持者认为,艾滋病实名制有利于防止和治疗,理由是目前实行的匿名检测,使医院无法联系到艾滋病患者、病毒携带者本人,一些确诊为患者、病毒携带者的人不取检查结果、不知情,却混杂在人群之中,这样可能导致更多人的感染。反对者则认为,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可能导致患者隐私泄露,并使得一些疑似艾滋病患者、病毒携带者因惧怕信息泄露而逃避艾滋病检测,这样反倒增加了艾滋病传播的风险,和防治的难度。

针对这种两难境地,有人主张实行“民调”,让老百姓说了算。

艾滋病防治说到底是医学问题,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科学的事在任何时候也不该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取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大多数人对相关科学和专业是懂行的。艾滋病防治是人命关天的事,就更不能开这样的玩笑。

不仅如此,这个“民调”是只在艾滋病检测者中开展,还是在全民中开展?结合中国社会当前的观念水平不难推断,倘是前者,反对实名制的呼声会占压倒性优势,倘是后者则恐截然相反,因为艾滋病患者都怕“当众出丑”,以后无法再照常生活、正常与人相处,而公众则对艾滋病谈虎色变,对艾滋病检测非实名制导致身边随时可能隐伏一个携带艾滋病毒的“危险因素”感到惴惴不安。既如此,“民调”又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平心而论,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本身符合医学规律,也有利于艾滋病的防止、治疗,对患者、公众,本来都应该是有利的。问题在于反对者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尽管有关方面承诺,医院会对患者个人信息保密,但近来许多本该严守客户隐私秘密的部门、单位出现了泄密现象,这其中既有疏忽大意,也有出于各种目的的有意泄漏甚至出卖,这些后顾之忧不能有效解除,谁敢“实名”呢?

患者逃避实名制最根本的畏惧,在于社会和世俗对艾滋病毒及其传播的恐惧,和对艾滋病患者、携带者的排斥、摒弃、歧视、隔膜,他们担心一旦“实名”、确诊且个人隐私泄漏,自己将成为与世隔绝的“野人”和社会的弃儿。这种畏惧和担心并非无病呻吟,这种歧视、排斥和恐惧是切实、普遍存在的,无视这一点而强推实名制,不可能不遇到检测者的强烈抵触。

实际上在欧盟绝大多数国家和加拿大等国,由于实行全民医保,患者的信息都在统一的医保卡中保存,艾滋病的实名制早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只要去医生处看病、体检就必然是实名制的,否则无法纳入医保),在这些国家,“实名制”的实现,甚至约定俗成,是以如下交换条件达成的:检查和治疗的福利化;完善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社会对艾滋病知识的科学常识普及,及公众对艾滋病患者、病毒携带者的包容、关怀和帮助。

正是这些交换条件,解除了上述国家“实名制”的后顾之忧:当患者通过“实名制”可以享受医保福利的照顾,可以依靠个人隐私保护机制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而即便周围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个艾滋病人或病毒携带者,所给与的也仍然是平等相待、关怀互助,而不会换来冷漠和隔绝。

由此可知,靠“民调”表决是否“实名制”并不管用,真正需要做的,是通过健全医保、完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以及加强艾滋病知识科普,在全社会树立对艾滋病、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正确认识,打消不科学的畏惧心理,和将艾滋病患者、病毒携带者“打入另册”的歧视性观念。惟如此,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才能切实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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