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新与旧

一位曾在卢旺达当了好几年外交官的大学同窗曾对我感慨，她对卢旺达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那里有黑非洲最优美的法语口音和最勤勉的劳动者，那个国家的幅员是如此的狭小，人口却又是如此的稠密，在矿藏丰富的非洲大地，它是为数不多的贫矿国家，而即便整个非洲在战后一直多灾多难，动荡不安，但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曾举国陷入过如1994年4-7月那样的灭顶之灾。

如今18年过去，卢旺达又是怎样的光景？国际传媒屈指可数有关这个中部非洲小国的报道似乎两极分化，誉之者称之为“非洲转型的楷模”、“民族和解的典范”，弹之者斥之为“一成不变的专制威权政体”、“抵制普世价值的碉堡”。

那么，卢旺达到底变成了什么模样？

乌干达之新之一：不再那么贫弱

乌干达的经济增长一直被IMF和世界银行所称道。据IMF的数据，自2—3年起，乌干达的GDP增速一直稳定在6%以上，近两年则出现了“井喷”现象：2010年GDP增速为7.5%，2011年可能达到8.8%。尽管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黑非洲经济增长率普遍较高，但在缺乏矿产资源的黑非洲国家中，卢旺达的经济增长是最高、最稳定的，丝毫不比苏丹、安哥拉、加蓬等能源、矿产输出大国逊色。近两年的经济提速，更发生在欧美深陷经济衰退、非洲各国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2月7日，乌干达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e）称，乌干达在脱贫方面取得长足进步，2006年这个国家的贫困率高达57%，2011年则降至45%。而据乌干达政府同一天公布的数据，该国教育普及程度进步幅度更大，2006-2011年，卢旺达小学男生入学率从59%提高到79%，小学女生入学率从58%提升至82%，而中学入学率同比则翻了一番。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卢旺达财政部长克旺贡布瓦（John Rwangombwa）自豪地宣称，即使是对祖国前途充满憧憬的卢旺达人，也很少有人能预测到“国家从普遍赤贫状态中脱贫致富的速度”。

瑞士、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塞内加尔5国合办、号称“非洲华尔街日报”的经济类报纸《非洲》2月7日报道称，卢旺达出现了粮食节余。该国农业及动物资源部长卡利巴塔（Agnès Kalibata）称，卢旺达2011年粮食产量“倍增”，预计节余30万吨玉米、20万吨豆类，这在饥馑遍地的黑非洲简直是个异数（同一天的《非洲》上刊出肯尼亚、尼日尔、津巴布韦等多个非洲国家陷入大饥荒的报道）。

卢旺达之新之二：新的气象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卢旺达女生入学率已超过男生，这在非洲国家中是极不寻常的。

事实上，今天的卢旺达号称“非洲女性天堂”，2008年立法选举中，女性议员比率高达56%，高居全球第一，许多卢旺达女政治家在政府中担任部长要职，甚至联合国人居署副执行主任也是来自卢旺达的女博士卡西拉（Dr. Aisa Kirabo Kacyira），妇女在乌干达，已成为社会的栋梁和各行各业当之无愧的主力军，这和邻国的妇女地位、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自大屠杀发生后，卢旺达曾被认为是非洲最危险的投资环境之一，如今这一状况也得到显著改变。2010年8月，世界银行向卢旺达政府颁发奖杯，表彰该国在全球商业环境评估中的明显进步（排名从150升至67）。南非《工商时报》曾刊文认为，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和马拉维首都利隆圭，将会成为未来10年非洲南部产业转型最成功、发展最快的城市，因为它们都有良好稳定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秩序，蒸蒸日上的教育水准，充足而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政府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新加坡《联合早报》甚至预言，基加利将成为“非洲的新加坡”。

不仅如此，号称“非洲瑞士”的卢旺达以往因人口繁衍过多，与地争食，自然资源和环境被破坏严重，如今卢旺达人开始注重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环保话题。据法新社报道，就在1月底，卢旺达政府宣布，从今年6月1日起上调该国火山国家公园门票价格50%，以保护仅剩700多只的珍稀动物——野生山地大猩猩，尽管探访山地大猩猩是卢旺达的拳头旅游项目和创汇大户。该国发展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环境和珍稀物种的保护，比眼前的蝇头小利更弥足珍贵。

“新”从何来

卢旺达的图西族在非洲黑人各部族中素有吃苦耐劳的美誉，历史上就以重畜牧、善贸易著称，在独立前，卢旺达的经济水平按非洲标准并不算差。然而图西族虽在独立前享有较高政治地位，人口却只占总人口14%，该国人口最多的是胡图族人。独立后原宗主国比利时力不从心，法国成了卢旺达的“后台老板”，由于图西族的主导产业是畜牧业，传统商业区域是卢旺达以东的东非英语区，许多图西族精英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对法语兴趣不大，令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感到难以驾驭，他们“接管”卢旺达经济后，就刻意扶植胡图族更擅长的咖啡种植业，使卢旺达经济畸形依赖法国及法语非洲市场，目的自然是这个小国牢牢拴在法国战车上。

80年代后期国际咖啡市场崩溃，单纯依赖咖啡出口的卢旺达经济每况愈下，这导致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后果（当时当权的胡图族政府将责任全部推给图西族以转嫁矛盾，并因此激发了多次种族流血冲突，最终导致内战爆发并激发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大屠杀）。内战的结果是图西族重新掌权，此后新政府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去法国化”努力，包括定英语为官方语言，加入英联邦（卢旺达和英国在殖民时代无任何隶属渊源），重新推动经济多元化，拒绝加入法国倡导的“大湖区稳定计划”等等，甚至一度和法国断交。通过这些努力，卢旺达基本摆脱了依附于法国的单一型经济，这种新的、多元化发展的经济虽然缺乏突出财源，却更加平稳，不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后者正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经济大起大落的症结所在。

卢旺达政府的这些努力尽管引来法国的不快，却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美国宣布“非洲普惠制”适用于卢旺达；英联邦在2009年接纳卢旺达为正式会员国；南部非洲最大经济体南非和卢旺达的经贸关系稳步发展。不仅如此，近年来，卢旺达还积极与非洲最活跃的两大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发展经贸关系，一系列重要的基础建设项目正在这些“外力”帮助下稳步推开，而基础设施欠账太多，正是非洲各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大制约所在。

卢旺达政府在发展方面有较长远的规划和较清醒的头脑，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有潜力的方向上，如根据该国农业和动物资源部的资料，兴修水利、发展机械化，改良种子，优化土地利用等投入，令卢旺达主要粮食产区——北部的穆桑泽（Musanze）地区单产大幅提高，玉米单产由原先的仅70公斤，大幅提高到400多公斤。2010年卢旺达还公布了《10年远景规划》，计划将服务业、软件外包业、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等当做2020年前重点发展的经济突破方向，这些显然较一些单纯“靠天吃饭”或一味依赖“卖资源”发展的邻国高出一筹。

“新”中有旧

然而隐忧依然存在。

卢旺达人口仅900万，人口密度却高达每平方公里343.15人（世界第18位，非洲第一位），人均GDP不到300美元，仅凭农牧业，其发展已触及“瓶颈”，尽管《10年远景规划》雄心勃勃，但正如一些头脑清醒的观察家所指出的，卢旺达地处内陆，向东、向西都缺乏畅通的交通干线，在这方面的竞争力远不如利隆圭，能否一鸣惊人实在难以预估。

卢旺达最引为自豪的政治、社会稳定也并非没有问题。

1994年的大屠杀，根源在于胡图族对图西族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又源于殖民时代图西族凌驾于胡图族之上的特权地位。如今图西族人再度“上位”，为避免民族裂痕拉大，卡加梅政府制订严格禁令，严禁谈论民族矛盾，围绕当年大屠杀的讨论也被设立重重禁区。然而这种强压的“民族和谐”却只能掩盖、不能从根本上弥合昔日的创伤。在大屠杀之后，惟恐遭到报复的胡图族人大批逃入邻国，甚至流亡欧洲，就在今年初，在瑞士塞斯森达研究所关于“卢旺达难民问题”讨论会议上，联合国难民署代表一面承认“卢旺达已无内战”、“很安全”，一面又拒不回应卢旺达政府要求按时中止“卢旺达难民特别条款”的呼吁，反倒对图西族流亡组织“将该条款效期延长至2013年6月”的主张表示默认，这就意味着困扰卢旺达多年的难民死结仍不能解开，昔日的阴影依然笼罩。

卡加梅本身也是个争议性人物，在欧洲，一些人权组织、甚至一些国家政府指责他专权、压制民主。在2010年8月的所谓“多党制选举”中，卡加梅的执政党卢旺达爱国阵线(FPR)得票率高达93%，反对派指责称“谁都知道这么高的支持率是怎么来的”，而基加利政府对媒体、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也引发普遍谴责。2月8日，瑞典政府宣布驱逐卢旺达驻瑞典大使馆二等参赞穆达赫朗瓦（Evode Mudaheranwa），理由是“间谍嫌疑”，欧洲舆论普遍怀疑，此事与在瑞典避难的异议记者加萨希拉（Jean Bosco Gasasira）自1月13日起神秘失踪案有关。

不仅如此，欧洲和卢旺达还相互指责对方在当年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由，受理前胡图族“绿松石”组织高官和坠毁前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专机机组成员（都是法国人）家属的指控，称卡加梅和卢旺达爱国阵线应对大屠杀负责，负责调查的法国法官布吕吉埃还在2006年11月向9名卢旺达高官发出国际逮捕令，次年2月，更与德国警方配合，在德国法兰克福拘捕了随同卡加梅出席国际会议的卢旺达礼宾司司长罗斯.卡布耶夫人（Rose Kabuye），并在3天后将卡布耶夫人引渡给法国。由于法、比等国在大屠杀中都曾扮演过极不光彩角色，此举不但引发法国-卢旺达断交和卢旺达驱逐德国大使的严重事件，促使卢旺达成立专门法庭，在2008年对涉嫌参与大屠杀的33名法国人提起诉讼，更一度引发整个非洲世界对“老欧洲殖民主义情结”的公愤。

即便和卡加梅关系融洽的美国，双方也并非亲密无间。美国屡屡试图通过宗教影响染指卢旺达，并且不时祭起前卢旺达国王基热利五世（图西族人，1959年被胡图族推翻后流亡美国）这张“王牌”给卡加梅添堵，因此卡加梅的“去法国化”并未直接投奔美国怀抱，而是加入了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英联邦。

目前卢旺达人将更多希望寄托在由IMF协调，让中、印、巴西等金砖国家合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打通一条“由大裂谷到海洋”的国际通道上。然而这一计划规模庞大，投资浩繁，又途径多国，协调、规划绝非易事，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各国对如此大手笔投入也举棋不定，而卡加梅政府不愿“绑定”任何一国，希望“左右逢源”，自己掌握全局的执着，也会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正如法国《青年非洲》杂志曾分析的，不论向西，经过刚果（金）战火纷飞、人烟罕至的雨林通往大西洋之滨，还是向东、向北，将社会矛盾突出的肯尼亚蒙巴萨或不堪重负的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当做出海口“拥抱印度洋”，都不是卢旺达一国所能决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