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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奢侈税 能治标还是能治本?

近来一些专家提议,对一些高档消费品征收奢侈税,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引起激烈争议。

中国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个妨碍社会和谐、发展的死结必须打开,是毫无争议的,问题是,征收奢侈税是很好的办法么?这样的办法究竟能治标,还是能治本?

毋庸讳言,社会分配不公的关键,首先是某些领域、部门和利益集团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垄断资源获取暴利,对普通大众构成资源上的不平等,通俗地说,就是“多占”;其次,个调税起征点低,对高收入者的征收比例也低,加上高收入者收入不透明,相关监督、审计和个人资信机制不健全,导致税收这个调节的杠杆丧失了“以富济贫”的本来属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异化为“劫贫济富”,通俗地说,就是多占者反倒“少掏”。一进一出,收入差距自然也就出来了。

如果真的想“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打破某些领域、部门和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怪圈,建立更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如果认为应该采用税收调节的办法,去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那就应该在最基本的那根税收杠杆——个调税上做文章,只要个调税能让低收入者享受低税、免税和退税,让高收入者承担累进税,削峰填谷,贫富悬殊自然缓解,仇富心态也会因富人承担更多纳税义务,而自然得到有效调和。

回避这些虽然难度大、“雷区”多,但能切实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在奢侈税上下功夫,显然是不妥当的。

首先,奢侈品同样是商品,且是高附加值的商品,这些商品不仅仅是“炫富”的手段,更是创造众多就业机会,养活许多工薪阶层的产业,通过征收奢侈税去调节贫富差距,富人只需放弃在国内消费,改为去国外消费,就可继续过着挥金如土的奢华生活,而相关产业的萎缩,却只能让许多中低收入者丢掉饭碗,让贫富差距变得更加悬殊。退一步讲,即使这些富豪慑于高税收,而真的放弃高消费,低收入者又如何能从中得到哪怕一分一厘的收益?

其次,奢侈品的定义含混不清。一些学者所罗列的奢侈品,包括购买豪宅、名牌轿车;购买高档家具、名牌手表、高级化妆品、消费高级餐饮、高级保健品、饲养宠物(包括宠物食品和宠物医疗等)、高级休闲、高级娱乐、高级体育和保健,等等,可什么叫“名牌轿车”、“高级餐饮”?“普桑”这样的“名门之后”算不算“名牌”?可口可乐这样的“名家产品”、“国际品牌”算不算“高级餐饮”?况且,饲养宠物也不是富豪的专利,邻院阿姐或许养了一只土猫,民工孩子或许养了一火柴盒蚕宝宝,甚至街头流浪汉也有养狗的,难道也要交奢侈税?更何况,在中国,分配不公很大程度上与权力挂钩,那些真正该被调控者往往拥有更多规避手段和资源,如将“高级休闲”包装成办公开支,把“高级娱乐”包装成公务旅行等,反倒是那些偶尔“开开洋荤”的普通劳动者,听一场音乐会,陪孩子去一趟海洋公园还愿,都可能被奢侈税击中,而要支付更多费用,如此“调控”,到底是想调控富人,还是想调控穷人?

道理是明摆着的,贫富差距民怨极大,调节势在必行,但奢侈税的征收,却是个既不能治标、又不能治本的“茅招”,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必须从打破垄断行业暴利,和强化个调税杠杆作用入手,回避这些主要矛盾的任何所谓“偏方”,都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甚至雪上加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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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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