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北非.俄罗斯：威权的艰难转型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突尼斯西迪布宰德县的警察们恐怕绝没想到，他们对26岁失业青年、水果小贩巴济济的一次粗暴“纠违”，竟给全球政治版图带来至今方兴未艾的巨变，一个又一个威权政体在这场巨变中或摇摇欲坠，或土崩瓦解，突尼斯延续23年之久的本.阿里政权也不例外。

然而威权的转型注定是艰难的，不论是最早开始“茉莉花革命”、国内“西化”较深、教育普及度很高的突尼斯，还是至今仍动荡不安的叙利亚，甚至早在苏联解体后就确立民主选举机制、至少在形式上一直维持至今的俄罗斯，人们都无法坦然地说，威权的幽灵，已从这个国家上空消散。

突尼斯：威权淡淡的影子

从各个角度讲，突尼斯都是“阿拉伯之春”里最符合“民众自发斗争”和“和平抗争”色彩的国家：从1月14日“革命”开始到18日本.阿里仓皇逃亡，前后不过4天，暴力冲突刚刚开始便告结束，取而代之的看守内阁首脑不是太弱就是太老，军方的势力也并不突出，在革命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是青年学生、市民、失业者和国内反对派，原教旨色彩浓厚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还没来得及发力，革命已告成功，其党领格鲁希来不及“为革命立功劳”，只能在大功告成后返回祖国。这个国家世俗色彩差不多是阿拉伯国家中最浓厚的，又有极高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和网络普及率，一旦威权突然消失，民主、普选，几乎毫无争议地成为各方共识：老派人物急欲谢幕，以参谋总长阿玛尔为首的军官团无心干政，而新生力量方面，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也并不具备睥睨群雄的绝对实力，党领格鲁希不但让女儿英迪莎冲到助选一线，显示对妇女参政的认同，还明确打出“不实行教法治国、不搞伊斯兰政体、尊重妇女权利”的竞选纲领。

10月23日，突尼斯制宪会议开始投票，11月14日结果出台，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在全部217席中获89席，保卫共和大会党29席，人民请愿党26席，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20席，民主进步党16席，其余37席被22个小党和独立候选人瓜分。由于入阁党派多达27个，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尽管得票远不过半，却依然获得议会支配权。

尽管是“阿拉伯之春”后第一个获得政权的原教旨党派，但伊斯兰复兴社会党为适应突尼斯世俗化社会的需要，淡化了其原教旨色彩，且其议席远低于半数，必须和其它政党合作，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突尼斯“后威权时代”的社会转型，使之避免滑向外界所担心的原教旨社会，或令威权政体回潮。

然而威权的影子只是变淡，并非全消：本.阿里的倒台在很大程度上和突尼斯经济滑坡，失业率大增有关，而这又和欧美经济衰退、倚赖出口加工业和旅游业的突尼斯经济受到拖累有关，如今欧美经济依然欲振乏力，新政府一旦在发展经济、保障就业方面乏善可陈，政局动荡就可能重现。

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虽然竭力表现出温和色彩，但骨子里却非但原教旨，且和埃及兄弟会及沙特、卡塔尔宗教上层关系密切，许多分析家都认为，其目前的低调、温和，在很大程度上是羽翼未丰、议席不够而不得不然，由于本.阿里时代强行“去宗教化”不得人心，加上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又有财大气粗的卡塔尔、沙特强援，一旦他们做大，会否抛弃目前的温和色彩，转而把他们曾提倡过多年的“妇女回到家庭”、“沙里亚法治国”、“妇女必须戴面纱”等原教旨条文搬出来，谁也不敢打包票 。

1月14日是“茉莉花革命一周年”，这一天突尼斯城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但在仪式上，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本·哈立法·阿勒萨尼喧宾夺主，俨然“突尼斯的主人”自居，引发许多突尼斯人反感，甚至示威抗议。一些去年此时曾勇敢走上街头的自由派人士表示，如今他们担心，本土的、台面上的威权被驱逐，可外来的、隐形的威权，会否神不知鬼不觉地凌驾于突尼斯人民和民主之上？

埃及：选举不易 转型更难

2月16日，长达30年的埃及穆巴拉克时代结束；3月19日，埃及全民公决结果揭晓，，则是近70%合格选民投票、投票选民中约77%赞成修宪内容，正式启动埃及政治过渡进程。

尽管由于国内政局动荡，过渡进程出现延误，但去年11月28日埃及立法大选仍然得以举行，在分为3轮、历时1个多月的选举中，，原教旨的穆斯林兄弟会下属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在立法议会中共获得232席，占498个下院直选议席（另有10个军方指定议席）中的46%，比兄弟会更原教旨的努尔党共获得113席，占23%，原教旨派别共获得69%的议席。

同样分为3阶段的埃及上院选举目前正在进行，最迟将在2月22日进行最后决选，直选出全部265个直选席位（另6席位军方指定），上院不迟于2月28日开始运作。

两院产生后将推选100名“宪法大会”代表，推选100名“宪法大会”代表，这些代表将负责在总统选举前制订新宪法，并界定总统、议会和军方的地位与权力。

埃及总统大选不迟于6月30日举行，总统候选人的“准入门槛”为30位民选国会议员（包括上院和下院），或15省中3万名合格选民（每省至少1000人）联署；如无法获得上述连署，总统候选人须经至少在国会中占据1席的合法政党提名。

虽然磕磕绊绊，但选举进程仍然向前推进，已进行的三轮立法选举中，投票率最高的达67%，最低也达62%，这是相当惊人的数据，表明埃及民众对政治转型和民主选举的热情。

然而选举只是威权转型的一个侧面。

选举进程的顺利推进固然有埃及民众和社会的意愿在内，但在埃及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两大势力——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默契，却至关重要。没有军方的倒戈，穆巴拉克不会垮台，但军方在埃及政治中素来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固然对穆巴拉克不满，却并非民主的爱好者，而是希望自己一方面“免罪”，另一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兄弟会同样是有悠久历史的原教旨团体，且与沙特、卡塔尔渊源深厚，在此次“尼罗河革命”中，他们左右逢源，手段高明，一方面经常打着“人民意愿”旗号参加示威，另一方面，其上层领袖每每在关键时刻撇下“革命同志”，和当权者达成妥协。由于兄弟会群众基础深厚，在选举中稳操胜券，因此他们和军方一样拥护选举——倘用选票就能上台，又何必费其它功夫？

与此相反，埃及的民主派、自由派群众基础单薄，组织体系薄弱，在选举中显得势单力孤，深知选举上台无望的民主派、自由派因此从去年3月全民公决开始，就不断以各种理由反对按时选举，其代表人物巴拉迪始而要求推迟选举，继而要求军方和过渡政府在选举前交权，甚至毛遂自荐，要求担纲过渡政府。这些人深知，直接交权是他们上台的唯一机会，诉诸选票只会被兄弟会和努尔党的原教旨海洋所淹没。因此，“民主派怕民主”便成为埃及转型期独特的现象。很显然，这样的现象充分表明转型之艰难。

不仅如此，埃及革命的根源同样是贫富不均和年轻人的高失业率，这些情况在后穆巴拉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埃及内阁信息和决策支持中心统计，穆巴拉克倒台前后，埃及15-29岁间青年失业率为15.8%（其中女性31.7%），而“革命”后的去年3季度，这一数据不降反升，达到20.4%。埃及中央统计局去年12月的数据显示，自2月“尼罗河革命”至2011年底，埃及共有逾4500家企业倒闭，经济支柱、占GDP总额一成的旅游业，下滑幅度可能达30%，这使得“倒穆”中发挥最大力量的“广场派”，如“四月六日运动”、“青年革命同盟”等始终拥有相当人气，这些人以“革命功臣”自居，对“上街的是自己，上台的是别人”感到十分不满，对注定让自己继续在野的选举进程更无好感，不断寻找一个个借口，发动一次次“二次革命”，用驾轻就熟的街头政治手段，竭力打乱政治过渡进程。

更令人忧虑的是，被长期威权压制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纷纷爆发，且各方往往诉诸“连穆巴拉克都能打倒”的民粹运动，或将对手扣上“穆巴拉克残余分子”的政治大帽子，不久前由开罗阿赫利队和塞得港埃及人队球迷间冲突所引发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双方球迷组织就上演了“上纲上线”的好戏，而穆斯林保守势力和科普特基督徒间愈演愈烈的冲突，也让人为埃及社会的未来和谐捏一把冷汗。

俄罗斯：威权之魂魄难消

去年9月24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当众宣布，后者放弃参选连任，转而支持前者竞选，而前者表示一旦当选，将任命后者为总理。

普京的一出一进绕过了宪法连任限制，而在4年总理任期内，名义上是“二把手”的总理普京，实际上仍是俄罗斯内政、外交的主心骨，普京时代并未真正结束。由于梅德韦杰夫任职期间不动声色地将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到6年，如果普京当选、连任，就可以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待到2024年，而届时身强力壮的普京不过70，而更年轻的梅德韦杰夫则只有普京今天的岁数——58岁，如果形势和两人身体允许，他们甚至还可以再试着跳一轮“二人转”：让梅德韦杰夫再上来做一任，然后再“回传”，大不了在2024年前再悄悄把总统任期改回4年。

尽管形式上俄罗斯是多党民主制，但长期以来统一俄罗斯党一家独大：2007年杜马选举，统一俄罗斯党获得64%的选票和全部450个议席中的315席，超了2/3的绝对多数，这就意味着普京和执政党的任何主张，都可以罔顾其它反对声音，倚仗这个立法绝对多数而强行通过，在这种强势下，联邦边疆区划调整、重大人事变动，甚至总统任期，都可以被普京如捏橡皮泥般任意拉抻搓揪，当他两届总统任满，需要安排一个过渡人物时，可以将总统任期压短，让过渡人物早些下课；而当他熬过过渡期重回宝座时，又可以将总统任期拉长，好让自己晚些碰到第二个两届任满。可以说，这种“绝对优势”让普京无威权之名，却有威权之实。

但去年底的杜马选举令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遭到重创：选举结果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仅为49.68%，自成立以来首次不过半，在国家杜马议席上也仅占简单多数（238席），虽仍能把持杜马话语权，却不再能如此前那般，把修宪、立法当做“家务事”。

不仅如此，12月10日，莫斯科和全俄横跨7个时区的约70个主要城市同时爆发反政府示威游行，此后各地反政府群众集会此起彼伏，至今不息，成千上万俄罗斯人不顾严寒和恶劣天气走上街头，指责执政党“操纵选举”，并直截了当地打出“让普京走人”的旗号，许多俄罗斯国内外分析家认为，这是普京上台以来所遭遇的最强有力的挑战。

由于普京在位时间过久且恋栈，，人们对其铁腕、强权、寡头利益垄断和社会上愈演愈烈的贪腐行为越来越不满，对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疲态毕露的经济表现和就业形势惴惴不安，而梅普私相授受也突破了俄罗斯人的忍耐底线。

近十年来，，俄罗斯社会结构发生一定变化据俄罗斯社会科学院专家数据，俄罗斯中产阶级如今占俄罗斯社会总人口33-35%，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的崛起本来仰赖普京的政策，但2009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俄罗斯恢复迅速、但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经济突然停滞，收入下降、底层人士上升无望、低生育率和社会腐败，让中产阶级这个原先社会稳定的中坚，在严重的失落感驱使下几无征兆地迅速滑向对立面。不仅如此，作为社会新生代，他们也渴望获得相应的政治发言权。

杜马选举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开指责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欧安会观察团也发出了类似的指责，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俄反对派的士气，以至于蛰伏已久的戈尔巴乔夫也跳出来，指责普京“是个失败者”、“是俄罗斯政治进步的障碍”，称普京“既不能改变一切也不能改变自己”， “人们将走上街头”让普京下台。

然而尽管反对派中不少人十分乐观，，但绝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转型谈何容易。

首先，尽管普京支持率下滑，但仍是最受欢迎的候选人。

不久前官方VTsIOM民调数据显示，普京的支持率约为49%，会被逼入第二轮，但仍能轻松获胜，而乌克兰美国研究所所长、曾担任里根政府副国务卿和自由欧洲电台莫斯科分社主任的安东尼.萨尔维亚的分析认为，普京仍可轻松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压倒第二名20个百分点的优势，并以52-58%的得票率一轮当选。

其次，反对派声势很大，但核心战斗力不足。

俄罗斯列瓦达中心去年12月29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44%的受访者支持针对执政党选举舞弊的示威，反对者则有41%，这表明，对普京不满者大有人在。但不满普京并不意味着对反对派满意。正如法国欧洲一台日前所质问的，其它6位候选人谁靠得住？亿万富翁普罗霍罗夫曾批评统一俄罗斯党的垄断专权，但许多观察家怀疑这位普京时代最大幸运儿的动机，认为他也许是克里姆林宫推出来“小骂大帮忙”、分散反对派选票，以变相给普京助选的；老牌自由派领袖亚夫林斯基可能被自由派推举参选，但俄罗斯选民对他的执政能力疑虑重重；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是目前支持率仅次于普京的候选人，也许有能力把普京逼入第二轮决选，但没有能力在决选中获胜；日里诺夫斯基不仅太过极端，而且人们同样怀疑他和普京存在某种默契，至于米罗诺夫，他的支持率只有0.75%，几可忽略不计。

在杜马选举中突破5%政党入围线，取得杜马党团资格的反对党有俄共（19.70%）、公正俄罗斯党（12.91%）和自由民主党（12.18%），这3个政党彼此间政见差异很大，可以并肩上街反普京，却无法在选举中同进退，他们虽然也上街、也反普京，却有意无意避开“重新举行杜马选举”这个自由派和许多街头示威者的核心诉求，因为倘果真如此，他们在此次杜马选举中所大幅增加的席位就自动打了水漂。

至于自由派及戈尔巴乔夫等则更难以从中获利。杜马选举中自由派政党得票率最高的亚博卢集团也不足4%，尽管本届杜马的准入门槛，从上届的7%下调至5%，它们仍无一入阁，选举成绩甚至比上届有减无增，仅仅将之归咎于“舞弊”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选前诸多民调已显示，俄罗斯选民对当初由这些政党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引发的灾难后果记忆犹新。列瓦达中心民调去年8月民调显示，认同“8.19”事件是“民主的胜利”者仅8%，认为是“国家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的开端”的悲剧性事件者反倒有36%，而6年前作后一种选择者还仅有27%。叶利钦不成功的“休克疗法”，俄罗斯融入西方的失败、大国地位的丧失和经济的一度崩溃，都让许多俄罗斯人对“8.19”的“民主胜利”不堪回首。已慷慨给予他们一次治国机会并收获不堪回首回报的俄罗斯人，至少近期内不打算冒这个险。至于戈尔巴乔夫，诚如许多人所言，他本人就是“政治改革的失败者”，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政治风云变幻，但此公“俄罗斯历史上人望最低元首”的风评一直是“众望所归”。

尽管中产阶级比例提高，但一来相对于1.4亿俄罗斯人而言，他们仍是“小众”，二来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亲普京的骨干——“青年团”同样由这些人组成。不仅如此，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在全国范围内很不平衡，在欧洲腹地选票流失严重，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则更是低迷不堪，但在车臣和达吉斯坦，执政党得票率高达91%，在伏尔加流域和高加索的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等穆斯林地区达75%，在靠近蒙古国的喇嘛教地区图瓦达85%，这些不仅表明，在大城市、传统发达地区和“被遗忘的地方”，人们对普京开始审美疲劳，甚至十分不满，但在一些尚不安定的边疆地区，人们仍将普京和执政党看做稳定的保证，也同样表明普京和统治这些不安定地区的军事、经济寡头间的利益同盟十分牢固。

还应注意到，反普京不意味着反威权，不应忽视俄罗斯人与生俱来的浓厚大国情结，和自苏联解体和经济滑坡后强烈的压抑感、屈辱感。

几个反对党中，俄共、自由民主党等都是倾向和程度不同的民族主义政党，在杜马选举期间，“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成为选民最热衷的口号，而即便此次示威的热心发起者、反腐博客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也同样是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热心宣传者，而大国主义、民族主义，恰是近年来普京极力宣扬的东西。可以说，俄罗斯许多人其实并未真的厌倦“普京主义”——他们不过厌倦了不知何时才会厌倦权力的普京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选民会乐见更多普京的制约因素：更活跃的自由媒体，更多元化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杜马中更活跃和强大的反对党，但未必希望一个“不叫普京的普京”取代货真价实的普京。正如一位俄罗斯网民所感慨的，连著名民主派人士、已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获得自由后也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辩护，足见威权思想、对政治强人的渴望，在俄罗斯民族和社会是何等根深蒂固，“走出威权”，谈何容易。

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更艰难的威权转型

利比亚的反卡扎菲组织从去年2月27日成立就叫“全国过渡委员会”，去年8月初，在攻占的黎波里前夕，他们公布了长达70页的“后卡扎菲时代过渡方案”，和多达37款的“宪法文件”，其中规定过渡期为8个月，期间由过渡政府领导，8-12个月后举行立法大选，成立“民主、法治、具有代表性”的利比亚全国正式政府。

然而8月22日反卡扎菲武装基本控制的黎波里，9月16日新政府为联合国所接纳，“过渡政府”却直到11月22日才“过渡”出来。如今又是3个月过去，“过渡方案”已鲜有人提及。

不管叫什么，新利比亚执政当局的权威性都显得不足，他们既不能约束派系林立的“革命军队”，也不能平息各地区、各部落的离心举措，连信誓旦旦答应的黎波里市民的、让分割市区各派“革命军队”撤出城外且一直做不到，全国秩序的恢复更遥遥无期。不仅如此，这个“新政府”还不时发出混乱的声音，时而要“教法治国”，时而又矢口否认。

由于卡扎菲长期的无政府统治和愚民政策，利比亚在威权体制被打碎后，出现的不是崭新的现代体制，而是“前卡扎菲时代”的政治面貌——部族林立，强则各争雄长，弱则拥众自保。更让人提心吊胆的是，散兵游勇和穆斯林极端分子武装阴魂不散，内战后到处流失的武器，和新当局脆弱的社会管制能力，都让利比亚的“后威权转型”前途叵测。

在叙利亚问题就更麻烦：尽管阿盟方案要求的是“过渡”、“转型”，巴沙尔的“改革”要求的也是“过渡”、“转型”，但阿盟所希望的逼迫巴沙尔下台，用选票解决问题也好，巴沙尔计划中的2月26日全民公投，推出的多党制、总统任期制方案也罢，都无法解开一个鲜血淋漓的死结：人口居于少数、却握有军政大权的什叶派阿拉维特派，和人口占绝对多数、与海湾各君主国渊源深厚的逊尼派瓦哈比派，历史上一直积怨、仇杀，近1年来更因愈演愈烈的流血对抗，而固结了一层层相互猜疑、仇恨和愤怒，这一切的产生早在民主政治诞生之前，阿萨德父子的维权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这一切，却远非其根源，既如此，又怎能指望威权的消失，就能带走一切仇恨、流血和隔膜？

至于也门，1月23日“荣退”的萨利赫，所交出的不过是总统头衔，他的他的家族仍然势力庞大，子侄、亲信执掌军政大权，曾和他兵戎相见的的主要反对者，也仍然是“有枪有道理”的军阀，许多都和他同族、同宗，差点要了他性命的阿里.穆赫辛.阿赫迈尔更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萨那街头的自由派反对者和青年学生所获得的不过一张选票，而且选项也少得可怜——2月21日，也门总统大选就将拉开帷幕，候选人有且只有一个，正是萨利赫的亲信、现任副总统阿布杜拉布.曼苏尔.哈迪。很显然，这样的“威权转型”，即便不转型出另一个威权，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也门社会的政治现代化。

2月7日，印度洋上岛国马尔代夫发生军事政变，被推翻的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曾是著名民主斗士、人权记者，长期被关押、流放，2008年以英雄姿态返回祖国，在第一次多党制普选中二轮逆转统治该国30年之久的威权强人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以不流血手段和平“去威权化”。然而不过3年多光景，昔日的“民主斗士”却被控贪腐、滥权，更曾动用公权力钳制针对自己的司法调查，动用军警武装镇压示威者。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发动政变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副手马尼克，而推动这次政变的势力中，赫然便有昔日威权统治者加尧姆的支持者，和原教旨团体的影子。

面积仅30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0万的马尔代夫，其后威权时代的转型尚且如此艰难、反复，昔日为民主、为反威权而战的领袖们尚且会出现令人怵目惊心的异化，人口更多、幅员更辽阔、社会形态更复杂、各种内外因素更盘根错节的中东、北非国家和“老大俄罗斯”，其“后威权”之路，将注定更加泥泞而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