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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和中国间的“固有”  

 

菲律宾和中国间的“固有”

5月7日,央视《24小时》女主播和佳一句“菲律宾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口误,引起轩然大波。菲律宾如今是主权独立国家,又向以“亚洲近代第一个共和国”为自豪,当然不是“中国固有领土”。不过这个群岛国家海岸线离中国岛屿最近距离尚不足200公里,其9500万人口中,至少有1500万人带有华裔血统,是东南亚华裔血统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之一,至今仍具有鲜明华人特征、且自认为华裔的菲律宾人,也有100万以上,这一切都表明,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确是有一些“固有”关系。

菲律宾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其境内7000多个岛屿上虽有人居住,但并未形成国家形态,而最早到达菲律宾群岛的国家力量,是中国三国时期的东吴。公元226(吴孙权黄武五)年,东吴官员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浮海巡抚东南亚,前后历时数十年,抵达过越南、柬埔寨和南洋群岛等地,也曾到过今天菲律宾境内的臣延、耽兰和杜薄。由于康泰回国后著有《吴时外国记》(俗称“扶南传”,扶南即柬埔寨),这本书虽然早已亡佚,但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有所引述,《晋书》中也有提及。

此次“出访”的目标是扶南,菲律宾各地仅是顺风路过,康泰等人出发时,孙权踌躇满志,希望依托强大水军经营海外,但等他们回国时,孙权的海外扩张计划因劳民伤财、得不偿失,遭到大臣张昭、陆瑁(陆逊弟弟)等人激烈反对,又先后在夷洲(台湾)和辽东受挫,损失不小,不得不偃旗息鼓,抵达并武力征服台湾的将军卫温、诸葛直就因为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在回到东吴后被处死,康泰等人回国后也并未受到重视(从书名看,《吴时外国记》应是康泰在东吴灭亡后、即公元280年以后撰写的),因此中国此时对菲律宾,也只能说是“到此一游”,去过而已。

隋唐时期,中国航海业空前发展,南方大港泉州十分繁荣,海船和航海设备也大为进步,已出现了中国-菲律宾之间的较固定海上贸易航线。由于风浪、潮流的关系,这条航线并非从福建沿海直接前往直线距离最近的吕宋岛,而是从泉州出发,先绕过海南岛,沿越南海岸线抵达越南南部的占城,然后继续沿海岸线南下,在马来半岛一带横渡南海,抵达加里曼丹岛的渤泥(文莱),再从文莱北上,抵达今天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和棉兰老岛一带。从地图上就可看出,这条航线虽然绕路,却多数沿海岸线而行,横渡南海选择的是最短航程,这对于希望人货船平安的海商而言,自然是最优选择。

还应看到,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十分繁荣,但菲律宾群岛却只是这条海商黄金航线的一个并不起眼分支,菲律宾列岛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中国的大宗输出产品(丝绸、瓷器、茶叶),当地市场容量有限,而当地出产的水果、香料、海产品等,其它南洋地方也不难买到。这条航线最重要的意义,是开辟了一条中国福建沿海居民迁徙菲律宾的通道,此后几百年间,吕宋等地逐渐聚集起不少华人,他们经商、务农,甚至成为海盗,在当地居住下来。

唐、宋、元三代,中国官方对菲律宾群岛的兴趣似乎并不大。一方面,作为传统陆权国家,中国对陆路到不了的岛屿向来意兴阑珊,唐、宋虽建立市舶司等外贸管理机构,但菲律宾又不是海上贸易大户,自然不如其它南洋国家受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朝廷往往保持“中华上国”的单边主义意识,将外国统统视作“藩属”、“荒服蛮夷”,“叛则讨之,服则舍之”,如果朝贡则给予丰厚回赠,甚至数倍于贡品,因此历史上和中国发生交往的外国,不论远近、强弱,在中国史书上都被记为“藩属”、“遣使贡献”,它们和中国的交往要么是因为“朝贡”(当然在外国记载中很可能仅仅是正常的“出使”),要么是因为战争,长期并无国家形态存在的菲律宾显然既不可能“叛”,也不可能“贡”,中国朝廷所习惯的两种“外交定式”都和菲律宾完全挨不上,因此尽管海上交流日渐频繁,但眼皮底下的菲律宾却迟迟没有与中国官方“沾边”。1279(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也就是南宋灭亡的当年,元朝组织了古代最大规模的“四海测验”,即地理考察、探测和子午线测量,其中一个观测点,就设在离菲律宾本土直线距离最近仅126海里的黄岩岛上,此后元朝更多次向南洋出使,对占城、爪哇等南洋国家用兵,却没有菲律宾什么事——那个群岛上既没有国家,也没有军队,出使谁来接待?用兵又跟谁去打?

这种局面的改变是从明初开始的。

1405(明成祖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前往渤泥途中经停吕宋,在当地见到许多福建侨商,并应侨商请求,任命福建晋江籍华侨商人许柴佬为吕宋总督,此后直到1424(永乐二十二)年,吕宋岛的最高行政长官都是这位华侨商人。

从理论上讲,这17年是菲律宾和中国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时期,因为此时吕宋最高行政长官是中国人,最高行政机构法理上直属中国明朝中央政府。但实际情况却远没这么夸张:郑和许下的不过是“纸上富贵”,既没有给兵,也没有派员,而许“总督”所能依靠的,不过是听命于己的一些商人、同乡和伙计,所能控制的不过是商埠周围一小块地盘,广大岛屿上绝大多数土地、人口他们既不能统治、管理,也无法征收赋税,甚至彼此间都未必知道对方的存在。1424年明成祖去世,明朝对外政策发生剧变,耗资巨大的“下西洋”因内部激烈争议暂停,本就被扔在一边的“吕宋总督”估计早被明朝中央政府忘到九霄云外,就在这一年,“总督”许柴佬病故,家人扶柩返乡,“许氏吕宋”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长河。由于郑和航海档案被明朝反对“下西洋”的大臣们藏匿、损毁殆尽,这段“固有”的记载官书寻觅无着,只能从许氏墓志和家族记载、口碑等资料中找到些端倪了。

在此前后,吕宋以南,出现了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苏禄苏丹国。

公元13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米南加保人从南方苏门答腊岛迁徙到棉兰老岛,1380年开始在该岛进行武装传教,建立殖民据点,并形成东、西、峒“三王”并存,以东王为首的政权形式(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有记载),1457年“三王”合一,建立了地跨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的苏禄苏丹国。

公元1409(明永乐七)年郑和三下西洋时路过苏禄,在和乐与苏禄第二代东王巴哈剌会晤,并赠对方丰厚礼物。叭哈剌对中国富庶繁荣十分仰慕,与同信奉伊斯兰教的郑和也一见如故,请求同船到中国“朝觐观光”,但郑和当时领命出访印度、锡兰(斯里兰卡),归期未卜,因此婉拒。叭哈剌在郑和走后向西王、峒王转述中国“盛况”,令二王啧啧称羡,三王决定共同设法赴华。

1417(永乐十五)年,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及随员、家属等共340多人航海来到中国,当时明成祖正在北京,一方面督造北京城,为迁都做准备,另一方面亲自坐镇北方,指挥对蒙古部落的战争,苏禄三王抵达南京后又换船沿运河北上,于八月初一抵达北京朝觐,逗留27天,受到明成祖接见、赐封和隆重接待,进贡“金镂表文”和“珍珠、宝石、玳瑁诸物”,明成祖“赐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其从者亦赐冠带有差”,临行时再获接见,三王各获得“金镶玉带一条,黄金100两,白金2000两,罗锦文绮200匹,绢300匹,钞1万锭,钱3000贯,金绣蟒衣、麒麟衣各一袭”。终明朝一世,外国国王亲自来访的寥寥无几,三王一齐来访的仅苏禄一例,因此所受的礼遇也是最郑重的,和南洋号称“最恭顺”的满剌加相同。

由于南北往返,舟车劳顿,加上寒流突袭,习惯热带气候的扒哈剌沿运河南下至山东德州,因病医治无效,于九月十三日与世长辞,遗命留葬中国。明成祖闻讯后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祭奠,以国王礼节将扒哈剌葬于德州,并赐谥号“恭定”。

安葬扒哈剌后,西王、峒王一行辞别归国,而东王一家除长子都马含回国嗣位外,其余家属包括王妃葛本宁、叭都葛苏性,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剌等10人留德州守墓。明成祖封都马含为“苏禄国东王”,亲自下诏安抚,诏书称“尔父知尊中国,躬率家属陪臣,远涉海道,万里来朝”,对其去世“深为哀悼”,并勉励都马含“宜即继承,用绥籓服”、“益笃忠贞,敬承天道,以副眷怀,以继尔父之志”。

东、西、峒三王都得到明朝“册封”,属于东亚典型的“藩属关系”,但这种所谓“藩属国”并非真正的统治,而是一种特殊利益交换关系,即中国皇帝从“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传统理念,认为自己是天下万国宗主,其它国家都归自己“领导”,而弱小邻国一来畏惧中国实力,二来希望通过“朝贡”换得成倍的“赏赐”,获取利益,也乐得“嘴上服软”。实际上这种“统属”只是象征性的——永乐初年曾有“有司”打报告,要求对这些“藩属”征税,结果明成祖亲自下诏制止:很显然,曾长期在北方担任守边藩王、对“藩属”的真实含义毫不陌生的明成祖,对能不能向“藩属”征税,是一清二楚的。

在明朝官书上,苏禄三王此后的“朝贡”纪录寥寥无几:1420年,西王“遣使入贡”;1421年,“东王母”派王叔叭都加苏里“来朝”,贡献了一颗重达七两多的巨型珍珠;1422年,东王妃叭都葛苏性归国;1423年,东王再次“入贡”,此后“遂不复至”。苏禄东王留下守墓“三年”的10名家属,仅叭都葛苏性一人在6年后归国,其余都留在德州,终明朝一世,他们的国籍都是苏禄,是明朝的“客人”。

1521年3月16日,进行环球航行的西班牙探险家麦哲伦抵达棉兰老岛北面一个小岛,并试图在当地进行殖民征服,4月27日凌晨,他带领船员50余人涉水偷袭马克坦岛的拉布拉布部落,并焚烧当地村落,结果遭到顽强抵抗,麦哲伦也被打死。1565年,西班牙殖民军从墨西哥渡海前来,征服了宿雾岛,并逐步将统治扩张到大半个菲律宾,苏禄苏丹国则仅剩下棉兰老西端的一小块国土,被称为“摩洛兰”,尽管苏禄苏丹国在整个西班牙殖民期间始终勉强维持着独立,但国力日衰,自顾不暇,对跟明朝发展“朝贡”关系,也就提不起兴致了。

17世纪,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此时江河日下的苏禄苏丹国,国王正是东王后裔,他们希望依靠中国,抵御西班牙人的步步蚕食。1726(清雍正四)年,苏禄苏丹遣使“朝贡”,重建了和中国的“藩属”关系;1731年,苏禄苏丹亲自“来朝”并拜谒了苏禄东王墓;1733年,苏丹应在德州守墓的东王后裔请求,上书雍正,希望给予这些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1753(乾隆十八)年,苏禄“老苏丹”上《请奉纳版图表文》,请求将本国土地、丁户编入中国版图,这是因为苏禄被西班牙百般欺凌,强弱不敌,希望依托中国,寻求庇护。但此时乾隆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海岸线以外并无兴趣,甚至认为华侨都是“汉奸”,死不足惜,殖民者杀死华侨对中国有利,在这种思维定式下,他显然不会对纯属“外人”的苏禄请求有丝毫积极回应。苏禄希望成为“中国固有领土”的请求最终被婉言谢绝,但双方的“藩属”关系依旧维持。1851(清咸丰元)年,西班牙人占领苏禄古都和乐,苏禄和中国间的航路就此被切断,这一年也是中国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年份,此后中国自顾不暇,所谓“藩属”关系,也只剩下民国时清朝遗老所编“清史稿”中云山雾罩的几笔了。

1897年11月2日,吕宋成立了菲律宾第一共和国,1902年7月4日,美国吞并了菲律宾,次年宣布“摩洛兰”为“非法土地”,向原苏禄苏丹国领土大量移民。1946年7月4日,菲律宾第三共和国成立并维持至今,和“摩洛兰”的关系始终不睦,屡屡爆发战争和暴力冲突。1989年11月6日,“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成立,包括巴西兰、马京达瑙、南拉瑙、苏禄和塔威塔威五省;2012年4月26日,菲政府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协议,宣布同意该组织在菲律宾南部组建“政治实体”,但具体细节尚未议定,目前南方这块苏禄故地局势仍十分微妙,至于“苏禄苏丹国”,理论上一直存在,如今已传至17世,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但并无实权,如今的苏丹王室,仍然是当年苏禄东王的后裔。

从前文可知,菲律宾北方的吕宋,和南方的苏禄,历史上的确都曾和中国存在一些“固有”,但大抵为象征性隶属关系,中国并未真正实际控制过菲律宾,最接近于“隶属”的,自然是乾隆年间的那一次苏禄苏丹“请奉纳版图”,但请求者系被殖民者所逼而迫不得已,被请求者又正式拒绝,这件事并未成为事实——哪怕是理论和形式上的事实。

如今“苏禄国恭定王”的陵墓仍矗立在山东德州市北的长庄乡北营村,东王后裔如今繁衍为安、温两姓(分别为二王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剌之后),已传承至第21代,被划为回族(因苏禄人笃信伊斯兰教),大部分聚居于北营村,世代守墓,一部分则散居江苏、河北、天津等地,已很难看出他们与普通中国东部回民的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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