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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官办反腐”也可能越反越腐  

 

非洲:“官办反腐”也可能越反越腐

在透明国际所推出的“贪污感知指数”(CPI,也就是俗称的“清廉指数”)上,常年包揽榜尾几十名的“传统贪腐国家”中,有不少都是非洲国家。笔者曾在排名第100的贝宁、排名第143的多哥和与多哥排名相并列的尼日利亚长期工作、居住,也曾到过排名第168的民主刚果、排名第172(非洲倒数第三,全球倒数第11)的布隆迪,对这类“榜上有名”国家的贪腐程度感同身受——这种贪腐到了怎样的程度?到了一天碰不上“吃拿卡要”就会觉得意外、回国后在媒体上或朋友议论中听到某些“巨贪”、“贪腐大要案”的“光辉事迹”竟会觉得“也不过如此”的地步。

也许有朋友会说,这些国家都太年轻,政府缺乏反腐倡廉的动作,如果官方对反腐更重视一些,反腐机构更多、更健全一些,CPI就不会那么突出,贪腐现象也不会那么怵目惊心了。

他们或许没有想过,“官办反腐”也许会越反越腐

腐败贪如狼 反腐贪如虎

笔者在贝宁经营纺织品时有个印度籍大客户,此人在非洲大西洋沿岸7、8个国家都有门店,和笔者的门市部比邻而居,没事闲聊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在非洲一些贪腐成风的国家里,倘若说腐败不过贪婪的狼,那么反贪部门就是更贪婪的饿虎。

他最大的市场在尼日利亚北部豪萨人地区,由于尼日利亚“步步皆贪”,倘直接将货运到尼日利亚境内港口卸货,再由其国内陆路北上,沿途大小衙门一路揩油,成本将成为天文数字,因此他只得通过内线关系,在贝宁港口科托努卸货,然后经陆路拉到尼日尔再辗转入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索科托等地,这条路线同样要经过几个关卡,且“通路子”本身就要拜码头、拉关系,每年被“贪腐”掉一大笔钱是题中之意。笔者亲眼目睹,某个“当道官员”的妻子隔三差五就跑到他店里“进货”,价格当然是比成本价还便宜的象征性价格。

照他的说法,这种贪腐在非洲已属于“可控成本”范畴,还是可以被内地市场的高利润率冲抵而有余的。然而一旦碰上沿途几国中随便哪国刮起“反贪风暴”就乖乖不得了:他曾经在尼日尔、尼日利亚边境被一次扣住22个货柜,罚款金额高达2.2亿西非法郎,那简直是“想扔货都没地方扔”了。问题是,这货人家根本没打算让您扔——罚款是可以讲价的,货物也是可以赎回的,价码和时间么,您瞧着办吧。

说穿了,这些贪腐成风国家,腐败的根源是权力,手握更大权力的“官办反腐机构”,往往意味着更大的贪腐能量,和更贪婪的胃口。多哥的“反贪腐局”曾被某个在当地经营农业多年的台湾人称为“全多哥第二贪腐中心”(第一我不说大家也猜得到),而尼日利亚的“海关缉私大队”按官方说法是“强力反腐纪律部队”,但这支纪律部队却是许多外商谈虎色变的“大贪”——借“反腐”封店、封库待价而沽,甚至和其它“强力反腐部门”进行“跨部门反腐作战”,由A部门收钱“放肉票”,再由B部门设下天罗地网,待信以为真的冤大头以为花钱免灾,兴冲冲跑来提货时,再来个“二次反腐”继续“丰收”,是这支“强力反腐纪律部队”的拿手好戏。

说你腐 你就腐

在非洲反贪腐口号喊得最响的是哪些国家?刚果(金)、尼日利亚、几内亚、科特迪瓦、津巴布韦、安哥拉……这些国家都曾把反贪腐当成“举国大计”来“官办”,甚至由国家元首、军队首脑牵头反贪腐。

然而效果如何?前文提到尼日利亚的贪腐够吓人的吧?但在上述国家中尼日利亚算是清廉排名靠前的,科特迪瓦和津巴布韦的CPI排名都是154,几内亚是164,而安哥拉则是更怕人的168,尼日利亚的贪腐已到了自家使馆合法办理的签证,自家海关会拒绝放行(当然,接下来是索贿,再接下来不合法也变合法了,因此从中国去尼日利亚旅行若可能,请尽量直飞,这样虽也会被敲,但毕竟人已经进去,对方的胃口相应小得多。据亲历人士称,几年前某中国航空公司开辟广州-拉各斯航线,首飞航班起飞时,尼国大使不得不亲自登机,逐一给应邀捧场的嘉宾签证手工加注,以免落地后被“照例办理”,煞了庆典的风景)的地步,那些排名更靠后的国家是怎样的光景,不难想象吧?

官办反贪腐固然势大力沉,但打击的是怎样的“贪腐”则是另一回事。在非洲不长的独立历史上,被称作“贪腐”的包括殖民官员,殖民时代的土著“合作者”,殖民时代结束后获得当地国籍并留下来工作的企业家、农场主,印度、黎巴嫩、叙利亚和中国籍的小商小贩,跨国企业及其当地代理,也包括敌国侨民、“阶级敌人”和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

刚果(金)历史上曾发生过残酷的政治斗争,“独立之父”卢蒙巴曾被政敌蒙博托扣上“贪腐”骂名,几十年后人们发现,蒙博托本人才是地球上最大的贪腐者之一;安哥拉独立后,政府一度把首都罗安达的店铺统统收归国有,分配给“革命战士”,理由是“反贪腐”,而这些“反贪腐成果”后来却被这些乍富的胜利者贪腐殆尽;西非最动荡的“政变之国”利比里亚,历史上曾发生过不计其数的政变,政变的胜利者,如多伊、泰勒,都曾以“反贪腐”名义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甚至“人民审判”,多伊一下就在海滩边枪毙了多名前政府“贪官”,然而当江山更迭,这些“反贪者”被赶下台后,迎接他们的往往是新“反贪者”同样严厉的“反贪”指控和审判——固然,这些人大多罪有应得,但当他们大权在握时,又有哪一个不是“官办反腐”的主导者?这样的“官办反腐”说到底不过是权力斗争和以权谋私的利器,想依靠来建立一个清廉世界,岂非缘木求鱼?

贪腐请君入瓮 反腐一网打尽

在西非经商的朋友,大多记得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多哥、贝宁折返跑”,这两个国家官方先以低关税和便利的货物过境手续,吸引大批外商在本国建立商业机构,等这些外商在当地树大根深,搬迁不易,就陡然变脸,将关税不断抬高,规定不断收紧,让在当地经营的外商动辄得咎、步步受罚,即便不受罚,也会被变化了的规则“合理合法”地收取更多费用。这股风先从多哥刮起,忍无可忍的外商纷纷从多哥的洛美搬到邻国贝宁的科托努;几年后贝宁如法炮制且变本加厉,而多哥见门可罗雀收益减少,开始“拆网”,外商们又纷纷“倦鸟思归”。这种“折返跑”在诸如黑角-卡宾达、阿比让-阿克拉、布拉柴维尔-金沙萨等,都屡见不鲜,来回折腾几趟也不足为奇。

而“变招”的“大义名分”,就包括“反贪腐”:提高关税是为了避免“海关贪腐受贿”;收紧规则则是避免“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然而话虽如此,“官办反贪”后该为钱打开的门依然打开,该为合法者畅通的路却依旧不畅,只是收钱的人变了,收的钱数也变了。一位在非洲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前辈曾感慨,非洲许多国家,是“贪腐请君入瓮、反腐一网打尽”——先用低成本的腐败引诱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外商入场,然后再用高成本的“反贪腐”让你来得去不得(至少让你的钱来得去不得)。

倘若贪腐已和权力紧密结合,并渗透入社会和道德的肌体,倘若体制本身就带有“贪腐基因”,那么“官办反腐”、“体制反腐”就不仅是一句空话,甚至可能是更大贪腐的伪装色、挡箭牌。因为在这种机制上,“官办反腐”所依赖的一切:公权力、法律体系、选举机制、舆论监督,都更可能成为贪腐的帮凶——公权力可能是最大贪腐者的“独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法律可以为贪腐者所操控和修改,变成“以贪肃贪”、“以大贪肃小贪”,甚至“以贪肃廉”的凶器;至于选举和舆论,在选票可以明码实价,媒体不过是有钱有势者的“金喇叭”时,您还能指望什么?

“官办反腐”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官”本身没有问题,换言之,即该国存在一个成熟、完善、有监督有制约的行政法律体系,倘“官”自不正,“官办反腐”多半会如某些非洲国家那样,反腐反腐,越反越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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