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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巴拉克的“死不逢时”

 

尽管包括埃及官方中东通讯社和CNN在内,众多媒体纷纷报道穆巴拉克在当地时间6月19日多次心脏停跳,已“脑死亡”,路透社仍援引埃及军方人士的话称,穆巴拉克仅是昏迷,但说其“临床死亡”为时尚早。然而无论如何,从这一刻起,各路媒体已忙着为这位曾铁腕统治埃及30年的前军事强人作“盖棺论定”,将他当做一个事实上的死人。

如果说“穆巴拉克已死”,那他的“死”真有些“死不逢时”之憾。

说这样的话,并非因为他统治埃及的30年不仅有实施独裁统治,滥用军事管制,武力镇压异议者的罪恶,有至今仍未盖棺定论的贪腐指控,也有稳定埃及社会,打击极端势力,促进阿以和解,维护地区和平的功劳,历史是公正的,功归功,过归过,诚如6月2日他被判终身监禁时有评论所指出的,仅去年“尼罗河革命”期间短短18天,埃及社会所付出的850多条生命,他便百罪莫赎。

然而穆巴拉克至“死”对自己的罪错毫无认识与反省,对他的审判只触及其将死或已死的肉体,而并未触及其灵魂。或许天假其年,人们将能看到一个大彻大悟的前独裁者,而不是一个到死也只为自己丧失权力与自由痛哭流涕,却并不对导致自己和他人痛苦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的顽固囚犯。这样一个结局,对穆巴拉克而言是一个悲剧,对埃及社会而言又何尝不是?未能等到穆巴拉克本人的反省,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延误埃及社会的反省进程,更可能在若干年后,为某些忘记历史的人和势力,提供一个现成的“烈士”——因为他“不屈不挠地战斗到死”。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段历史而言,最难的不是凝聚仇恨,揭露和清算罪恶,而是在彻底揭露、清算后展现包容性,在包容和反省的基础上达成新的社会共识。原本穆巴拉克的庭审,为埃及提供了这一大好契机:以法律之严肃明断其罪,以社会之宽容给予其更人道的待遇和相对更好的归宿,可帮助埃及各阶层尽快翻过“穆巴拉克时代”这一页,迅速走上民主、和平、互信、发展的正轨。穆巴拉克此时之“死”,让上述一切都成为永不可能实现的假设,从这点上讲,他的“早死”,对埃及,对埃及人而言,也未必是“死的逢时”。

然而实现这从“司法之严肃”到“社会之宽容”之“共识循环”的前提,是埃及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摒弃“穆巴拉克时代”的思维定式,用“新时代”的模板思考和解决问题、矛盾。但事实证明,这一点远未做到:就在穆巴拉克“死讯”传出之际,两名总统候选人(其中一名是穆巴拉克时代的空军司令,另一名则是前“非法组织”的代表)仍各自宣称自己是获得52%选票的胜利者,对方是“窃贼”;由兄弟会和其它宗教保守派把持的国会正不断动作,试图逼迫军方让出更多权力,并力争将所有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人物打入“政治死牢”;带有浓厚旧时代色彩的军方则一方面宣称自己有“最终立法权”;充斥着穆巴拉克时代人物的埃及行政议会正试图将兄弟会所属“自由与正义党”等政党,乃至刚选出没多久的两个议会,统统打成“非法组织”。整个埃及政治生活的逻辑,仍沉浸在“广场时代”,曾被寄予厚望的民主进程在近期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已越来越明显地露出弱不禁风的一面,而埃及社会则同样死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传统逻辑,社会共识难以凝聚,“后穆巴拉克时代”何尝真的“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穆巴拉克是“该死的(政治遗产和逻辑)未死,不该死的(躯壳)却死了”,说他“死不逢时”,实在是恰如其分。

穆巴拉克的悲剧提醒每一个处于类似转型期的社会:不要等到不得不抉择时才作抉择,否则对任何人、任何阶层和势力而言,都可能是更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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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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