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厅长异地任职：真能遏制腐败么？

据媒体报道，今年以来，已有4名新任省公安厅厅长为异地任职，迄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长中，已有9人为异地任职或“空降”任用。

事实上不仅公安厅长，省、市级领导为异地任职或“空降”任用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可说更为普遍。许多支持这一用人趋势的论点均认为，异地任职可避免裙带关系和地方小团体的泛滥，能更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对于掌握治安大权的公安部门主官而言，异地任职就更有必要。

是否真的如此？

即以警察系统而言，港英时代的香港皇家警察高管层核心多为外籍警官，本土高管寥寥无几，可谓彻头彻尾的“异地任职”，但这样的“异地管理体系”，却曾在上世纪50-70年滋生了香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警察贪腐、渎职丑闻；省级公安厅长异地任职，实际上是借鉴了地方干部异地任职的成规，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各级政府三令五申，地方干部的贪腐问题依然层出不穷，没有什么确凿证据表明，异地任职的干部“贪腐率”比本地任职者更高，或者相反。

由此不难看出，异地任职的利弊另当别论，但指望用这种方法遏制腐败，恐怕是不现实的。

道理是明摆着的：贪腐的根源在于对金钱、地位、权力、享受的觊觎和贪婪，这种觊觎、贪婪绝不会“橘逾淮为枳”，而是可以随时、随处落地生根的；贪腐群体的形成和凝聚，从本质上是“权”和“利”的相互利用、相互结合，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本乡本土固可狼狈为奸，“五湖四海”又何尝不能利益均沾；本土任职，固然可能受家庭、亲朋影响而沉沦，却也可能因有所牵挂、顾忌而变得谨慎，固然可能在贪腐后受到包庇，却也可能因本乡本土、耳目头绪众多而变得纸包不住火。

尽管体制不同，国情各异，但在大多数国家里，各级地方行政首长多对本级立法、民意机构负责，他们中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但其权力来源于本级立法、民意机构，并受这些机构的依法监督、制约。在这种体制下，“异地做官”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地方行政首长究竟“对谁负责”、“受谁监督”的关系理顺，其权力来源于所在地方，责任也对应于所在地方，所在地方更可对这个“本土产生”的行政首长实施有效监督、审查，对于抑制贪腐显然更有效。与之相比，异地做官固然有诸多管理上的便利，却也在事实上使地方行政首长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监督、审查也来源于上级，这样一来，贪腐未必能有效遏制，却滋生了“唯上不唯实”的官场歪风。

至于公安警察部门属于特殊领域，一方面，它需要相对独立于行政系统的权威，另一方面，由于其职能涵盖社会治安各“末梢”，要求其主官熟悉舆情、“接地气”，因此各国在是否“异地任职”方面做法不一，既有以“异地”为主的，也有主张“警政地方化”的，还有平行建立“国家警察”和“地方警队”两套相对独立体系的。不论采取何种体系，都不可能百分百抑制腐败，而必须依靠成熟、完善的监督体制，严密、与时俱进的反腐法规，以及法规的严肃执行。前面提到的香港警察从上世纪60年代末的声名狼藉，到今天的以廉洁著称，靠的不是“异地任职”，而是自上世纪70年代初所掀起的“廉政风暴”，以及包括1974年2月15日成立廉政公署在内，一系列有效监管机构、措施的落实。

追根溯源，“自家地面休做官”的地域回避制度，起源于汉代的“三互法”，自汉至清，在中国大地上断少续多，延续了差不多2000年，在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时代，这种地域回避制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澄清吏治，但即便如此，贪腐和滥权现象仍代代有之，有时甚至十分严重，可见即便在那个时代，仅靠异地任职反腐倡廉也是不现实的，更何况如今时代变了，社会和民众更变了，仍然把思维凝固在古老的“三互时代”，恐更不可取。

由此可知，公安厅长也好，各级地方行政主官也好，促进廉政、遏制腐败的关键，是从法律上、制度上明确权力来源，落实权力监督机制，建立完整、科学、民主的管理体制，是依靠体制、法治来“管官”、来反腐，片面迷信“异地做官”的功效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