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武器威胁”会否成为欧美干预叙利亚的口实

随着战火从首都大马士革逐渐转移到经济城市阿勒颇，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决战决胜”、“灭此朝食”的乐观呼声渐渐低落，预言巴沙尔当局“不久于人世”的国际评论也不再像一两周前那样热烈，但另一种声音，即“生化武器威胁论”却日渐清晰起来。

早在叙利亚内政部大楼爆炸案初发、巴沙尔军政指挥体系一度陷入混乱之际，美、英、法等国外交、军事首要人物便相继放风，称“巴沙尔已对叙利亚局势失控”、“叙利亚生化武器库将成为地区安全威胁”，并以此作为向安理会施压、力图促成安理会通过干预性决议的重要砝码；当巴沙尔当局从混乱中逐步恢复，开始重新站稳脚跟，至少暂时躲过灭顶之灾后，这种声音又变为“巴沙尔当局可能狗急跳墙使用生化武器”，对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美、英、法等国相继发出强硬警告，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更表示，以军已做好准备，“一旦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将考虑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库发动袭击”。

那么，“生化武器威胁”会否如当年伊拉克战争时一样，成为欧美对叙利亚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口实？

可能性是存在的。

和萨达姆在海湾战争后坚决否认仍保留、生产生化武器不同，巴沙尔当局7月23日公开承认，叙利亚是拥有这些武器的，其外交部发言人马克迪西表示，生化武器“存放于安全地区并由士兵把守”，它们不会用于对付本国平民，但“一旦遭遇入侵将考虑用于对付外敌”。这种论调的初衷，显然是企图令可能进行军事干预的外国投鼠忌器，却也给这些国家以“干涉有理”的口实——既然你承认有生化武器，那么你军事上占上风，人家可说你“可能使用生化武器镇压平民”，反之则“生化武器有散落失控危险”，换言之，即想什么时候干预，都能找到借口。

叙利亚问题之所以直到今天都未走到外来军事干预的一步，很大原因在于可能实施干预的各方都有顾忌：美国国内厌战情绪浓厚，军费负担沉重，伊拉克、阿富汗两个泥潭刚见拔出曙光，再陷入一场大规模军事干预实不相依，因此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和苏珊.赖斯两个“外交口”主管跃跃欲试，奥巴马本人和军方系统却始终谨言慎行；英、法在利比亚尝到甜头，对干预最为热心，但两国经济状况甚至不如去年，军队、军费也一再削减，面对比孱弱的卡扎菲“豆腐兵”棘手得多的叙利亚政府军，和局势、地形、民族宗教构成更复杂的叙利亚，“挑大梁”有心无力；土耳其和“海合会”各君主国对叙利亚各有图谋，是叙内部矛盾发展到今日地步的重大责任方，事实上早已在大力帮助反对派武装，但这两家各有隐忧（土保守派政府不愿军方威望提高且担心国内民族问题，“海合会”最担心的军事威胁自东方的伊朗，不敢轻易西移）且相互提防，军事干预既不“方便”，也无十足把握。

但如今军事干预的威胁却确实在增加：叙利亚离欧洲近在咫尺，英、法等国对生化武器失控的担心是确实存在的，“不惜一切消灭隐患”的思维模式一旦占上风，干预意愿就会大增；奥巴马近来选情胶着，经济、内政话题又乏善可陈，在这种情况下，放一个“胜负手”，用叙利亚的“重大成果”刺激选情的可能性开始出现。一旦欧美“合拍”，本就是北约成员的土耳其，和事实上从“革命”之初就在拉偏架的“海合会”自然乐得顺水推舟。

然而军事干预毕竟十分危险：俄罗斯已作出死保塔尔图斯的姿态，而安理会在军事干预方面“放行”的概率更微乎其微，且军事干预一旦陷入“费钱赔命”模式，深陷金融危机的欧洲吃不消，摸不清选情变化的奥巴马也会慎重掂量，不敢轻举妄动。

不仅如此，从“7.23”伊拉克连环爆炸案起，欧美军情界对“基地”等极端组织借“阿拉伯之春”死灰复燃的迹象重新警惕起来，叙利亚境内“基地”和其它“圣战者”的痕迹如今已十分清晰，欧美各国也会更加警惕，以免闹出被宿敌摘走“革命胜利果实”的天大笑话，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干预意愿。

至于以色列的军事干预威胁，恐怕最提心吊胆的不是巴沙尔，而是奥巴马、奥朗德和卡梅伦。在矛盾错综复杂的中东，阿以矛盾是最“敌我矛盾”的一环，阿拉伯族与波斯族、什叶派与逊尼派、各教派中不同倾向的矛盾，则逐级等而下之，以色列本就侵占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一旦再军事入侵叙利亚，其它反叙阵营中的阿拉伯国家便会陷入极尴尬政治处境，被宿敌伊朗抢去“政治制高点”，甚至可能引发国内政治风波，因此欧美即便下决心军事干预叙利亚，也会竭力拖住以色列不出手——当年海湾战争，萨达姆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时，美国不是宁可倒贴，也决不让以色列还击“搅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