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多力量大？

伊朗是中东唯一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每个家庭只能生育3个孩子，超过3个的孩子不能享受免费医保、免费教育等福利，其母亲也无法获得带薪产假。

然而这一切或许就要结束了：7月25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宣布，计划生育措施已不合时宜，伊朗必须遵循已故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的教导，转而追求高生育率，实现霍梅尼将伊朗人口增长至1.5-2亿的目标；7月29日，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梅斯达吉尼亚在法尔斯通讯社宣布计划生育政策“业已成为历史”，每个家庭可“遵循传统”，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稍后伊朗卫生部长瓦希德-达斯特杰尔迪也表示，伊朗卫生部将取消所有针对人口控制的预算安排，转而斥资1900亿里亚尔（约合1550万美元）用于鼓励生育。

伊朗当初为何要实行计划生育？如今为何又要改弦更张？

虽然拥有丰厚的石油收入，但由于地处高原，气候条件不佳，伊朗历史上粮食自给率并不高，二战后较为西化的巴列维王朝开始有意识地鼓励少生、优生，推出了所谓“家庭计划”，即鼓励每个家庭生育2-3个孩子，鼓励妇女参加工作，由于巴列维时代，伊朗妇女就学、就业率提升很快，生育率得到一定控制。但由于控制人口不符合传统伊斯兰教义，在农村地区和虔诚信徒中引发抵触，也成为霍梅尼等原教旨运动抨击的重点之一。

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霍梅尼立即宣布“伊朗人民不接受计划生育”，废除“家庭计划”，转而鼓励多生，造成伊朗生育率大幅攀升，联合国数据显示，1988年伊朗人口已达5500万，比20年前（2700万）翻了一番多，照这样的速度，伊朗在2006年人口将达1.08亿。

尽管支持高生育率者坚持认为，人口是伊朗的优势所在，正是因为人口占优，伊朗才能在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中后发制人，将伊拉克拖垮，但反对者指出，和伊拉克相比，伊朗的国力、军力原本就稳操胜券，之所以打了那么久才“惨胜”，完全是战略、战术和政策不当所致，而1979年伊朗才开始鼓励生育，次年两伊战争就爆发，1988年8月战争实质上就结束，即便1979年出生的孩子，到战争结束时也才9岁，将胜利归功于“人口政策的胜利”简直不知所云。

由于“多生政策”系霍梅尼所定，他生前无人敢持异议，1989年6月3日，霍梅尼病逝，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分别出任最高精神领袖和总统，他们政见虽有很大分歧，但均认为战争业已结束，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伊朗的负担能力，粮食、住房和就业将不堪负荷，于是哈梅内伊引经据典，宣布“考据结论”——一家只生两个孩子是“伊斯兰家庭的优良传统”。

在此“研究成果”支持下，伊朗自1990年起推行“安排家庭计划”，提倡“最好两个、最多三个”，并在同年成立“生育率调节委员会”，作为全国性计划生育协调领导机构；1993年，伊朗国会通过《人口与安排家庭法》，以立法形式要求每个家庭最多只生3个孩子，前文“超标子女不享受福利”即为此法所规定。除了立法和物质、福利政策调节，伊朗卫生部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各种节育措施，令“少生优生”成为伊朗人、尤其城市伊朗人的共识。

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伊朗成为中东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中情局《世界概况》，2011年仅1.87%），和联合国所统计的、世界上自1980年以来生育率下降最多的国家（下降约70%以上），伊朗人口目前为7657万多，大大低于当年联合国的预期。

然而人口的减少逐渐引发伊朗上层的担忧。

一些保守派宗教、政治人物认为，伊朗作为什叶派和波斯民族，在中东处于逊尼派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教以色列人的半包围中，地缘政治形势十分险恶，这些国家、民族的生育率大多高于伊朗（根据同一份资料，2011年以色列生育率2.67%，土耳其2.13%，沙特2.26%，世界平均值则为2.47%），他们担心长此以往，伊朗昔日赖以自保的人口优势将荡然无存；近年来伊朗和美国关系险恶，一些强硬派认为“伊朗-美国必有一战”，如果打起来，美伊在军力上悬殊太大，伊朗唯一有望赶上美国的，恐怕只有人口，届时利用“主场之利”大打人海战术，或许能令美国知难而退；也有人担心伊朗未来陷入人口老化，增加社会负担，认为“到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时候”。

内贾德作为保守派世俗政治家，向来主张放开生育政策。2006年10月他就公开发布讲话，认为“妇女应该减少工作转而生儿育女”、“鼓励伊朗控制人口是西方阴谋”；2009年他提出一个鼓励生育的计划，即为每名新生儿建立“新生儿鼓励账户”，提供从出生至18岁的补贴。内贾德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农村，而这种鼓励生育政策在农村受欢迎程度更高，其目的是很明显的。

然而尽管伊朗人口政策出现变化，却并非没有变数和问题。

首先，尽管实行宗教-世俗二元政治，但伊朗妇女就业、受教育程度在中东穆斯林世界却是较高的，内贾德的“妇女回家论”自提出至今一直受到妇女阶层抵制、抗议，近年来声调已趋减弱，而妇女不回归家庭，高生育率便很难出现。

其次，由于在核问题上与欧美长期对峙，伊朗正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制裁、封锁，政府财政收入锐减，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难落实鼓励生育的资金拨款和福利倾斜政策，普通家庭也难以负担平白增加出的人口，未来社会更难消化大量增加的就业适龄人口，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若伊朗未来和外界对抗结束，“人海战术”便无必要，反之伊朗将长期处于制裁压力下，人多非但不能增加伊朗的力量，反倒会进一步拖垮伊朗的财政。

更有反对者指出，“阿拉伯之春”最初的起因，正是大量适龄失业青年对社会不满并诉诸对抗所致，根源恰在迅速膨胀的人口，和居高不下的人口生育率上，哈梅内伊和内贾德想靠增加生育率巩固统治，不啻饮鸩止渴。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政策方面，内贾德和哈梅内伊并非铁板一块。后者曾是计划生育的默许者，并在内贾德提出改变人口政策后多年始终不肯为之“背书”，此番虽松口，却仍然强调“控制人口政策在20年前推出是正确的、必要的”，留下了日后再转向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