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中国制造”为“非洲制造”，到时候了么？

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不佳，但人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前景却似特别看好。世行相关报告指出，201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达4.9%（不包括南非则为5.9%），是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地区，预测2012年该地区经济增长率可达5.3%，2013年更可达5.6%，而同期全球经济平均增速，按购买力平价则仅为3.4%和4.0%。

5月中旬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闭幕的2012年度世界经济论坛（WEF）非洲会议上，与会投资者、商界和政界名流一致看好非洲发展前景，他们指出，2011年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有7个来自非洲地区，过去10年间非洲GDP总值已翻了三倍，未来1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已将“保5”当做经济发展目标，倘能实现，非洲将成为仅次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地区，而埃塞俄比亚2011-2015经济增长率预计高达8.1%，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速第三的经济体。

人们看好非洲经济的理由很多，包括资源原材料丰富，人口红利巨大（今年7月的魁北克《非洲之声》杂志刊文指出，2040年非洲劳动力总数将达11亿人，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城市人口比例达50%），市场潜力无穷（2050年非洲将有20亿消费者，成为全球最大市场，其中新兴中产阶级人数超过6000万）。

在这样的前景下，中国国内、国外都有不少人主张，中国制造业剩余产能应尽快向非洲转移。

中国国内一些人认为，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很快，内需市场开拓艰难，而传统欧美市场又因经济不景气欲振乏力，在此背景下，将制造业移向非洲，既可就近利用当地劳力、能源、原材料的便利，又可贴近最有潜力的市场，是一举两得的事。世界银行也曾提出类似构想，前年和去年，前世行行长佐利克向境外媒体媒体披露，他曾提议中国把低产值工厂，如皮鞋厂、玩具厂等，向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转移，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这些非洲国家建立制造业生产基地，效仿亚洲发展模式，走上高速增长的道路，并希望中国与中国携手，帮助非洲发展制造业和进行基础项目建设，推动其进入工业化时代。

这些主张“中国制造业非洲大进军”的意见，都有各自的依据和道理，事实上中国也是近年来对非洲投资最慷慨的国家，目前有20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50个国家，累计投资达200亿美元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投入到制造业中。但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也好，产业、企业也罢，在作出方向性重大决策前，都不能仅看有利因素，而对不利因素视而不见。

事实上，非洲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制造业发展、不利于中国向当地转移制造业产能的因素。

现代制造业仿佛一座楼房，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这个地基就是交通、城建、水电、社会服务等必要的基础设施，成熟配套的司法体系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稳定的政局，而这三点，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国家或部分、或全部不具备。

首先，基础设施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交通、能源等方面问题多多，大多数非洲城市停电仍是家常便饭，在非洲约9亿的总人口中，2.5亿生活在完全无电的环境中，即使有电，电压也十分不稳定，这对于对于制造业发展构成瓶颈。除去电，黑非洲各国基础设施欠账实在太多，如道路、桥梁、码头残破不堪，年久失修，且不成网络，对于制造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运输成本提高，更意味着产品的回款周期被拖长；自来水不论从质量还是供应稳定而言，都不符合大规模制造业发展的需要。

其次，非洲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事实，但基本素质低下，劳动效率差，技术含量低，且大多数非洲劳工是文盲、半文盲，职业培训往往要从扫盲抓起，这对于本身还有语言、文化障碍的中国经营者而言，难度实在太大。非洲人的价值观、生活和工作习惯都和中国人不同，中国经营者惯用的加班加点、合同第一、奖金刺激、封闭式管理等等，在许多当地劳动者、乃至当地社会意识中，都是无法容忍的“恶劣经营行为”，容易引起反感，甚至引发恶性事件，这显然会导致生产经营成本的提高，而不是降低。近年来，在肯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地，都曾发生过针对中国或其它国家在当地所开工厂的罢工、工潮，不管前因如何，后果却都令这些工厂的正常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黑非洲许多国家政局不稳，有的政府朝令夕改，时而用各种优惠吸引、鼓励外资，时而又翻脸不认人，将原先政策全部推翻，来个“关门打狗”，一些国家虽然较稳定，却贪腐成风，效率低下。更麻烦的是，许多非洲国家治安状况恶化，社会矛盾尖锐，曾一度有所沉寂的军事政变，近一两年又开始在“政变热土”非洲频繁发生，个别国家甚至爆发大规模内战，很显然，需要在当地“生根”的制造业，抵御环境和系统风险的能力，在各种投资中差不多是最差的，做生意可以趋利避害，躲开高风险国家，但制造业投资却无法那样洒脱。

还应看到，许多非洲国家还对制造业中的外资股本有严格限制，这让有意投资的外国客商不得不接受当地股份（而且往往还是大头），这些当地股东有背景，又是地头蛇，往往干预企业决策，造成诸多棘手问题。一些号称“有路子”的中国人或当地人又利用国内投资者的心理弱点，在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国家、地区，搞所谓“租界式开发区”，声称“一切都可以搞定”、“在当地开厂和国内开厂一样”，殊不知钱、设备和人砸过去，再想抽身便难了，届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便可能陷入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进退两难的窘境。

事实上，向非洲转移产能的几大先决条件，都是“看上去很美”。如“能源原材料价格优势”其实并不存在，因为非洲各国资源丰富，但主要用于直接出口，本国加工能力弱，除非配套投资原料加工业，否则在非洲就近设厂，所获得的能源、原材料价格比国内并无优势（如非洲产油大国尼日利亚，因国内炼油能力弱，成品油反倒要从美国、欧洲进口，成本居高不下，要依靠政府大量补贴才能勉强维持正常油价）；再如“低廉劳力成本”，如前所述，“便宜无好货”，东部、南部非洲许多外国投资、意在利用美国普惠制，向美国无配额销售制造业产品的工厂，都曾遇到因当地劳力效率低、不愿加班赶工、对工资刺激无动于衷，而造成合同逾期的事，而大量引入国内劳力非但会令成本大增，更将构成违反当地劳动法规的麻烦，并给当地人造成“中国人抢饭碗”的负面印象，后果同样严重。事实上，在许多时候，当地设厂生产的单位成本，甚至高于直接从中国制造后出口的到岸价，如中国某国营公司在马里经营多年的纺织厂，其生产的全棉蜡染布，价格就比直接进口要高出近1/3，而甘肃某大型服装企业在多哥所设服装厂，也是因就地生产的成衣价格远高于中国国内运来倾销的同类产品价格，而最终赔本、关张。

在布什时代，美国政府推出了针对非洲制造业的普惠制优惠，即非洲某些国家生产的某些产品，出口美国可以免配额、免关税。这是许多中资企业、尤其服装等“配额重灾区”产业热衷“走进非洲”的基本动力。但这条“合法避税”的通道因南非等国的频频抱怨，业已被美国“盯住”，彻底堵死，怕也是时间问题，就更不用说还有前文所提及的种种问题了。

一些在非洲发展小规模制造业较好的国家、如黎巴嫩、印度企业，经营上有颇多值得借鉴之处。首先，他们比较愿意雇佣更多当地人，而且尊重当地人的一些习惯，特别注重保护既有的销售网络，注重吸收当地股份（不仅吸收“官股”，也吸收民间商人股份），让更多的当地企业、当地人成为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其次，他们派驻当地的工作人员不仅采取开放式管理，而且大多是居家携眷前往，和当地社区交流密切，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而且“看得清摸得透”的老外，当地人自觉得比别的老外亲切得多、放心得多；此外，他们还热衷于一些社区公益事业，如修桥补路、修葺社区体育设施、给学校捐款等，这些事虽然不大，却让当地社区觉得他们“不是外人”，隔膜感大为减少。

而与之相比，中资企业热衷“以我为主”，把国内那套原本不高明的管理术照搬到非洲，用“血汗工厂”的一套对付当地人，殊不知非洲固然在许多地方不发达，照搬西方的劳动法规却十分发达，这种盲目“上锁”的鲁莽做法非但未能提高劳动效率，反倒招来有关方面的罚款和警告，更让工厂和当地社区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一些中资企业在当地的工作人员、尤其负责人，语言能力欠缺，另一些虽然语言方面不存在问题，但对投资国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标准等一知半解；许多中资企业懈于参加当地社区的公益活动，且越基层的公益活动越不耐烦参加；一些中国籍工作人员嫌非洲人“脏”，不愿与之吃饭、握手，或把憎嫌的神色溢于言表，个别人对非洲雇员的家属表现出不尊重、不耐烦的态度……这些都会让自尊心特强的非洲人觉得“中国人看不起自己”，影响彼此的沟通和交流，影响产业、企业的落地生根。

综上所述，中国制造业大规模转移产能到非洲的条件，至今远未成熟，其中既有先天不足，又有后天的种种不利因素，其中有些通过投资者的努力可以克服、缓解，有些则属于大环境范畴，非个别企业一己之力所能从根本上改变。

对于一些“小气候”合适的地方，某些适宜产能在充分调研，并配备熟悉当地情况得力人才、能保障资金链和市场链不断裂前提下，可能有很大发展空间，但倘这些条件不完全具备，或根本不知道在非洲投资制造业需具备哪些条件，自己又具备、不具备哪些条件，就盲目“拓荒”，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制造业产能向非洲大规模转移的前提，是非洲各国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逐步还清基础设施的欠账，同时其国内、国际环境有实质性改善，第三产业、服务配套等发展到“适宜制造业落地”的水准，否则，与其冒着巨大系统风险，在非洲生产“比直接用船从中国运来还贵”的“非洲制造”，还不如径自从服务业投资起，一来船小好调头，二来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制造业“宜居”环境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