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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强人们:马上得之 马上失之

 

卡扎菲、穆巴拉克、本.阿里、萨利赫、巴沙尔……尽管其获得政权的手段各不相同,有“家传”的,有受让的,有巧取豪夺的,也有半拿半抢的,但他们都是“马上皇帝”,打江山、坐江山,靠的是“武力”二字。

首先,这些强人无一例外,都和军、警、宪、特等强权有着密切关系。

卡扎菲是装甲兵和军事通信专业军官,“革命”时是一名中尉,“革命”后则自封上校,把全国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为确保军权在握,他不仅一度借乍得之战失利,取消将军军衔(这样他的上校就成为最高军衔),更建立了“军外之军”——直属于自己、由直系亲属指挥的“哈米斯”第32旅,以及雇佣贫困非洲外籍士兵组成的“阿拉伯军团”。

穆巴拉克是空军和军情系统出身,上台后采用明升暗降、提前退休、变相排挤等各种手段,让一些陆军系统的有声望将领,如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英雄加扎拉元帅、贾马斯元帅等远离权力中心,信用和自己一条线的空军和军情系统首脑,不仅如此,他还以“追捕刺杀萨达特凶手”为由,实行《紧急状态法》,根据该法,警方有权在无任何证据、不经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逮捕嫌疑人,他以“反恐”、“反原教旨极端主义”为由一直坚持该法,直到自己被推翻时尚未正式废除,可以说,这部不折不扣的“强权法”,几与穆巴拉克的强权“同生共死”。

萨利赫本就是行伍出身,上台后将儿子艾哈迈德、侄子叶海亚等提拔到总统卫队司令和内政部长要职,并借和美国合作“反恐”之机,让子侄们把握和美军进行联络的关键岗位,正是这些叠床架屋的设计,确保萨利赫在风雨飘摇中平安辞职,并在辞职后仍能对也门局势施加强大影响力。直至今日,在也门国内,谁也不敢说,萨利赫已经是个“历史名词”或“过气人物”——事实上他也的确还挂着“荣誉总统”的头衔。

本.阿里曾在1958-1974年出任军事安全局长,是资深情报头目,1977-1980年间任国防部长兼国家安全总局局长,逐步把持军、特大权,就任总统后一方面暗中削夺军事将领的权力,另一方面强化对警察体系的把持,并组建只听命于己的总统卫队。

巴沙尔看似与军权最无瓜葛,但1988年医学院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军医,这实际上是老阿萨德布下的一颗闲棋冷子,目的是为这个并非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儿子积攒军事阅历,一旦需要上位便有用武之地。1994年,原定接班人、巴沙尔的弟弟贝塞尔死后,巴沙尔立即被送进霍姆斯军校“镀金”,并在精锐部队第四装甲师中积攒人气,1999年该师师长退役,他便顺理成章地继任师长,并升为上校。在此前后,他作为乃父的政治顾问,接受情报系统工作,1998年更接掌了惯由副总统负责的黎巴嫩事务,而由于当时叙利亚-黎巴嫩的特殊关系,这个岗位充满了军事-情报含义。如今在叙利亚,军队和情报部门,仍牢牢掌握在阿萨德家族手中,而第四装甲师则成了阿萨德家族的世袭禁脔,如今的师长是巴沙尔之弟马希尔。

由此可见,对于这些强权者而言,武力是骨血,是权力的支柱,须臾不可放松。

当然,这些人普遍有较高学历(几乎都留过洋,最低也是军校毕业),他们也知道一味用强力是不行的,因此不约而同地玩弄过民主这张牌。

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是朵政治奇葩:1977年3月2日,他改国号“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人民民众国”,后来又改名“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人民民众国”,这个“民众国”既没有宪法、也没有元首,卡扎菲本人的正式头衔是“人民兄长、革命导师”,连个办公室都没有,名义上的议会“大人民委员会”本质上不过橡皮图章,实权则掌握在非正式的“革命者核心小组”和“顾问小组”手中。没有官员、没有部委,各地方的省、市也不设正规政府机构,而由“委员会”和“特派员”实行“人民管制”。他曾声称,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他还利用儿子赛义夫的“亲西方”形象大搞“民主工程”,试图让人们相信“卡扎菲民主了”,且一度真的让不少不明就里的外界人士信以为真。

穆巴拉克早在2005年2月26日便宣布“民主化改革”,宣称要进行差额选举、实行多党制;本.阿里在任期间曾多次宣称,将进行“国家政治改革”,并实行“宪政”;萨利赫在1999年举行了也门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并顺利当选“民选总统”,这在遍布君主专制国家、许多邻国妇女尚无选举权或被选举权、有的国家连议会和宪法都不完备的阿拉伯半岛,算是开了风气之先,他还多次声称“不谋求连任”、“让位给年轻人”;巴沙尔则曾在2007年2月接受ABC记者戴安娜.索耶采访,称“民主是个好东西”、“叙利亚人民的前途在于建立民主制度”。

但事实上,民主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为自己涂脂抹粉、以求长治久安的花瓶。

卡扎菲的“民众国”看似“最民主”,连官员和政府都不存在,但这样做的实质,是把所有大小权力集中在“导师”卡扎菲手中,并在全国推行愚民政策。

穆巴拉克喊了几十年的民主,但《紧急状态法》却从上任一直维持到下台,所谓“多党制选举”,却将兄弟会等最大反对派排斥在外,只允许他们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选举时更屡屡传出作弊丑闻。2005年9月,反对党领导人阿依曼.努尔对选举作弊提出质疑,立即被他下令逮捕并判刑5年。

本.阿里在台上搞了多达3次的“民主选举”,但在精心安排下,自己的得票率分别高达99.66%、94.48%和89.62%,因为所有可能构成威胁的政治挑战者都被他禁止参选。

萨利赫也不例外,他前脚当选,后脚便修改宪法,把总统任期从5年变成7年,并在6年后食言而肥,不顾“不连任”、“让位年轻人”的信誓旦旦,又让自己连任了一届。

巴沙尔雇佣西方公关公司包装自己和家属的政治形象,一度给外界“开明”、“清新”的印象,但在大谈“民主是个好东西”后不久,便宣称“叙利亚需要漫长的民主过渡时间”,甚至直到“革命”爆发,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之际,他的“民主宪政改革”也依然留下一个个“暗门”,看似处处放权,实则步步机关,为自己和自己家族的持久统治打下许多伏笔。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谋求“家天下”。

穆巴拉克之所以触犯众怒,要害之一便是传位给儿子贾迈勒的传闻和暗示;卡扎菲传位给儿子赛义夫的安排已“成龙配套”,他的几个儿子更分别把持了利比亚政治、军事、情报、经济甚至体育等各要害部门;萨利赫不仅偷换“传位年轻人”的概念,试图让儿子艾哈迈德接班,更不断强化亲属对要害部门的控制;巴沙尔年纪尚轻,倒无“立嗣”问题,但他的总统宝座本身就是“家传”的;就连“家天下”色彩最淡的本.阿里,他本人和妻子特拉贝尔西两大家族也攫取了众多要害部门。

然而强人们各有其阿喀琉斯之踵,马上得来的天下如果一直信奉“马背政治”,最终也会在马上失去。

专制政体最大的特点,便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统治者个人的头脑发热,便足以造成严重后果。

最突出的例子是卡扎菲,在他狂躁的指挥棒驱使下,利比亚入侵乍得、干预乌干达事务,制造一系列针对平民目标的恐怖袭击,并且在国际舞台不断演出“变脸”把戏,先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邻国和大国。

本.阿里不顾经济顾问们的建议,一方面大力普及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却以轻工业作为产业突破口,结果大量高校毕业生无用武之地,毕业即失业,经济数据虽然光鲜,但失业率却从10年前的20%,变成“革命”前夕的55%。

巴沙尔在黎巴嫩和真主党问题上摇摆不定,不仅让自己苦心经营的“开明”、“清新”国际形象前功尽弃,让曾与叙利亚唇齿相依的黎巴嫩,变成一个至今混乱不已的是非之地,和境外向叙利亚“输入不安定因素”的重要跳板,同时也让叙利亚劳民伤财,让叙利亚民众饱受拖累。

阿拉伯世界最大的问题,便是部族、教派、地域等根深蒂固的历史矛盾多,且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利比亚有东部伊德里斯和西部特里波利塔尼亚、南部费赞之争,有国内各大部族之争;埃及有开罗和外省、城市和乡村的矛盾,有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间的矛盾,也有军人和兄弟会、军人内部不同军种间的矛盾;也门有南也门和北也门之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争(各占人口约50%),有各部族间的恩怨,还有萨利赫家族内部的矛盾;突尼斯有世俗派和原教旨派之争,有军人集团和总统嫡系之争,还有反对派中“国内派”与“流亡派”之争;叙利亚更是各种矛盾纠结之处,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逊尼派瓦哈比派和什叶派阿拉维特派间的恩怨情仇,最久远的可追溯到公元前。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大多数强权的上台,都不同程度利用了这些历史矛盾,如卡扎菲利用西部部族对东部部族专权的不满,萨利赫利用北也门吞并南也门后被激发的民族情绪,阿萨德父子利用了什叶派和其它少数民族、教派对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恐惧,本.阿里利用了习惯于世俗生活的突尼斯人对恢复“阿里亚法”的恐惧,等等。

但这些矛盾既可以为他们的上台创造条件,也能够为他们的下台培育土壤。卡扎菲的上台利用了东西矛盾和部落分歧,而他最终被推翻,则同样拜东西矛盾和部落分歧所赐,前者导致东部伊德里斯王朝故都班加西成为反卡阵营的大本营,后者让亲卡势力一盘散沙,最终在日益壮大的反卡势力面前土崩瓦解;萨利赫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也门统一之父”的威望,和强大的部落联盟支持,一旦也门统一受到严峻挑战,部落联盟趋于瓦解,他也就难以坐稳宝座。

发人深思的是,这些强人政权,几无例外都是“少数人的统治”。

卡扎菲出身于贝都因游牧诸部落中的戈胡斯部落-卡萨斯发家族,这个部落地位低下且人数极少,原先甚至不在利比亚六大部落之列,这迫使卡扎菲不得不设法和瓦法拉、马格拉哈等西部大部落“攀亲戚”;穆巴拉克是空军、军情系统出身,而埃及实际上的政治核心、比埃及共和国历史还悠久的军官团,却一直惟陆军将领马首是瞻;本.阿里出身军情系统,和树大根深的军官团关系浅薄,不得不搞“军外之军”,依靠总统卫队和警察力量;阿萨德父子属于叙利亚什叶派阿拉维特派,什叶派仅占叙利亚总人口约20%,而阿拉维特派仅是叙利亚什叶派中的一支;萨利赫所在的萨利赫部落并非大部落,不得不靠和北方第一大部落联盟——艾哈迈尔部落联盟拉关系,以扩大政权基础。

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明智的领导人,应像塞内加尔共和国开国总统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那样,通过对国家、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改革,逐步淡化地域、教派、部族等旧的窠臼,建立起统一的、崭新的民族国家意识;即使做不到这些,也应效仿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运用行政力量,强行打破这些极易再次触发仇恨和流血冲突的旧概念,努力扩大政权“利益共同体”。而上述中东强人却走了另一条路:既然自己是“少数派”,那就信用私人,党同伐异,竭力打压、排斥大多数人,甚至对昔日的伙伴、盟友百般防范,在国内进行高压统治,疑神疑鬼,处处树敌,在他们看来,这样做便可将局势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殊不知却让自己更加变成了孤家寡人。

除了叙利亚,上述强权都在一年间土崩瓦解。其原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来的,但最根本的原因仍是内因。

正如前文所言,上述强权统治者都是“少数人的统治”,他们在任期间虽竭力巩固统治,但精心装扮的“花瓶民主”因统治者自身不甘心权力的削弱和丧失,而始终停留在花瓶阶段——甚至连花瓶都不如;为加强权力、防范异己,他们不断把各种大权集中在自己家族、亲信手中,甚至试图“传子”,而这就让许多原本的支持者因自身利益受损,也站到政权的对立面;当反对声浪风起云涌时,他们囿于老经验,或试图用小恩小惠的经济“红包”收买,或企图再玩一把“民选”、“多党制”的政治幻术,或乞灵于更严厉的武力镇压,但在新形势下,这一切都只能引发更大的反弹。

“传子”的妄念令曾簇拥在赛义夫门下的利比亚改革派改换门庭,许多人成为最终推翻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骨干,也令埃及三代总统最坚强支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将帅们“怏怏非少主臣”,最终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成为穆巴拉克时代的掘墓人,更令也门原本等待“轮流坐庄”的各大部族首领和期待“真正民选”的都市反对派大失所望,甚至萨利赫的异母兄弟也揭竿而起。

徒有虚名的“民主改革”吊起了埃及、叙利亚和也门反对派的希望和胃口,而“花瓶”的破碎,则让这些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危险政治盟友的防范、削弱,则让埃及的坦塔维元帅、突尼斯的阿马尔总参谋长,在瞬息间从强权政府的保障、支柱,变成最致命的催命符。

此外,贪腐问题也成为上述“家天下”的死结。

卡扎菲宣称“家无私财”,事实却正如反对派所言,整个国家都成了他和他家族、小部落的私财,他的家乡苏尔特、发祥地塞卜哈被倾斜财政建设成梦幻都市,而东部曾经繁华的城市班加西、托布鲁克等却风光不再。

巴沙尔打着“反贪腐”旗号,却把这当做排斥异己、挤压家族内政敌的手段,而他和他的亲信据称贪污敛财达15亿美元之巨,“革命”爆发后被“维基泄密”等泄出的若干电邮、资料,令巴沙尔夫妇苦心营造的“正面形象”在西方世界土崩瓦解。

萨利赫通过几十年的经营,已将其家族从原本不起眼的寒门,变成也门第一大权贵家族。

穆巴拉克家族通过长期贪污、吃回扣和聚敛,据称已积攒超过700亿美元的家庭财富,尽管数额可能有不少夸大,但其家族的贪腐本身却很难抵赖。

至于本.阿里,“吃相”就更难看了。

据法国《世界报》援引法国情报部门的消息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之妻特拉贝尔西直到下台,还向突尼斯央行勒索“下台费”,包括1.5吨金条和4500万美元现款,“不给钱”就不下台。

外力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阿拉伯之春”爆发之际,适逢欧美经济危机和全球粮荒,前者令阿拉伯各国外向型经济陷入困境,政府收入减少,企业破产增加,贫富悬殊拉大,失业率飙升,后者则造成贫困阶层民不聊生,对政权离心离德。事实上,“阿拉伯之春”最初在各国,几无一例外是从经济斗争开始的,其中埃及早在2007-2008年就爆发了“粮食骚乱”,而穆巴拉克当局却对此颟顸麻木,视若无睹。

值得注意的是,近1个多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经历过多次跨国的、大规模的变革,而这些变革无不带有“时髦”的包装,如20世纪初的“反奥斯曼”,二战中的“民族自决”,60-70年代的“泛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和此次的“自由民主”等等,尽管包装随时而变,但其背后深刻隐藏的,却仍是这块五海(地中海、黑海、红海、波斯湾、里海)三洲(欧亚非)之地亘古不变的矛盾主体:民族、宗教、部落和权力。本轮遭遇冲击的专制者,正是上一轮“泛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者、革命者,他们打着“民主、革命”的旗号,推翻了旧的君主专制,却建立起新的共和专制;此次“民主、革命”旗号似曾相识,背后推手,却成了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君主制国家。有的没有议会,有的没有宪法,有的没有反对党,即便有也是虚应故事,是全球范围内仅存的几个君主专制国家,当然未必真的热爱民主和“普世价值”。但这六国的当权者,正是掌握着逊尼派宗教话语权和麦加圣地的瓦哈比教派代表人物,它们在背后的运作,无疑让各国原有的矛盾、冲突雪上加霜,让反对派如虎添翼。事实上,本轮但凡“逊尼派造反”或“造共和的反”几乎都大获成功,而“什叶派造反”或“造君主的反”则无一成功,在巴林、摩洛哥、沙特的东方省,都不例外。

此次“革命”是全球化、网络化时代,这不仅令专制者对反对派的打压、信息封锁变得十分艰难,让反对派的组织、串联和争取外援变得容易,也让“舆论战”成为又一个重要战场,卡扎菲在很大程度上是“败于舆论”、“败于网络”,而巴沙尔目前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舆论战”、“网络战”处于下风的结果使然。

唐太宗曾说过,打江山“取之或可以逆,守之则不可不以顺”。这些强人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最终只能骑在马背上,眼睁睁看着天下从马上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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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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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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