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

2012年10月11日格林尼治时间11点，瑞典学院以“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传说、历史和现实融合于一炉”的理由，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后者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获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的获奖，让围绕“中国作家何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种种猜测、争议、误会，甚至闹剧和笑话，总算有了一个了断。

中国作家和文学圈对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从鲁迅戏称之为“诺贝尔赏金”，并对当时中国作家群“围观”访华的第一位亚洲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以善意调侃，到围绕鲁迅、老舍等老一辈作家生前死后、五花八门、真假难辨的“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传说，尽管有倨有恭，态度看似迥异，却无不表明这些文化人心目中，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何等重要的大事，追慕者固是毫不掩饰地艳羡，调侃者又何尝在心中真正将之“平常化”？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人何时能获奖”、“哪个中国人能第一个获奖”，又成为文化圈、乃至出版圈议论不辍的话题，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不再是“一人得实惠、全国得光荣”的单纯奖项，在出版商业化的时代，押对了宝就意味着在市场开发领域事半功倍，意味着数不清的“附加值”。最初是北岛，后来相继有贾平凹、严歌苓，当然也包括莫言，被有意无意地卷入这种“押宝”行列，甚至有嗅觉灵敏的媒体专在颁奖前夕赶赴作者家乡、故居“埋伏”，盘算着“第一时间发特稿”的名实俱收。

如果说这样的“押宝”最多算是“过于热情”，却仍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合理范围内，那么另一些传闻就只能用荒唐滑稽来形容了。

比如近些年被传“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甚至“进入20人、10人、5人候选大名单”的中国作家，就包括叶世斌（某县级市国土局长）、曹乃谦，乃至“四川某青年诗人”、“安徽某文化馆长”等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而一些顶着唬人大头衔的机构，如“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等，也趁机兴风作浪，折腾的结果，是知根知底者真欢喜（或增加知名度，或得到销量），盲信盲从者空欢喜。

出现这些怪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不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规则（许多文学组织都能获得提名权，每年发给瑞典学院的提名信近400封，但最终真正入围的不过十多人；入围最后筛选的名单需保密50年，等等）、出版商借炒作牟利（某台湾作家和某旅美女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闻都令其新作大卖）、当事人自己炒作，等等等等，但之所以屡试不爽，长盛不衰，说到底，还是国人的“诺贝尔情结”作祟。

一些作者、文化人、媒体人，乃至普通读者，将诺贝尔文学奖视作“世界最佳作家”或“世界最佳作品”的锦标赛，将获奖视作夺取了文学界的世界冠军，认为只有获奖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和身价；更有一些人将该奖视作“政见奖”、“良心奖”、“道德奖”，执拗地认定和自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某些作家理应获奖，另一些在其看来“不够纯粹”者则根本不应被考量，一旦结果、甚至传闻不合心意，便摆出党同伐异的姿态鼓噪，反之则弹冠相庆，欣欣不已。

正如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马跃然先生所言，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不过是“欧洲偏远地区一些不懂欧洲以外文字的70岁以上老头，根据自己独特口味评选出的一个文学奖项”，所反映的是这些评委、充其量是瑞典学院对当代世界文学、作家的观感，见仁见智，如此而已。他们当然有自己对作品、作家，以及作家的创作能力、道德操守的评价，但这些评价未必符合公众的感受，也未必都符合事实。自1901年至今的111年里，已有109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既有罗曼.罗兰、泰戈尔、萧伯纳、聂鲁达这样众望所归的巨匠，也有赛珍珠这样莫名其妙的人物，而未入评委法眼的，却也有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昆德拉、普鲁斯特和劳伦斯这样响当当的名字，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当作“文学奥运”，将获奖者视作“世界冠军”，将中国人获奖当作“为国争光”，将中国人长期缺席视为“国耻”，等等等等，都是“诺贝尔情结”的扭曲反映，是“非文学”的逻辑。

事实上，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归根结底是一个欧洲小国狭窄文学评论圈的评奖，对于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和习惯与之相差甚远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作者、作品而言，海外出版的力度、欧洲文字翻译的水准，就成为重要、甚至关键的因素。本身很难称为一流作家的赛珍珠以似是而非的“中国乡土元素”获奖，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英语作家的真实身份息息相关。

此番莫言能脱颖而出，固然与其勤勉的创作、大量的作品有关，但海外发行的普遍，和翻译水准的不俗，起到很大作用。莫言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早在1988年便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此后20多年里，其大部分作品陆续被翻译成英、法、西、德、瑞典、俄、日、韩等十多种语言，出版到几十个国家，其中美、英、法等出版大国几乎出版过其所有主要作品，而诺贝尔奖的“主场”瑞典，近年来也接连出版了3部之多。这些作品大多由主流出版社发行，承接翻译的也多是著名汉学家，如美国的葛浩文、法国的诺埃尔和莉莉娅.杜特莱夫妇、尚达尔.陈-安德罗，以及瑞典的陈安娜等。

除了海外发行数量、力度和翻译水平，作品的“对口味”也很关键，莫言的作品在中国虽引起过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其故事、叙述和描写手法，是异文化的评判者很容易看懂、接受、欣赏，并将之视作“中国文化符号”的——当然，这未必符合事实，却也实在无可厚非，甚至无可奈何，毕竟，这本就是体现一个北欧小国的小文化圈子，对世界当代文学理解的一个奖项，从某种程度上讲，更该接受“打分”的不是全球当代作家，而是这个小文化圈子对全球当代文学的理解力和欣赏水平。

至于“作家的良心”或干脆说政治倾向，则更非获奖与否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百余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既有萨特这样激进的左翼，也有丘吉尔等公认的保守派，既有“体制内作家”，也有长期流亡异国他乡的异议人士。文学奖就是“文学的奖”，评判标准，自然只能是作家及其作品的水准、感染力和影响力，奢求其同时成为“创作伟人”和“道德完人”，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当代文学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政治和现实，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同样，诺贝尔奖的评委们也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作家、作品（这里丝毫没有贬义，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获奖者，本就是每个评委应有的权力和分内的工作）。问题在于，这种价值观、道德观和政治的取向对获奖人选结果的影响，是评委的特权和专利，而实在不关“围观者”什么事。

每一个文学爱好者（或非文学爱好者）都有权坚持自己的文学观、价值观、信仰和取向，也有权根据自己的这些观念、倾向褒贬任何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个奖项，和一个评选的结果，甚至有权将自己的评选结果公诸于众（只要别人乐意听），却无权将自己的选择和取向强加于人，强加于诺贝尔文学奖。

无论如何，莫言的获奖是一件好事，作为当代创作最勤勉、出版作品最多的中国“纯文学作家”之一，作为当代屈指可数、既能跻身文学殿堂又能确保一定出版发行量的中国作家，作为一名出身贫苦农村家庭、创作勤勉的努力作者，作为一个既为体制内所接受、又敢于对当代社会丑恶现象提出批评、针砭的文学人，作为当代中国在海外发行作品最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数量最多、获得外国文学奖项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工作、辛劳和贡献，理应获得尊重和认真评价。莫言的获奖，不仅有助于世人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也有助于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诺贝尔情结”，从期待中国人“破蛋”的焦躁，回归一份理应具有的、读者对待作家、作品和奖项的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