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计划生育”么？

去年12月17日和12月19日，菲律宾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了“计划生育法案”，12月29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签署了该项法案，使之成为正式法律，据悉，这项法令已于本月中旬正式生效。

然而这项法令未等贯彻实施就引发轩然大波：菲律宾天主教会多名主教发出抵制呼吁，一些亲天主教会的政治家和司法界人士甚至声称，将通过法律途径挑战“计划生育法案”的合法性，使之无疾而终。

这个“计划生育法案”到底是怎么回事？菲律宾为什么需要“计划生育”？政府打算怎样“计划生育”？既然“计划生育”如此必要，何以反对声浪又这样强烈？ 

地少人多 不堪重负

不管“计划生育”的内涵是什么，其目的大抵是一致的，即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手段， 达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的目的，而一旦某个国家产生控制人口增长的需要，则必然已到了人口“爆仓”、不堪重负的地步。

2011年1月31日零点前两分钟，一件既可以算小事、也可以算大事的新闻，出现在全球各大传媒的显要位置：全球第70亿人口——女婴丹妮卡.卡马乔在菲律宾马尼拉一家医院呱呱坠地，一时间全球祝贺声如雷，联合国高官也专称前往医院探视。

但躬逢其盛的“东道主”、菲律宾卫生部长欧纳却对此忧心忡忡：作为全球第12大人口国，总面积不到30万平方公里的菲律宾，人口总数已达9400多万，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295人，居世界第32位。

比人口绝对数量更让人担忧的，是增长的势头实在太过迅猛：

据官方资料，1939年菲律宾全境仅有1600万人，1970年已高达3670万，1990年达6070万，2004年达8400万。

由于统计工作组织混乱，菲律宾的人口出生率一直是一笔糊涂账，有说“人口出生率为2.36%”的，有说“总和生育率高达4.5%”的。“第70亿地球人”诞生之际，菲律宾国家统计局给出了人口增长率2.04%的官方数据。去年12月17日众院通过“计划生育法案”之际，菲律宾政府经济规划部长巴里萨坎宣称，一旦该法案切实贯彻实施，菲律宾“有望在2020年将女性生育率降至2.1线下”，他给出的平均女性生育率为3.1，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3.1个孩子。

不论哪一组数据最确凿，这个势头都是可怕的：幅员狭窄、资源并不算丰富的菲律宾，其人口增长率不但在整个东盟名列前茅（如面积差不多的泰国，妇女平均生育率仅为1.5），且在全球人口总数排名前20的国家中，仅次于南亚的巴基斯坦和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

人口负担的沉重，令菲律宾的社会发展步履维艰。

首先，人口密度过大（同为东盟国家的印尼和马来西亚，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仅分别为46人和83人），令资源不堪重负，也带来生态、环保压力，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其次，人口过多严重影响菲律宾民生发展。尽管经济增长率有时很高，但都被人口增长“吃掉”，2004年时菲律宾人口统计局曾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率过高，菲律宾人均生活水准翻两番，竟需要49年时间，这在婚龄普遍较早的菲律宾，差不多相当于两代人了。由于人口负担沉重，菲律宾虽是东盟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但花在每个中小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只有每天21比索（约合人民币3元），因贫困而辍学率高达近10%。过剩的人口导致大量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菲律宾有童工逾500万，街头流浪儿150万人以上，由于国内找不到工作，菲律宾成了著名的“菲佣国”，大量适龄劳动人口不得不背井离乡，去中东、香港、欧美等地从事家政服务等劳务输出业。

人口过多也令该国人口健康状况堪忧。每年菲律宾因营养不良或照顾不善而夭折的5岁以下儿童数以百万计，2011年8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显示，菲律宾孕妇死亡率2006-2010年间竟上升了36%之多，即从每日11人增至14-15人，且多数为贫困家庭妇女。

更麻烦的是这个趋势还在延续：2009年，世行报告预测，菲律宾将在2015年突破一亿人口大官，但菲律宾人口委员会执行主任欧西亚斯日前表示，如得不到有效控制，菲律宾全国人口到2014年就将突破1亿。2004年3月，该委员会曾预计，菲律宾将在2034年代达到1.7亿人口，倘届时局面一如既往，则菲律宾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将高达6800万。 

呼声渐高 阻力何在

据称，最早有人呼吁实施“计划生育”，以人工干预手段控制人口，系1998年的事，当时一些菲律宾有影响的社会工作者在媒体上撰文，主张由国家对避孕工具实施补贴，从而提高菲律宾的避孕措施普及率，同时由政府牵头，在社会上普遍开展避孕常识教育。2004年7月，菲律宾众议院议长德贝内西亚首先提出“两个孩子”的主张，希望推动国会立法，鼓励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不久，众议员拉格曼提出菲律宾历史上首个“计划生育法案议案”，要求将“两个孩子”政策法律化，这一消息经支持和反对人口控制的议员在媒体上披露，随即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计划生育大讨论。

然而这种热烈场面可谓虎头蛇尾：拉格曼议案在众议院遭到多数政党、议员的反对甚至嘲讽，最终不了了之；社会上有关“计划生育”、“人口控制”的讨论只热闹了几个月，就由热转冷，又悄然缩回了社会学界。在此期间，菲律宾总人口排名从全球第14上升至第12，当因穆斯林人口比率高、传统上出生率较高的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出生率也开始显著回落后，菲律宾竟成了整个东盟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

此后8年间，不断有社会学界、法律界和政界人士作出种种努力，希望推动人口控制措施立法，但都在社会的强大阻力和议会的重重障碍下一无所获。

明明人口是个大问题，何以就是无法诉诸立法？

首先是宗教和传统因素在作祟。

尽管天主教系16世纪初由西班牙殖民者舶来，却神奇地在菲律宾后来居上，压倒原有的佛教、伊斯兰教和自然崇拜，成为菲律宾最有影响力的第一大宗教。据统计，菲律宾全国天主教徒人数占总人口比率高达80%。

天主教的特点，是听从梵蒂冈教廷的训示，而后者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反对任何避孕、堕胎等人工干预生育的措施，认为这些措施影响了“人类对上帝应负的义务”，是“极不道德的”。和欧美一些虽普遍信奉天主教，但在生活层面早已世俗化的国家不同，菲律宾国内、尤其广大农村地区，天主教信条的“超级忠实者”比比皆是，曾有记载称，菲律宾是每年复活节、耶稣升天节等天主教纪念场合里，采取背十字架、自我鞭挞等苦修手段“自我考验”或“取悦天主”者最多，也是五花八门“神迹”被报告最频繁的国家之一，甚至，它还是天主教世界仅存的两个只许结婚、不许离婚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曾驻扎马耳他骑士团、和天主教有特殊渊源的马耳他）。

该国天主教会一向坚决反对计生措施，主教加布里埃尔.雷耶斯在“计划生育法案”通过后，斥责法案是“堕落的开始”，称这将“毁掉菲律宾人的婚姻、道德准则”，另一名主教毕晓普.弗朗西斯科.克拉夫尽管勉强承认“人口太多对国家是个问题”，却坚决反对人工干预生育，认为如果真有需要，“上帝会自然让人口出生率降下来”。

由于天主教会的影响力，许多政客、商人和媒体名流是他们的支持者和代言人，而天主教传统在民间的根深蒂固，又令许多议员、政客不敢公开支持人口控制立法，哪怕他们实际上早已认识到，人口不控制是不行的。

2004年的菲律宾总统大选，5名候选人中有3名根本不敢提“控制人口”，其余两名虽然提了，在媒体、公众和对手的逼问下也很快三缄其口。

除此之外，一些实权人物、势力从高出生率中获益，不愿人口出生率降下来。

如2004年“人口问题大讨论”期间，正当人口统计局列出数据，证明菲律宾经济和社会发展受人口高速增长严重拖累之际，该国经济发展署负责人却在年终经济简报会议上公开表示，人口爆炸对菲律宾而言非但不是坏事，反倒是好事，因为“人口越多输出海外劳务也越多，而海外劳务输出后的侨汇，正是菲律宾主要外汇来源”。政府歧见如此，社会共识如何能达成？

不但如此，避孕药具价格高昂也是个大问题。

菲律宾经济长期停滞，加上贫富悬殊，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每日为温饱忙碌，BBC报道称，一次使用的避孕药具价格，几乎相当于一个温饱家庭全家一周的伙食费，由于政府迟迟不能推动立法，为避孕药具发放提供补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十分普遍。2004年有官方统计称，菲律宾避孕措施普及率仅47%，而育龄女性怀孕率竟高达3.7%，但同期另一项国外非政府机构的统计显示，在经济最发达、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马尼拉地区，避孕措施普及率也仅有45%，最落后的南方则更仅10%。 

转折的由来和局限

既然困难重重，何以2012年底“计划生育法案”得以通过？

首先，由于周边国家相继进入高增长、高发展阶段，而菲律宾经济增长率虽并不算逊色，却被同样高企的人口增长率硬生生拖了下来，社会各界的忧患意识开始增加。2010年的总统大选，几名主要候选人都提出“控制人口”的诉求，最热门候选人、后来当选的阿基诺三世更承诺一旦当选，将积极推动“计划生育法案”立法，并得到积极反应。社会氛围的改变，是法案得以“闯三关”的基础。

其次，梵蒂冈教廷口风有变。尽管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素以保守著称，继位之初曾多次发表坚决反对人工干预生育的言论，但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艾滋病的肆虐，尤其高级神职人员丑闻的不断爆出，其态度总算有所松动。2011年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他承认，使用安全套等避孕工具“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尽管菲律宾本国天主教会态度顽固依旧，但教廷口气变软，无疑动摇了反计生势力在菲律宾的社会基础，令人口控制的主张变得更理直气壮，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

第三，联合国的督促。去年8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菲律宾代表乌戈齐.丹尼尔斯公开呼吁菲律宾国会通过计生法案，为本国民众提供免费避孕药具，以减少该国15-19岁年龄段贫困妇女死亡率，由于早婚早育，这一年龄段是菲律宾妇女生育率最高、生育死亡率也 最高的。

社会风气的变化、政府的推动和外界的敦促，令支持和反对计生的力量对比，在国会发生了根本扭转，最终促成法案的通过。

然而，这项法案的局限性是不少的。事实上，这项法案与其说是“计划生育法案”，毋宁说是“免费避孕药具补贴法案”，该法案将控制人口的宝，几乎全部押在“政府提供补贴，贫民免费避孕”上，这等于认定，菲律宾的人口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或传统问题，更不是政治问题，而仅仅是“穷人买不起避孕药具”的问题，政府埋单帮穷人避孕，问题就该迎刃而解。为了减少责难，最终付诸表决的法案还撤掉了“人流合法化”的条款，仍然坚持“任何流产都是犯罪”的旧规——哪怕因强奸而怀孕，也得把“天赐”的孩子生下来。

这种过于简单的解答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反对派的阻力，却也等于回避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就在众院通过法案的第二天，天主教主教们便召开会议，一方面扬言上诉最高法院，谋求司法推翻“计划生育法案”，一边继续试图通过教会的影响力干预社会，让好不容易通过的法案变为一纸空文。雷耶斯主教就公开呼吁菲律宾全体天主教徒“无视这项不道德的法律”、“即便避孕不要钱，你们也不要去动这个念头”。

很显然，这个“计生法”只能解决“避孕避得起”这个层面的问题，却无法确保说服最需要避孕的贫困人口接受这从天而降的社会福利，更麻烦的是，一旦推行效果不彰，免费发放药具的钱花了，人口却控制不住，政府和社会的财政负担反倒会加剧，届时又将是一番政治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