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江阴市华西村还叫“华西大队”时，这里就是号称富庶的苏南农村中，数得着的富庶典型，村支书吴仁宝的名字自然也和一个“富”字始终沾边，上世纪80年代中，家父一个同事的女儿嫁到华西村，家父是证婚人之一，婆家则是吴仁宝的一个不知什么亲戚，婚后三日回门，在娘家（父亲工作的南京市郊栖霞区）摆了一桌，父亲带我也去了，这是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第一次听到“吴仁宝”的大名（“华西大队”则早在学校政治课上听过），几十年过去，时过境迁，席间吃了什么，又说了什么，早已记不真切，但隐约仍能忆及新娘子眉宇间的满足，和婆家人毫不掩饰的、居高临下的骄傲：“省城怎么了，我们华西和吴家富得多了”、“不但吴家，华西家家都那么富”。

说起来家父是70年代初搞苏南社队企业的一众先驱之一，和当时还只是小有名气的华西、吴仁宝都算认识，就在那次“回门宴”后不几年，笔者已在北京上大学，有一次家父正好去北京开会，会后带我去北京南苑“体验体验”，那里正是华西村在北京开的第一个产业——一家如今看来不算太高档的宾馆，当天是开业的好日子，同样在京开会的吴仁宝也在，这是笔者和吴仁宝唯一一次碰面。听说是学生，他嘱咐负责陪客人参观的“妇女主任赵毛妹同志”（也不知是否这样称呼）“走得时候送本书，带回去学习学习”，这是本不厚的小册子，叫《吴仁宝与华西村变》，扉页上有吴的签名，赵主任将书郑重其事交给我是，再三叮嘱“好好学习学习”。这也是我对吴仁宝、对“华西模式”等“学习学习”的开始，尽管直到今日，吴仁宝与世长辞，我对这个“华西模式”也依然混沌不清。

这倒不完全是笔者天资愚钝，领悟力不强，而是吴仁宝本人似乎很不情愿讲“华西模式”，据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作者之一胡福明曾专门去华西村调研“华西模式”，结果“调”得吴仁宝“最好不要讲模式”、“我最怕模式”两句话，从“文革”后期到今天，宣讲“华西模式”的文章、书籍汗牛充栋，电影、电视剧也有好几部，但“华西模式”具体是什么，吴仁宝没有讲，别人似乎也很难归纳。

倒不是吴仁宝不愿讲，事实上据唯一一次直接观察，及许多熟悉他的长辈、朋友介绍，他是个非常喜欢讲话、尤其喜欢给初见面的客人讲话的人，且每次讲话都会提到他的华西村和“华西村变”，但这些讲话要么太宏观，如“什么模式发展好就用什么模式”，要么又太微观，如当初怎样埋头搞副业、搞社队企业，后来又怎么搞工业，村里家家户户有什么没什么，等等等等。而所谓“模式”，不仅要可归纳提炼，更重要的是可复制模仿，但恐怕许多人都和笔者有同样的感触，即“华西模式”无法模仿、更无法复制，据报道称，吴仁宝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而苏南各地仿效“华西模式”的村几乎都以改弦更张而告终。从这个角度讲，吴仁宝既“富”且“贫”——名扬天下，有许多“语录”和“金句”流传，不少人津津乐道于他的“模式”，却没有一套真正的“模式”铭刻史册。

吴仁宝自己也喜欢说贫道富，即一方面炫耀华西村的富足，另一方面强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贫穷”——村里人人有高档汽车，有豪华“第六代”别墅，人均 高达8.5万元，全村年销售收入达512亿元，有令人艳羡的福利、劳保、医保，“比城里人还城里人”的生活，但他本人“不拿最高工资、不住最好房子、不拿最高奖金”，和村里人“共同富裕”，推崇“华西模式”者，也常常拿华西村的“集体致富”和“人人平等”说事。

然而许多熟悉华西的人对这两个“闪光点”不以为然：的确，华西人看似光鲜、富足，但如果算“私财”，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穷人”——至今未实行私有化的他们开着豪车、住着豪宅，但所有这一切却都是“集体的”；村里有一吨重的“镇村之宝”金牛，有高达328米的“中国第八高楼”，有一座座金碧辉煌的“金塔”，但这些也都是“集体的”。吴仁宝不讲究吃，不讲究住，但旁观者却指出，他生前和四子一女可支配的“集体的”华西资金占华西总资金量90.7%，吴氏家族在村委中所占比例高达72%，总人数达36人之多，“老支书”退而不休，“小支书”世袭秉政。可以说，华西村民是“藏贫于富”，而吴家却“藏富于贫”：“集体的”既然九成由吴家支配，又何须将富裕两字写在名下？至于“平等”，不仅“执政家族”事实上和其他家族并不平等，华西本村和并入华西的其它村、华西村民和外来客工，事实上更不平等。

正如许多华西人或非华西人，欣赏或不欣赏“华西模式”及吴仁宝的人所共同指出的，“喜欢讲发展”、“不喜欢讲模式”，恐恰是吴仁宝最成功的地方。《吴仁宝和华西村变》中津津乐道于“大跃进”时说服村中寺庙捐出铜钟应卯“大炼钢铁”、编造亩产以应付上级检查，吴仁宝和村民却偷偷搞生产、搞副业，“文革”时抽调少数人敷衍形式主义，背后却偷偷抓农业生产，搞社队企业，以及全国大搞“包干到户”时仍然坚持集体模式，将全村田地统交30人耕种，而把全村绝大多数劳力转移到村办企业，等等，这被有心人归纳为“摸着石头过河的缩微农村版”，并非言过其实。吴仁宝的这些做法并非遵循什么模式，而正如他本人所言，是在他看来，最符合华西当时实际、最有利于华西经济发展的方法，“把农具铁锅搞去炼钢铁就得饿死，人多地少，‘包产到户’就得穷死”，这种“中国农民式的生存利益最大化”，让吴仁宝和华西村都活出一片天地，成为“中国农村集体致富模式”的一笔丰厚财富。

然而正如前文所反复指出的，华西村模式不可复制：农村工业化也好，集体化经营也罢，华西村的成功有太多特殊性，包括华西村和吴仁宝个人的属性，也包括他们功成名就后，各方各面为培育华西“小气候”、“大模式”而刻意提供的“发展养分”，同样是社队企业起家，农村产业化模式，同样在富庶的苏南，其它村镇有没有获得华西和吴仁宝同样的机遇、待遇？如果整个苏南、整个中国农村在机遇、待遇上和吴仁宝、和华西村“平等”，中国能否负担得起、市场能否消化得了？

吴仁宝在华西村的“藏富于贫”也好，村民们安于“藏贫于富”也罢，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即一方面，村民们相信吴仁宝这个“带头人”，认定将“富”藏在“集体”，交给“老支书”打理，对自己最为有利，另一方面，吴氏家族生前仍能惟“老支书”马首是瞻，安于“垄断村政”和“包揽集体财权”的“里子”，而不求家族奢富的“面子”，但这一切在吴仁宝去世后的今天、明天，又是否能维持下去、能维持多久？

对吴仁宝最大的非议，是他的专断专行，和“限制村民自由”，而他最喜欢反驳的也正是这点，在他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华西和大家好，而村民们也并未被剥夺自由，而是心甘情愿接受现状，甚至走了也会回来。这在“共富”的当下确是事实，但正如华西尚未成为如此招摇“模式”、“现象”的“小有名气”时代，一些村干部所坦言，在60年代、70年代，虽然华西的日子比邻村已属小康，但“离村出走”另谋高就的村民、甚至吴氏家族自己人也大有人在，当吴仁宝已与世长辞，“共富”或成疑问的明天、后天，他的子孙能否将“吴仁宝的模式”延续下去？

如前所述，吴仁宝和华西的成功，有太多不可复制之处，既有个人因素、地方因素，也有外界刻意营造大环境的因素。如果说，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氛围里，吴仁宝的“中国农民式的生存利益最大化”，他的“摸着石头过河”、“不讲模式的模式”，以及大包大揽的家长制作风，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那么，在整个社会日新月异，商业经济蓬勃发展，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能趋于过剩，资本运作日趋规范化、专业化，个人自由意识普遍觉醒的趋势下，这种“吴仁宝式的智慧”，即便吴仁宝真如某些人所赞颂的“寿活千岁”，又是否能“与时不朽”？如今吴仁宝与世长辞，“没有吴仁宝的吴仁宝智慧”，又能否在华西继续闪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