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塞浦路斯突然传出消息，称将于19日在议会表决对全体储户征收总额高达58亿欧元“存款税”草案，具体办法为存款10万欧元以上储户征收储蓄总额9.9%，10万欧元以下征收6.75%。消息传出，舆论大哗。

按照野村证券专家的计算，这项新税意味着全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5%，或年GDP总量的10%，将变为税款纳入国库，且不论贫或富，本国人或外国人概莫能幸免。这项被许多评论者称为“发疯”的计划，实际上是欧洲央行强加的：由于塞浦路斯国内两大商业银行塞浦路斯银行和塞浦路斯民众银行基本丧失支付能力，该国几个月来一直以来欧盟和IMF联合设立的“紧急流动性援助”（ELA）救急，以免破产。ELA利率较高，且债务由受援国政府承担。塞浦路斯GDP总值仅180亿欧元，而纾困金首期就将高达100亿欧元，最终需投入170亿欧元方可奏效。如果接受这笔ELA纾困金，塞浦路斯资产负债率将高达180%，且政府根本无力担保按时还本付息，这是欧盟、IMF和欧元区所无法容忍的。

在欧洲央行看来，塞浦路斯金融体系资产总规模高达1250亿欧元，为年GDP总量7倍有余，只要通过征收“存款税”，“赖掉”部分内、外债，就可在整个ELA纾困阶段，将塞浦路斯债务水平控制在年GDP总量128%左右，如此一来，欧元区和IMF的纾困资金就有了还款保障。不仅如此，塞浦路斯存款总额的1/3为非欧元区存款，也就是说，“赖账”的损失，至少1/3会由“外人”承担，且因为“外人”多是大户，只要对大户提高税率，“外人”承担比例还会大增。正因如此，欧洲央行才逼迫塞浦路斯征收“存款税”，凑足相当于“保证金”的58亿欧元，否则就不再支付100亿欧元ELA，任由塞浦路斯破产。

对于塞浦路斯而言，欧洲央行的这个“赖账计划”实在是个接不是、不接也不是的烫手山芋：为争取早日摆脱经济困境，塞浦路斯两年来绞尽脑汁吸纳外资，包括吸收俄罗斯等国储金、向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富翁开放投资移民、勾勒本国天然气开发蓝图吸引海外投资等，这三项无不和吸储息息相关。倘突然征收“存款税”，等于将这些好言劝来的外国资金“绑票勒赎”，后果可想而知。但倘不应允，ELA“断顿”的后果，也断非塞浦路斯所能承担——更何况欧元区早有人发出“不行就踢出欧元区”的威胁。

屋漏偏逢连夜雨，穆迪在3月13日将塞主权信用级别下调至Ba1的垃圾级，且评级展望为“负面”，这意味着想通过发行主权债券融资纾困，也几乎不可能。

然而这项被曝光的计划尚未等到议会投票，就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

自1992年后，欧洲范围内尚无小储户被金融危机殃及的先例，而此次塞浦路斯的做法将开启先河，举国储户不论穷富玉石俱焚，国内外反响不言而喻。“赖账”的最大海外损失赖账俄罗斯，这当然非一贯秉持“实力外交”的后者所能堪，消息传出后后者一再严厉表示“决不能接受”。

迫于内外压力，3月19日的“存款税”表决以执政党19票弃权、其余36票全体反对而告终。

然而问题并未因此解决：塞浦路斯方面本想借表决结果逼迫央行降低“要价”，或要挟俄罗斯纾困，但均未达到目的，欧洲央行始终坚持“必须征收存款税”、“58亿欧元底线不能减”，而俄罗斯则明确拒绝在旧账未了的前提下再借新帐。

鉴于此，短短几天内塞浦路斯方面接连拿出几套应急方案，如修改“存款税”征收方法（总存款额10万欧元以下、10-50万和50万以上，分别适用3%、10%和15%税率）；将所征收的“存款税”按比例折成“天然气投资债券”发放给储户等， 3月22日，议会更以26票赞成，2票反对，25票弃权，通过一项“银行重组法案”，一方面宣布保护第一大商业银行——塞浦路斯银行储户，另一方面宣布对第二大商业银行——塞浦路斯民众银行进行清算，即将后者较好资产并入前者，其余予以清盘，通俗地说，就是“赖小保大”，通过“赖掉”民众银行10万欧元以上存款的“一大部分”（据传达20-30%），让政府获得36亿欧元资产，从而将“存款税”压力减负至22亿欧元。除此之外，还通过“资本管制法”和“国家团结基金法”，前者允许政府在银行恢复营业后限制非现金交易、支票兑现、现金提取和支票账户转定存，后者则希望用“国家团结基金”吸引国内外投资纾困。

但这些措施究竟能起多少作用，实在可疑：不论采取任何变通手段，“58亿”的总“盘子”是丝毫不能减的，塞浦路斯必然要“赖账”，且必然波及小储户、外国储户和海外投资者，只是比例、程度和形式不同，如此则既不能避免一旦银行重开（自3月16日起银行一直停业）后的挤兑风潮，更无法让国内外投资者相信，塞浦路斯还是个可信赖、有安全保证的投资环境。

然而麻烦又何止于塞浦路斯一国：“婆婆”欧元区也并不轻松，甚至更不轻松。

欧洲央行是个既无统一财政，又无统一金库的松散集合体，欧元则是基于成员国和国际金融市场对欧洲一体化信心的“信用货币”，一旦这种信用受损，欧元的国际地位、欧元区的稳定和声誉，都会受到极大动摇。通过逼迫塞浦路斯“赖账”，欧洲央行固然可减少ELA“有去无回”的损失风险，但由此丧失的，则是欧元和欧洲金融投资环境的安全信用，因为人们很难相信欧元区主席迪塞尔布洛姆“只限塞浦路斯，下不为例”的保证——以前在希腊、在冰岛，欧元区的大员们何尝没那么说过？欧元区和欧元，能承担得起这样的信用风险么？

或许，如某些欧元区成员国领导人所言，严肃欧元区赤字、债务负担比率等“红线”，下狠心将那些不达标的成员国踢出去，才是壮士断腕、让欧元区和欧元彻底摆脱“穷国拖垮富国”噩梦的根本出路，然而在欧元区和欧盟众所周知的低效运转下，这样的狠心一刀，出手又何尝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