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6日，第五届金砖国家峰会在南非德班举行，远在北非的摩洛哥《国家报》上有文章称，这次峰会象征着“左翼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

表面上看似乎的确如此：金砖五国中只有印度是中派政党执政，其余四块“金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巴西执政的劳工党和南非执政的非国大都是老牌左翼政党，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被许多人视作左翼政治家。

一些持“左翼力量在增长”论调者进而指出，近年来左翼政党在世界各国都呈复苏之势：法国社会党时隔10年重夺执政地位，意大利也刚刚选出久违的左翼总理莱塔，南亚的印度、尼泊尔，不仅合法活动的共产党组织十分活跃，左翼游击队也仍然存在。在拉美，左翼更俨然政治主色调，有人曾统计称，整个拉美除了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右翼执政国家外，几乎都是左翼的“一统天下”。

然而这些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或充其量是问题的一面：上面提到的、看似仍活跃的左翼，绝大多数要么已公开放弃输出革命，要么是早已融入主流民主生活节奏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别，要么至少在表面上摆出一副“民选”、“宪政”的模板，其中一些原本就不属于国际共运范畴……而那些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全球范围内已如凤毛麟角。

左翼执政知多少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尚有共产党或共产党性质政党的国家和地区共63个，大小共产党、共产党性质政党近百个（有的国家不止一个共产党性质政党）。

但如此多的共产党中，处于执政地位的却寥寥无几：仍为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处于永久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仅有5个（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曾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今体制已经变化，通过多党制选举成为执政党的仅两个（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并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多党制选举中上台单独执政的3个（坦桑尼亚革命党、尼泊尔联合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此外，还有一些共产党因加入执政联盟而成为联合执政党（如安哥拉共产党是安哥拉执政党——人民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一些共产党在某些联邦国家的个别行政区是执政党（如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印度境内多个邦的执政党）。

绝大多数共产党，则处于非执政地位。

在西欧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法国、德国和英国，共产党都已远离执政地位，曾是欧洲最大共产党的法国共产党，如今其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得票率已超不过2%，最后一次成为联合执政党已是1984年的事；二战前曾一度是唯一堪与纳粹党分庭抗礼的德国共产党，和前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如今都沦为小党，前者已被议会政治甩离，后者更名“德国左翼党”并和其它小党结盟后站稳了脚跟，但和盟友相加，支持率也仅8%左右；英国共产党的地位更尴尬——自1950年起，这个党就再未能获得哪怕一个议席。

北美洲的共产党处境更加艰难：美国共产党20世纪前期曾号称有10万之众，如今名义上的党员也仅3000人；加拿大共产党的历史十分悠久，是除号称“天然执政党”的联邦自由党外，该国第二古老的党派，可这个党派在三级议会中连一个席位都没有。

号称“左翼最后据点”的拉美，虽然左翼声势浩大，但共产党血统的政治力量却并未因此沾光，曾拥有成千上万党员和庞大政治影响力的哥伦比亚、智利等国共产党如今已悄无声息。

在非洲，独立运动兴旺之际，许多国家都模仿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上世纪80-90年代，这些国家又纷纷从一党制、计划经济转型为多党制、市场经济，一些曾经信奉社会主义、武装斗争的政党，如阿尔及利亚、加纳、南非等国的执政党，如今仍在执政，却已不同程度转型为普通的中左政党。

可以说，除了几个仍然“健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南亚、东南亚的菲律宾（这里的“新人民军”仍在打游击）等个别“死角”，“正统左翼”的影响力每况愈下。

“模式失败”是关键

意大利著名左翼政治家、理论家，有“教授”之誉的退休左翼领导人普罗迪曾经评论称，苏联模式的失败，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不仅让走一党制路线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此瓦解，也让“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各国共产党陷入“模式失败”的灭顶之灾。

正如普罗迪所指出的，苏联-东欧模式在与西方竞争中的失败和解体，让“计划经济不如自由市场经济”、“共产主义不如民主主义”的理念在广泛范围内成为更多人承认或默认的价值观，而那些仍顶着共产党名号的欧洲左翼政党，则动辄陷入被政敌以前苏联、东欧集团的失败相比附的惨淡境地。如战前是中欧最发达工业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在经互会时代变得死气沉沉，远不如战前发展程度不如自己的比利时等国；战前是同一个国家的西德和东德，战后在几乎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到柏林墙倒塌前夕，东德已被西德远远甩在身后。在80-90年代，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在讨论改革，都不同程度承认既有模式的失败。冷战的结果，苏联的命运，则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欧美各国的左翼政党为求止损，不得不纷纷与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即便如此，也依然免不了节节后退的尴尬。

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如此。

一位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在评述“非洲各国何以在80年代末纷纷‘向右转’”时，曾举了西非几内亚和科特迪瓦两国的例子，前者独立之初经济基础良好，国内物产丰富，拥有铝土等有价值的矿产，后者独立之初经济基础逊色得多，且是较单纯的农业国，矿产资源贫乏，前者独立后长期奉行苏联模式，后者则是黑非洲为数不多、自独立之初就奉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到80年代末，科特迪瓦已成西非经济强国，而几内亚则贫困依旧。另一个曾长期奉行苏联模式的西非国家加纳，靠勃涅日涅夫的“输血”风光一时，但这种“风光”水土不服且浪费严重（苏联援建的加纳阿克拉机场配备了昂贵的扫雪车，而实际上这个邻近赤道的机场有史以来从未下过雪），待苏联国力不敷收缩援助，“失血”的加纳便陷入通胀窘境，一位贝宁众议员在谈到“贝宁为什么不再‘左’”时曾坦言，“左”和“右”对年轻的非洲各国而言都是舶来品，独立后的实践证明，“左”行不通，那么除了向右，便别无选择。

“输出革命”源头枯竭

左翼常以国际主义相号召，“工人阶级无祖国”是19世纪末左翼的名言，第一个“深左”政权——巴黎公社，核心成员中就有大量外籍、无国籍人士，第三国际时，各国共产党更都以国际支部形式存在，西班牙内战没有苏联军援和国际共产党人的人力支持便支撑不了数年之久，朝鲜的分治、越南的统一，古巴在美国眼皮底下的存活，和这种“输入革命”关系重大。

在冷战时期，这种“输出革命”成了一种常态，“输出”的不仅有“主义”、军援和经援，还有实打实的军队：古巴在70-80年代扮演了“红色雇佣兵”的角色，他们不仅出现在邻国格林纳达，和前来干涉的美军短暂交火，还在非洲纳米比亚和安哥拉与当地右翼武装及南非军队缠斗。1977年的科尔韦齐事件是这种“输出革命”的代表作（当年苏联、古巴雇佣军从安哥拉潜入扎伊尔，占据矿业重镇科尔韦齐，捕捉西方矿业公司人质，试图“输出革命”，当时扎伊尔执政的蒙博托政府不得不紧急求助国际社会，法国、比利时、摩洛哥、埃及和扎伊尔五国联军在美国空军运输机支援下血战一个多月才将其击退），而在南非强大军事压力下保住安哥拉多斯桑托斯政权，使后者击败右翼对手萨文比，则是“输出革命”的经典成功范例。

在冷战期间，为了和西方阵营竞争，社会主义阵营在“输出革命”方面不惜工本，如本身经济状况不佳的朝鲜，为了“国际共运大局”向非洲各国慷慨捐助了大量桥梁、隧道、纪念碑等标志性建筑。贝宁经济首都科托努因曾矗立多座“输入”的左翼标志性建筑，市内既有“列宁广场”又有“金日成广场”，被戏称为“小莫斯科”、“小平壤”。

这种靠“输出”繁衍的革命根基浅薄，一旦源头枯竭则难以为继。80年代初，中国停止在南亚、东南亚“输出革命”，导致当地“毛派”左翼政党、武装大多迅速趋于低谷，而非洲的“深左”武装运动在冷战结束后也因“断粮”而纷纷销声匿迹或转型，曾是“小莫斯科”的科托努，“列宁广场”的名字如今连许多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何止，原本矗立广场中央、苏联人赠送的列宁雕像，如今仅剩一座乱糟糟的基座。

曾经十分活跃的拉美极左派游击队，在古巴等“输出”源头无力维持后也趋于式微，或停止活动，或如哥伦比亚、秘鲁某些派别那样，沦为“和毒贩争口粮”，靠走私毒品、绑票勒赎“养家糊口”的犯罪团体，他们的“轰动性新闻”也只剩下美国-哥伦比亚联合扫毒，或绑架女候选人贝当古夫人等“难辨左右”的负面消息。

查韦斯挟“石油美元”对加勒比海诸国大洒金钱的“玻利瓦尔运动”曾被许多人视作“输出革命”的复活，但事实证明，这仅仅是这位民粹领袖好大喜功、广种薄收的外交举措，他洒出的金钱和援助，为自己获得了一些国际知名度，和拉美各受援国的许多喝彩，但并未改变这些国家的“颜色”。至于名噪一时的“绿色革命家”卡扎菲，严格说很难归为“左翼”或“深左”，且其在非洲、阿拉伯世界的“输出革命”空有动静，最终无不是碰得头破血流，在乌干达被装备简陋的坦桑尼亚军队“逆推”，在乍得拥有坦克飞机大炮的现代化大军被开着丰田车、架着反坦克导弹的法国-乍得联军打得丢盔卸甲，更让他以另类方式成为国际当代史上的名人。

政治错误的代价

两次大战之交，英国、法国的左翼政党曾十分强大，英国历史学家曾回忆称，30年代中后期，伦敦各大学、公园举办的左翼集会、讲座常常人满为患，左翼报纸不但要加印，等不及的人还会直接抄录传阅。法国的两个“深左”政党——法共和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中获得全部608个议席中的219席，加上“中左”议席则已过半，成为“深左”在欧美主流政坛崛起的历史标志，导致左翼人民阵线政府的诞生。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法国人民阵线胜利的影响：据一位当年在中国西北传教的法国神甫叙述，在1936年初夏的一个深夜，一支红军游击队冒险来到他处于敌后的教堂，目的只有一个：让他“设法”帮忙，给组成人民阵线政府的“法国同志”代致以中国革命者的崇高敬礼。

然而这些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第三国际的推动，一旦第三国际转向，这种基础薄弱的成果也就很容易在顷刻间毁灭。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法国对德宣战，不久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英共、法共奉命停止一切反纳粹宣传，转而抨击“帝国主义战争”，甚至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在工厂中广泛开战“反战”运动，并喊出“多磨1小时洋工等于多干一小时革命”的口号，导致民心大失，有前英共党员回忆称，二战爆发后因为“反战”，原本门庭若市的“左翼读书会”只剩下寥寥几人，甚至印刷厂都拒绝承印左翼报纸，宁可倒贴钱也要废除合同。

二战结束后，一些曾被德国占领的西欧国家，共产党因积极参与武装抵抗而重新获得威望和群众基础，并在多国获得执政、参政地位，但随之而来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变、捷克事变和中苏论战，令欧美许多共产党出现党员、基本支持者大量流失的局面；70年代初，欧美国家经济结构升级、转型趋势已十分明显，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仍墨守成规，死抱僵化、过时的苏共模式，最终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衰落下去，从此远离执政党地位。

“我们曾如此热爱革命”

1968年诞生于法国的“五月风暴”曾席卷欧美，被公认是战后左翼社会运动的巅峰之作，但同时也是“深左”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五月风暴”发生前，萨特等左翼哲学家是西欧思想界的主流，在青年人中影响力深厚，青年人曾喊出“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右翼哲学家）对”的口号，欧洲电影界更是左翼的一统天下。“五月风暴”后一切都变了，学生和年轻人开始“去左翼化”，右翼取代左翼成为社科思潮的主流，曾经“红得发紫”的电影圈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五月风暴的骨干也在变：学生会领袖雅克·索瓦捷奥成了雷恩的艺术学校校长，因校园活动入狱的阿兰·吉斯麦当过法国教育部长的高级顾问，前马克思主义者艾德威·布莱内则是法国领导主流社会的《世界报》的主编，第一个挑起“五月风暴”的德国“深左”人士“红毛班迪”，如今则成了欧洲议会负责德国绿党事务的议员领袖，在他自己的回忆录《我们曾如此热爱革命》中，干脆把当年的行为斥之为“傻事”。当年五月风暴里积极要求改变制度和结构的先锋，如今却成了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成员毫无区别的权势人物，已倒闭的《新闻周刊》在介绍这些昔日闻人时用了充满嘲讽的标题：让我们不要改变这个世界。

正如历史学家所总结的，1968年的孩子认为他们能改变世界，而1998年的孩子只能看到自己被远远超出自身控制力的巨大力量所改变，30年前的激进行动的意义只不过是使如今的学生更了解自身的局限性，时代的压力，就业前景的不容乐观，让他们远离了浪漫的乌托邦主义，对他们而言，“乌托邦就是找个饭碗”，而五月风暴，“不过是遥远的民间传说而已”。1998年，已是成功人士的“红毛班迪”重返楠泰尔，试图向学弟学妹们讲述自己的革命历史，却在一片哄笑中被人朝脸上结结实实扔了块奶油蛋糕。而10多年后的今天，“红毛班迪”已一身正统打扮，在欧洲议会高谈阔论“如何防范共产主义思潮复活”，以至于许多“老自由派”议员讥讽他“忘记自己曾经是‘红毛’”。

至于电影圈，一如法国电影人杜比亚纳所言，他们在“红五月”之后一度掀起了政治狂潮，一些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小组，如“鲁迅·意识形态行动小组”、“麦德维金小组”和“无产阶级革命电影家小组”等纷纷成立，他们推崇古巴革命或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但这股风尚在73、74年便很快遏止了，原因很简单——当这些抱着“朝圣心理”前往中国“取经”的“深左”看到“文革”电影和样板戏后目瞪口呆，并迅速站到了另一面，对“深左”的反思迅速表现为电影，从70年代初的《妈妈与妓女》、《内心的创伤》，直到上世纪末的《法兰西之歌》、《梦想者》和《戏梦巴黎》，至今也未停止。

许多欧美年轻人仰慕“深左”，是误以为“左”意味着自由和解放，意味着无拘无束，因此他们以“深左”面目发起的“五月风暴”，才会喊出“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随着冷战大幕的徐徐落下，他们看到的“社会主义阵营”却是另一番光景，希望自然也就变成了更大的失望，正所谓“因误解而相爱，因了解而分手”。

“左和更左”

法共被公认为“深左”盛极而衰的典型，曾拥有数百万党员、最高获得21.27%总统大选选票的法共，如今只剩下27万注册党员（已是欧洲第一大共产党了），日发行量曾高达30万份的《人道报》2007年沦落到50901份/日，在11家全国发行报纸中居第10。但即便这样的窘境，这个自诞生起就不断进行“路线斗争”且一次次分裂的党还在继续“斗争”和分裂，1997年、2001年和2008年三次大分裂，不仅诞生了几个和法共彻底决裂的袖珍“新党”，还让本就日薄西山的法共“党内有派”，出现“正统派”、“重建派”、“再造派”、“主流派”、“进步派”互不相让的戏剧性场面。

南亚小国尼泊尔因“毛派”从武装斗争转为议会斗争，并成功转型为执政党而名噪一时，而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派系之多也创下世界纪录：1949年诞生的尼共至今不过64年历史，却先后出现过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共产党派别，经过吞并和分化组合，如今仍有尼共（毛）、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团结中心三大派系，且后者都分别由多个共产党组成，彼此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系“原始输入源头”不同，发展过程中又往往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唯一真理”，对异见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最终导致“共产党与共产党间的文斗”。

而在印度一些邦，执政的共产党扮演清剿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已成为政治常态。

事实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屡屡发生“路线斗争”，每次“路线斗争”都会导致各国共产党的分化，一党分拆为数党，有时党内还分派，导致实力进一步削弱，尽管如今“深左”已式微，但孑遗者内部，却仍在乐此不疲地彼此清算着。

土壤的作用

欧美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共产党都曾兴旺过，有的曾单独或联合执政（如法国、意大利），有的则声势浩大，是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但这些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力量源泉，是工业化时代产业工人阵容的强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当这些国家处于大工业时代，产业工人占人口多数，无产阶级是普罗大众的主体，其共产党的声势和号召力就强。上世纪60-70年代，这些工业化国家相继实现产业升级，大量“有烟工业”被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所替代，中产阶级取代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和中坚，代表中产阶级的中右、中左政党，也自然取代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性质政党，成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主流。

在工业化国家里，新时代的左翼运动概念已悄然生变，环保主义、对同性恋的宽容，成为“新左”的标志，而传统的“深左”则被挤到边缘地位。

但这一切并非那么绝对。

南亚、菲律宾等地区之所以还有“深左”甚至“武装左”的生存土壤，根本原因是这些地区旧的经济、社会模式和其它地区“深左”兴旺的年代别无二致，“深左”尚有活动土壤。几天前，菲律宾政府军在与“新人民军”冲突中伤亡惨重，有当地评论员指出，曾先后出任总统的阿基诺夫人和阿基诺三世，都认识到“土改”和经济平等的重要性，却因为自己家族是最大“地主”而始终“下不了狠手”，古老的大庄园经济在首都马尼拉以外的广大农村依然普遍，“深左”的土壤仍存在，其生命力自然尚存。

同样，在西欧国家中，个别国家产业升级、转移现象不显著，产业工人队伍仍然较庞大，其共产党的实力就保存得较为完整，如南欧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共产党的规模和影响力仍基本保留，一般被视作“欧洲国家”，在地理上实应视作亚洲国家的塞浦路斯，其劳动人民进步党是2008年当选至今的执政党。近年来由于欧美金融危机肆虐，失业率增加，贫富矛盾重新尖锐，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有所复苏，也同样是因为“小气候”的影响。

但产业革命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即便“小气候”令左翼声势有所恢复，但此左翼非彼左翼，更远非昔日搞“阶级斗争”的“深左”。

2013年4月14日，历史悠久的加拿大左翼政党——联邦新民主党在蒙特利尔举行党代会，代表们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将党章中“推行社会主义”的条款删除。该党党领唐民凯坦言，自己和许多党的上层人士仍是社会主义者，但“既然选民、社会和大多数党员认同放弃，我们就必须照办”。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左偏左”政党，并非真正的“深左”，但窥一斑而知全豹，不久前发生的这一幕，在某种程度上正折射出“深左”盛极而衰的根本原因：当一个以“群众运动”、“人民意愿”为号召的政治力量，其推行的纲领失去了人民群众理解、认同时，它便注定只能如被希腊英雄赫拉克利斯举离地面的巨人安泰俄斯一般，丧失了赋予其力量和生命的基础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