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纳：曾经的情缘

因加纳政府整顿外籍公民非法“小淘金”，驱逐外籍非法移民而引发的“中国淘金客”风波，在中国国内引发高度关注和热烈争论。

是非曲直且不去说，任何评论、观点、感慨，都只能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有真实的意义，而如今的国人，对加纳这个遥远西非国家的了解，除了“生产黄金”、“出过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和“有些加纳人喜欢用星期几来起名字”外，还有多少？

围绕此次“淘金客”事件，加纳和中国官方、民间，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话，折射到中国国内媒体、网络的，是杂乱无章、彼此矛盾的信息。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要理清中国-加纳间那些事，恐怕不能不“以史为鉴”。而这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不一般的加纳

在西非，加纳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国家。

和其它西非国家一样，加纳很早就遭受欧洲殖民者的入侵，自1471年起，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纷至沓来，但和周边国家不同，加纳境内以库玛西为中心的阿散蒂王国凝聚力反倒在外敌环伺的不利环境下增强，一直以独立之姿支持到19世纪末。

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自19世纪中叶就开始染指这片被称为“黄金海岸”的富饶之地，和阿散蒂王国苦战数十年之久，才终于在1896年攻陷库玛西，逮捕了国王普列姆佩二世，但阿散蒂人巧妙地藏起象征王权的国宝——金凳子，并以此为号召，一次又一次地发动了反抗殖民者的起义和斗争，使得殖民者始终不得安宁。因为在阿散蒂人心目中，金凳子象征着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保留金凳子，即意味着绝不承认殖民者的统治。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尽管殖民者威逼劝诱，甚至不惜多次动用武力，却始终没能从阿散蒂人手中夺走他们宝贵的金凳子。

英国为强化其在加纳的统治，于1902年废黜阿散蒂王国，将国王驱逐出境，这在奉行“间接统治”的英属非洲可谓异数；更异数的是，由于很快发现废黜阿散蒂王，反倒激化和当地人之间的矛盾，1924年英国不得不自食其言，又恭迎国王回国，并在1938年建立了“国中之国”——阿散蒂土邦。

通过在一片殖民地里扶植两个对立势力，挑拨其相互争斗，从而达到间接控制目的，同样是英国屡试不爽的殖民绝技。在加纳他们也如法炮制：在独立前夕，英国人将原本和加纳缺乏历史渊源的英属多哥和黄金海岸殖民地合并，又暗示将支持阿散蒂土邦国另立乾坤，但和在南非、乌干达、尼日利亚等地不同的是，这一招在加纳完全失灵：阿散蒂王支持了加纳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而加纳则保留了阿散蒂土邦王形式上的尊荣，这位并无实权的国王，至今仍在理论上“君临天下”。

尽管如今回头看去，上世纪50年代是英、法两个昔日非洲的主人盛极而衰、日薄西山的阶段，是两大殖民帝国崩溃的前夜，但在当时却不然，英国人在肯尼亚镇压“茅茅运动”的大打出手，和法国人在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一而再、再而三成功扮演“非洲宪兵”，仍令跃跃欲试追求民族独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心有余悸。成功点燃黑非洲反殖民独立明灯的，是两个西非国家，即属于法语区、有幸成为黑非洲战后首个独立国家的几内亚，和属于英语区、在英属非洲殖民地中率先成功实现独立的加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句至今响彻云霄的口号——泛非主义。

所谓“泛非主义”，即“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确切地说，是“黑非洲是黑非洲人的黑非洲”，主张全世界黑人团结一致，将黑非洲视为共同家园，携手驱逐殖民势力，争取黑人的自由、平等，进而实现整个黑非洲的“独立和统一”，当代黑非洲的许多风云人物尽管政治色彩迥异，却都是泛非主义的信徒，如卢蒙巴、蒙博托、穆加贝、曼德拉，等等。

泛非主义的口号，最初系西印度群岛的非洲黑奴后裔所提出，而在黑非洲“落地”，则是由黑非洲仅有的两个战前保持独立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发起，但真正将这一口号发扬光大，并用于推动本国和黑非洲独立运动的泛非主义旗帜性人物，是几内亚开国总统塞古.杜尔，和加纳开国总统恩格鲁玛。

恩格鲁玛和他的加纳

和塞古.杜尔一样，恩格鲁玛并非“土生领袖”，而是不折不扣的“海归”。

1909年他出生于加纳恩科洛弗尔镇一个西化的阿肯族小康之家，后来被送到英属黄金海岸首府阿克拉，接受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并获得“弗朗西斯”的教名，此时他的姓名全称，是弗朗西斯.恩维亚-科菲.恩贡洛玛（Francis Nwia-Kofi Ngonloma），除了教名弗朗西斯，“恩维亚”是其家族赋予的名字，“科菲”是星期五出生之意，用出生时的星期数起名是阿肯人的习惯，而“恩贡洛玛”，则是阿肯族姓氏恩格鲁玛（Nkrumah）的英式拼写。

他在1935年留学美国，4年后在宾夕法尼亚州林肯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42年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育学、哲学两个硕士学位，并当选北美非洲学生大会主席。1945年，他转赴英国，进入英国经济学院深造。

在整个黑非洲，学历如他者可谓凤毛麟角，倘照这一轨迹发展，恩格鲁玛很可能成为一名英国殖民体制内的精英干才。但就在这一年10，第五届泛非大会在曼彻斯特召开，素来醉心学运的恩格鲁玛在会场外遇见了其“精神老师”、泛非主义“先驱之先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乔治.帕德莫尔，在其感染下决定退学，转而从事第六届泛非大会的筹备活动。

由于泛非主义鱼龙混杂，西印度群岛黑人和本土黑人间矛盾重重，第六届泛非大会的筹备事实上很不成功，这届大会直到1974年才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召开，此时帕德莫尔已去世两年了。

但这次选择让他义无反顾地踏上职业政治家的道路。1947年，他返回黄金海岸，就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总书记，旋即该党分裂，他另组人民大会党，提出“积极行动”、“立即自治”口号，主张效仿印度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和英国殖民当局作合法斗争，争取黄金海岸自治。

1950年，恩格鲁玛被殖民当局逮捕，原因是黄金海岸立法会将在1951年进行首次局部普选，当局担心其影响力。但逮捕的结果适得其反，全部38个普选议席中，人民大会党赢得34个，黄金海岸自治呼声更加高涨。被二战和“茅茅运动”拖得筋疲力尽的英国不得不在1952年2月将他释放，并任由他以多数党领袖身份出任首席部长（总理）。1957年3月6日，自称“救世主”的恩克鲁玛宣布黄金海岸在英联邦内独立，自任总理，1960年7月1日，宣布成立完全独立的共和国，并以西非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的名字命名为“加纳共和国”。此时其“精神老师”帕德莫尔已于一年前去世。

加纳是西非自然资源、尤其黄金和铝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见过“大世面”的恩格鲁玛不满足于继续扮演“欧洲资源库”的角色，希望在加纳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他希望加纳经济能够摆脱英、法等“老欧洲”的控制，实现独立自主的集约化发展，并进而成为实现“泛非主义”非洲一体化的核心。为此，他一方面疏远和敌视英国，另一方面，力图结好美国，并向正打着“反殖”旗号的苏联和中国求援。

昔日的情缘

上世纪60-70年代，是中国秉承“共同反殖反霸”和“三个世界”理论，在黑非洲大洒金钱的时代，大名鼎鼎的“援非三大建筑”——坦赞铁路、几内亚金康水电站和刚果布昂扎水电站，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

但与许多国人如今的想象不同，加纳在这个阶段却是个例外：从中国所获得的金钱支持和项目援建并不多。

中国和加纳建交，是在1960年7月5日，而其从中国获得第一笔“政策性优惠贷款”，是在1964年，总金额不过1200万美元，同期苏联、美国甚至英国的投资、援助规模都要大得多，如至今仍是黑非洲最大水电站的沃尔特水电站和阿科松博大坝，1961-1965年建成，由世行、英国和美国联合财团出资25%，加纳承担75%，总造价高达2.58亿美元，而苏联则援建了加纳从军营到重武器、从国际机场到雷达站的一系列项目，尽管苏联援建的阿克拉国际机场因配备扫雪车（加纳从未下过雪）而成为全非洲的笑话，但应该说，“苏援”是非常慷慨的。

然而这一阶段和恩格鲁玛感情最深厚的国家，却公认正是并不“大方”的中国。

在非洲开国领导人中，恩格鲁玛是理想主义色彩最浓厚的一位，他渴望成为整个非洲民族独立、解放的领袖，并为黑非洲重新锻造从经济到政治，从思想到文化的崭新体系，和西方影响彻底决裂。因此他尽管小心翼翼地在美、苏间周旋，却一直顽固地推行“本土化”，包括将姓名改为“纯非洲化”的夸梅.恩格鲁玛（Kwame Nkrumah），自1964年起推行一党制和单一制，等等，这些尝试在非洲以外遭到广泛质疑、批评，美国对其一党制不以为然，而苏联则不赞成其单一制，唯一全盘接受、无保留赞扬的，只有中国。

毛泽东主席对于两位理想主义、泛非主义色彩浓厚的西非领袖，即杜尔和恩格鲁玛，似乎有特殊的好感，对其“反殖反霸决心”和民族自尊心不吝溢美之辞。相对于要项目、要援助，甚至要座机的杜尔，只索要“革命精神”和“宝贵革命经验”的恩格鲁玛，显然更对其脾胃。投桃报李，中国对加纳的早期援助，也以“精神投资”为主。

1960年，也即双方建交当年，中国就接受了第一批加纳来华留学生；两国间另一大合作，是作家间的合作，加纳作家协会是具有泛非和“反殖反霸统一战线”性质的“亚非作家协会”（THE AFRO ASIAN WRITER'S BUREAU）骨干成员，具有鲜明左翼色彩的加纳作家，是恩格鲁玛最坚定的支持者，该协会在恩格鲁玛在位期间和中国关系密切，往来频繁，至今保存在恩格鲁玛陵园的一支中国产“英雄”精制金笔，就是亚非作家协会从中国订制，作为礼品赠送给恩格鲁玛的。1966年2月，加纳发生“2.24政变”，正在越南访问的恩格鲁玛被推翻，当年6月27日至7月9日，亚非作家协会在中国开会，仍应加纳作家协会要求，发表了严厉谴责加纳军事政变、支持恩格鲁玛重新掌权的决议，这也是非洲以外最后一个支持恩格鲁玛的决议。

自1964年起，恩格鲁玛在加纳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前者主要借鉴苏联经验，接受苏联援助，而后者则借鉴了中国搞农业集体化的模式。同年他推动单一制和一党制，也公开宣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

1961年8月，恩格鲁玛访问中国，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获得后者高度评价，他回国后将之形容为“朝圣之旅”；1964年1月2日，恩格鲁玛在总统府遇刺，在搏斗中面部被此刻咬伤，躲进城堡避险，并停止一切外出活动，正进行非洲10国之旅的周恩来总理此刻在北非突尼斯访问，他权衡再三，不顾风险，和随行的外长陈毅坚持按原计划访问加纳，并顾及恩格鲁玛个人安全，免除了机场迎送等一应礼节，将外事活动安排在其避险的城堡。由于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类似情况下过门不入，周恩来此举给恩格鲁玛留下良好而深刻印象，两人在古堡中打乒乓，共同参观有象征意义的“奴隶堡”，访问结束前，周恩来、陈毅等还在加纳国宾馆“国家大厦”为招待中国代表团的当地服务员专门举行宴会并亲自敬酒，这被视作打破殖民传统的惊人之举，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至今尚为许多加纳人所津津乐道。

很显然，这一阶段中国-加纳的情缘，在很大程度上维系在恩格鲁玛和当时中国领导人共同的理想主义和集权主义基础上，双方在经济上的交集并不多，和其它国家不同，战略地位重要、战略资源丰富的加纳，在恩格鲁玛时期并不为缺乏外援而发愁，且自尊心强、志向远大的恩格鲁玛也不屑向“精神伙伴”中国索要援助（他曾表示“中国自己也不富裕”，这在同期黑非洲领袖中是非常罕见的表态）。

情断情续

恩格鲁玛的泛非主义和“非洲社会主义”，在加纳国内遇到了水土不服。

尽管广纳外援，试图在加纳建设工业化，但加纳贫瘠的产业基础让种种苦心孤诣的尝试收效甚微，生产出的各种工业品质次价高，毫无市场竞争力；引进中国体系，进行农业集体化尝试，一方面遭遇部族习惯势力的抵制，另一方面造成官僚主义和严重浪费，对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积极效益有限。虽然努力在美、苏间保持平衡，但冷战的特殊氛围下，美国难以容忍一个接受苏联军援的伙伴，而苏联则对恩格鲁玛在中苏论战中公然站在中国一边火冒三丈。

恩格鲁玛的独断专行导致许多部下心怀不满，而他对异议的应对方式则是铁腕打压，副参谋长安克拉少将、警察总监哈利、陆军第二旅旅长科托卡等人或被解职，或被冷落、训斥，这些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密谋集团，并与美、英等国接上头。

醉心于“国际声望”的恩格鲁玛事实上已了解部分密谋细节，但一方面掉以轻心，另一方面听信美国负责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斯“确保加纳政局平稳”的口头承诺，仍于1966年2月取道中国，前往越南访问。

2月23日夜，科托卡、安克拉、哈利等7人组成“全国解放委员会”，发动政变，以20辆坦克围攻总统府，24日凌晨宣布接管政府，当天下午控制了首都，至当月底基本控制全境。科托卡宣布解散议会和政府，解散人民大会党，指责恩格鲁玛“把国家带入灾难”，安克拉就任“委员会”主席，并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托卡任陆军司令，哈利人委员会副主席。

此时恩格鲁玛正途经中国，准备转往河内，中方获得加纳政变讯息后立即通报恩格鲁玛，劝其留在中国，并仍旧给予国家元首待遇。得到美、英等国承认的政变当局最初表示“和苏联、中国关系不变”，但中方不为所动，一如既往承认恩格鲁玛的地位，当年10月，加纳政变当局宣布和中国断交。

由于恩格鲁玛在泛非运动中的巨大声望，许多非洲国家表示，欢迎恩格鲁玛前往居住，后者选择了老战友杜尔的几内亚，并在那里著书立说。1971年他被发现患癌症，希望去苏联医治，后者百般推诿，无奈下当年8月改赴罗马尼亚，1972年4月27日病逝于当地。

就在他去世前3个半月，1972年1月13日，仍忠实于恩格鲁玛的加纳陆军第一旅发动政变，推翻“全国解放委员会”政府，建立以第一旅旅长阿昌庞为首的“救国委员会”政府。新政府恢复了部分恩格鲁玛时代的内政、外交政策，并为恩格鲁玛恢复名誉，不久更迎接其遗体回国安葬。

阿昌庞上台后第二个月，就主动和中方联系，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此后一段时间，中国和加纳双边关系发展缓慢，经贸往来和援助依然有限，而恩格鲁玛时代的“精神情缘”也不似以往那般炽烈。

此时中国尚处文革期间，经济满目疮痍，两国经济几乎谈不上互补性，而阿昌庞虽号称泛非主义信徒，却缺乏恩格鲁玛式的理想主义色彩。不仅如此，恩格鲁玛时期的农业政策、政改政策都号称师法中国，但推行并不成功，且得罪许多既得利益者，2.23政变后，这些人将对恩格鲁玛的不满部分转嫁到中国头上，据法新社当时报道称，当时曾有部分学生上街焚毁中国国旗和“毛选”，日本记者不得不在汽车上挂上醒目的“日本”标记，以免被误认为中国人而遭遇不测。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和政变集团的操纵有关，但不能不说，加纳和中国间的“情感”也因之受损。

不仅如此，自阿昌庞上台后，加纳政局始终动荡，时而民选，时而军管，时而政变，时而“还政于民”，甚至还出现过政变领导人还政于民，两年后反悔再发动政变的事，尽管中国始终秉持“不干涉”原则作壁上观（事实上也鞭长莫及），而历届加纳政府也始终保持和中国正常外交关系和友好交往，但这种动荡无疑妨碍了两国“交情”的发展。中国自1964年1月周恩来、陈毅访问加纳后，时隔14年半，才由副总理耿飚于1978年10月实现第二访，而1966年2月恩格鲁玛“非常态”访华后，第二位来华访问的加纳元首，是1985年9月来华的罗林斯主席，时间跨度也高达13年半。

缓慢开始的“言利”

自1981年12月罗林斯第二次军事政变起，加纳进入政治稳定期，1984年后更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了向民选政府和多党制的逐步和平过渡。

此时中国也已开始改革开放，对非洲的经济援助、贸易政策从以往的重政治效益，逐步向讲究经济效益过渡，两国间的“言利”阶段，在这时方缓缓拉开序幕。

史料记载，中国和加纳公开确认开展“互利合作”始于1983年，这在中非关系史上属于较晚的，在两个“老朋友”间则更为罕见。当然，实际上要更早一些。

中国援助加纳的第一个重要项目，是阿菲费灌溉工程。

该工程始建于1979年7月，竣工于1983年7月，地点为阿克拉-多哥洛美国际公路一侧，距阿克拉160公里，主体工程由引水枢纽、灌溉渠系和防洪排涝工程三部分组成，包括引水枢纽建筑物包括长1648米的拦河坝、溢洪道和灌溉输水管。灌溉渠系包括干、支、斗三级供水渠道，共长39.5公里，相应的排水渠道共长52.1公里，渠系建筑物共198座，包括排水闸1座，倒虹管1座，排洪槽10座，公路桥7座，人行便桥47座，各类涵洞46座，及溢流堰、节制闸、分水闸等。防洪排涝工程包括长度为8.6公里的排洪河、长度为10.7公里的灌区围堤和一座四孔排水闸。此外，还有长16公里的公路。拦河坝形成的水库库容2945万立方米，其中兴利库容1250立方米，干渠渠首设计引水流量2.5立方米/秒，可灌溉双季稻808公顷，开发田区150英亩。

然而此时中国对外援助正处于收缩阶段。1982年12月起，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先后访问非洲11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新的四项原则，强调“巩固老项目，慎重对待新项目的上马”。此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更强调对外经济交流的实效性，另一方面自身经济发展尚达不到需要外国市场、外国原料的阶段，双边“言利”情缘的发展，也就只能是浅尝辄止，聊胜于无。

中国-加纳间第一次大规模“言利”，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主要需求牵引，是台海两岸“非洲邦交战”的白热化。这一阶段上马了几个大项目，包括诺布瓦姆农田水利工程（1990.5-1992.2），国家大剧场（1990.6-1992.12），国家粮仓（1995.5-10），职业培训中心（1998.3-1999.6）等。这一阶段双边贸易发展并不迅速，“中国出钱，换加纳承认一个中国”是常见的“交易格局”。

第二次大规模“言利”，则是在中国经济提速、海外市场和原料需求凸显，中非贸易额大增的背景下展开，其特点是双边贸易额和中国援非项目同步增长。

自2000至2008年，中国对加纳出口总额从0.93亿美元俱增到15.1亿美元，成为加纳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12年，中国-加纳双边贸易总额首次突破5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60%；今年头两个月，双边贸易额达8.23亿美元，位列全非洲第8，中西非24个国家中第三，同比增长80%。

在援助方面，这一阶段也达到高峰，已完成的项目，包括大阿克拉省东当美医院（2000.1-200.4），阿克拉-库玛西公路改扩建项目（2004.1-2006.4），库玛西青年活动中心（2007.5-2008.5），国防部办公楼（2007.5-2008.10），三所农村学校（2008.6-2009.1），非工统学生宿舍楼（2008.6-2010.8），阿克拉特西区综合医院（2009.4-2010.12）等。中国援助加纳最大项目——价值5亿美元的布维水电站也在这一阶段上马。

根据中国加纳企业商会的数据，2012年中国对加纳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78万美元，承包工程企业35家，新签合同额18.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亿美元。

情缘之隐忧

和许多非洲“老朋友”不同，中国和加纳间最初是以“不言利”开始，由两国早期领导人的“精神情感”交流奠定情缘，这一方面令中国-加纳间的交情基础更纯粹，因“钱多钱少”而造成的大起大落并不似在其它一些非洲国家间那般常见，另一方面也让两国的情缘先因恩格鲁玛的下台而中断近6年，又因加纳政局不稳和中国国内巨变而经历了漫长的“温吞水”时期。

以“言利”为特征的“加纳第三共和国”时代双边交往，总的来说发展迅速，但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成为新的隐忧：2000年，中国对加纳出口总额为9300万美元，从加纳金阔仅2500万美元；2013年头两个月，中国对加纳出口总额6.56亿美元，从加纳进口1.66亿美元，巨额贸易逆差依然存在。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加纳自恩格鲁玛时代就已推进的工业化进程至今收效甚微，工业制成品严重依赖进口，已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轻易占领了市场；其次，加纳虽是非洲矿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政府对战略资源控制严格，对引进外资开发持稳健、谨慎态度，中方虽有需求，但进展不似在其它一些非洲国家那般显著。今年1-2月，中国对加纳出口同比增长56.8%，而从加纳进口同比增长达332.5%，这表明在矿产、原料进口方面，中国已取得一些进展，但此次“淘金客”事件的发酵，很可能令这一进程出现反复。

双方情缘的另一隐患，是就业问题。

被双方视为“样板项目”的布维水电站，中水利号称为当地提供2500个就业机会，但当地对中水利自带500名中方雇员一事耿耿于怀，样板工程如此，其他工程中国雇员过多、当地雇员偏少的争议更大，在中方看来，这样做是出于工期、效率和效益的需要，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对于加纳而言，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中国-加纳“情史”上曾经的“不言利”，和因种种原因而造成的中方早期援助偏少，固然减少了相应而来的种种副作用，却也令这种“感情”更多浮于上层，而缺乏如在其它一些黑非洲国家那样的深厚群众基础，普通加纳人对中国的好感缺乏“细节感”和“具体感”，而一些负面印象却是直接的、具体的，此次因“淘金客”事件引发的社会性冲击，并非没有前因。

往事已矣，来者可追。加纳是西非乃至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加纳间的情缘必须延续，如何抚今追昔，在“言利”和“言义”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是对两国官、商、民各界的共同考验。而对于媒体和学者而言，先了解两国间的“情缘”，再就情缘的亲属善恶发出自己的评价，恐怕是最应作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