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兰和共和国

伊朗大选尘埃落定，受到改革派支持的温和保守派领导人哈桑、鲁哈尼出人意料地在6月16日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过半，从而无需6月21日的第二轮投票而直接当选伊朗总统。对此，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表示了祝贺，基本等于尊重和承认了选举结果。

一些欧美国家政府、学者一直坚持认为，伊朗实行的是神权政治、专制体制，但这样一个神权政治、专制体制下，却存在着多党制和总统普选，且鲜为人知的是，伊朗这个什叶派专权的神权国家里，其它派系伊斯兰教、基督教、祆教，甚至犹太教，都可以在某种条件下公开、合法存在，并在国民议会中占有议席。尽管每次大选都会传出操纵选举的丑闻，但时过境迁回头看去，“票多者得”的选举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到了尊重。

那么，这个既搞神权政治又在中东伊斯兰世界保持着对异端宗教最大宽容、既高呼“打倒以色列”又容忍犹太教、既被广泛指责为“专制”又坚持多党制和普选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从头说起

要准确理解这个独一无二的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就要从这个体制的根源——法基赫监护学说讲起。

伊朗的主流宗教，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分支——十二伊玛目派，这个派别最大的特点，原本是负责精神世界的宗教体系——神学家（乌勒玛）和负责现实世界的世俗行政体系——国王和官吏各司其职，国王邀请乌勒玛以顾问身份加入政府，但行政权由国王独享，而乌勒玛们则可以在教法领域对国王加以监督和评判，国王应予以尊重。

伊朗（古称波斯）历史悠久，有完善的行政体系，尽管王朝更迭频繁，但由国王-行省和各级官吏组成的世俗管理机制十分成熟；什叶派在长期传播过程中，同样形成了行之有效，上下相维的庞大精神体系，最高级的乌勒玛为“大阿亚图拉”，意即“真主最伟大的象征”，其次为“阿亚图拉”，意即“真主的象征”，以上两层构成高级神职体系。按照十二伊玛目派的宗教学说，每一个普通信徒都应该选择一名阿亚图拉或大阿亚图拉作为“效仿榜样”，以指导自己的心灵纯正，而大阿亚图拉则被称为“效仿源泉”，在精神世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在某个时期出现众望所归、德高望重的大阿拉图拉，他可能会被称为“最高效仿源泉”，享有较其他大阿亚图拉更高的权力和地位。但纵观整个十二伊玛目派在伊朗的发展历史，“最高效仿源泉”固然偶有出现，却从未有同一时期仅存一名“效仿源泉”的例子。

比阿亚图拉地位低的，是霍贾特伊斯兰，意即“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证据”，是承上启下的中级教士，同样属于乌勒玛阶层。

再往下，则是遍布伊朗各地的阿訇、普通神学家，他们被称为“希卡特伊斯兰”，意即“伊斯兰的信任”，不属于乌勒玛阶层，但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的大量存在，确保了宗教影响长期、牢固地渗透入伊朗基层社会。

通俗地说，在波斯伊斯兰化时代，伊朗的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平行的，前者对后者有精神上的监督、指导权，但并不渗透到世俗世界的权力层面，而后者对前者在精神层面的至高无上地位，也加以尊重和保护。可以说，这种体制，是当今伊朗精神、行政二元化的渊源之一。

进入近代，巴列维王朝开始实行世俗化改革，行政和世俗的权力大增，而乌勒玛体系的重要性却每况愈下。这种改革令伊朗经济、文化得到一定发展，却因其自上而下推行的先天不足，令基层社会受益有限。许多伊朗人对王室的亲西方、腐败和独揽财权十分不满，以霍梅尼为首的部分乌勒玛和教士，自上世纪60年代起提出“法基赫监督”学说，即主张每个伊朗人都应受到乌勒玛神学体系的“监护”，由乌勒玛直接干预、监管世俗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他们看来，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世俗社会不偏离沙里亚法等伊斯兰传统，才能消除贫困、社会不公，以及“异教徒和无信仰者”对穆斯林土地和财富的掠夺。

这一理论在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教法学家的统治》一书（1970年由门徒整理出版）中得到系统阐述，并随着礼萨.巴列维国王亲西方改革的日益不得人心，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和拥护。

法基赫监督的落地

1979年初，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当年2月1日霍梅尼回国，并迅速瓦解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10月24日，由73名专家（其中神学家55名）组成的专家会议所起草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通过，并于11月15日生效，此后虽多次修改（最新一次是1989年7月28日），但总体框架始终未变，即将“法基赫监督”和二元政治相结合，构成现实中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体系。

这个体系首先明文规定，伊斯兰教十二伊玛目派为伊朗国教，“教士依据古兰经和安拉传统发挥永恒领导作用”，从而以国家最高大法形式，确认了法基赫监督原则，即乌勒玛体系不仅从精神层面、而且实际介入世俗政治、行政和生活的原则。

根据宪法第一章第4条，伊朗“民法、刑法、财政、经济、行政、文化、防务和政治等所有法律和规章”必须依据伊斯兰原则，该原则适用于“所有宪法条文和所有法律”，而判断上述这些是否符合伊斯兰原则，则是“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权力。

“宪法监护委员会”权力极大，不仅有权审议一切议会通过的决议、提案，对认为不符合伊斯兰教义者勒令修改，还有权“监督总统、国民议会选举和公民投票”，包括认定候选人是否具备参选资格。根据宪法第六章第98条，“对宪法的解释以监护委员会3/4多数通过的意见为准”。

“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为12名，其中6名为“公正、对时代要求和当前问题有了解的”毛拉，由最高精神领袖推举，另6名由议会投票从最高司法委员会推荐的穆斯林法学家中选出，每6年举行一次。

根据宪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精神体系中的最高权力所有者系最高精神领袖。根据宪法第一章第5条，最高宗教领袖系伊玛目“隐遁”时，由“公正、虔诚、明于时势、勇敢、有组织能力和远见、为大多数人民承认并接受”的毛拉担任，这样的一个人选要么当大多数伊朗信徒认同同一名“效仿源泉”时自动产生，要么由高级乌勒玛组成的最高教法委员会选举产生。倘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则由多名被推举的人选组成“最高精神领袖委员会”集体领导，但迄今尚未出现这样的局面。按照惯例，有资格担任最高宗教精神领袖的，必须是大阿亚图拉，或被所有大阿亚图拉一致认可的“马尔贾”。

根据1989年最后宪法修订版，最高精神领袖的权力除指定宪监会半数成员，还有任命最高司法长官，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确认选举产生的总统是否合法，在最高法院或议会建议下罢免总统，赦免罪犯，规划伊斯兰共和国总体政策，监督国家体制良好运行，决定全民公爵，指定官方新闻机构领导等。

不难看出，通过这套体系，精神体系在伊朗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国占据支配地位：行政、司法和立法权都要获得由毛拉组成的宪监会背书方能正常运转，伊朗三军的最高司令不是总统，而是最高精神领袖，且游离于三军之外，还有同样陆海空俱全、却更听命于精神体系的革命卫队，和号称“教卫军”、完全直属于最高精神领袖的“巴斯基”军事组织（意即“动员抵抗力量”，目前领导人是哈梅内伊长子穆杰塔巴）。

二元政治的另一元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初期，政局走势一度混沌，人们对当时年逾八旬的霍梅尼究竟想建立政教合一的“纯宗教国家”，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二元政治，存在一定疑问。答案很快揭晓，不论霍梅尼初衷如何，最终他认识到，世俗社会和政治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二元政治体系——前提是让“神权”凌驾于世俗行政权之上，以前者监督和控制后者。

在伊朗宪法第三章“人民的权利”中，规定了伊朗各民族、各部落和男女平等；，规定了司法独立原则和法制原则；规定了新闻自由原则和不得进行新闻、信件检查，不得搞窃听原则；规定了自由成立政治党派、社团、协会、商会、宗教协会的原则，并不得强迫或禁止任何人参加任何团体；规定允许自由举行不携带武器的集会、示威游行。

在宪法第一章中，规定伊斯兰教其它教派，少数宗教的教徒可自由举行宗教仪式，个人事宜和宗教教育可按其习惯行事，并规定政府和穆斯林人民“有责任以伊斯兰的礼貌、善良和公正对待非穆斯林，尊重其基本权利”。

在宪法第五章中，明确规定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原则，并责成总统“负责协调三权”，赋予国民议会以立法职能，赋予司法机关以执法职能，同时规定重大立法可采取公民投票方式，由议会2/3多数通过才能发起提案。

在宪法第六章中，规定了国民议会的组织、选举方法和权限。国民议会为一院制，初始议员270人，每10年可增加一次（人口增加15万可增设一名议员），第六章第64条规定给少数民族和宗教留下6个议席（祆教、犹太教、亚述人、恰尔达基督徒、南亚美尼亚基督徒、北亚美尼亚基督徒各1人）。

在宪法第九章中，规定总统从“历史清白、诚实、品德好，拥护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和信奉伊朗国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人选中产生，有权提名总理，任免总理提名的部长，并作为政府和行政机构的最高首长行使职权；总理由总统选拔任命，并有权提名部长，作为内阁负责人领导部长工作，协调政府间各项决定，确定政府计划、路线，实施各项法令。由于总理同时系国会议员（总统不是），他还要在议会中为政府工作负责。

伊朗选举法则规定，总统和国会议员任期4年，由16岁以上伊朗公民投票直选。

由此不难看出，在纯世俗层面，伊朗实行的是很“正统”的三权分立、自由政治和自由信仰原则。 

一元对另一元的制约

问题在于，伊朗政治、社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纯世俗”层面，因为按照法基赫监护原则，一切事务、部门和领域，都应该对真主负责，并处于精神体系的监护和领导下。

从理论上，总统、议员都是选举产生，而司法机构也由法官内部选举组成，但宪监会可以通过手中的审查、筛选大权，把不中意的候选人剔除。如伊朗国会选举，第一至第三届，宪监会否决登记候选人比例的12-17%，到第五届否决比例达到38%，第七届（2004年）被否决的候选人总数已突破2000人；又如不久前刚刚结束的本届总统选举，报名参选总数多达8686人，被宪监会百般挑剔后只剩8人（这8人到最后一周又有两人自动退选），其中直接被12名宪监会成员“毙”掉的候选人就多达678人。

而站在“精神权威”最高峰的最高宗教领袖，则可直接或间接对几乎任何世俗领域加以干预。

行政方面，他有权否决总统人选，有权在最高法院和国民议会作出决定后罢免总统；立法方面，他可通过自己在宪监会人选中的半数支配权，直接干预国民议会的立法（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头10年，被宪监会“搞死”的立法占表决通过总数的1/3）；司法方面，他有权任免最高法院院长。

在军事方面更是如此。由于最高宗教领袖而非总统才是武装力量总司令，最高精神领袖的权威至高无上。他有权任免总参谋长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并间接领导全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最高国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总统、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革命卫队总司令，和最高精神领袖指定的两名顾问共7人，7人中总统、总理和国防部长是世俗体系成员，革命卫队总司令和两名最高精神领袖顾问是精神体系成员，而表面上是世俗体系成员的总参谋长却由最高精神领袖任命，听命于“神权”，这就令该委员会在任何时候都实际由最高宗教精神领袖支配。该委员会有权推荐各军兵种高级指挥官，建议宣战、停战和动员，而审批权掌握在最高精神领袖本人手中。

通过这种体系，三权分立且普选上台的总统、内阁和议员，以及由专业圈自循环产生的独立司法机构，只能在承认、尊重精神体系支配权的前提下“自由活动”。选民们虽然有普选的自由，但其选择的对象却经过精神体系重重筛选；“三权”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可自行其是，但精神体系却牢牢把握住监控和否决的“命门”，足以确保“有害”的决策、法令难以落实。

宗教自由、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世俗生活、妇女地位等也是如此。所有自由都必须服从于“精神体系至高无上”的大框架，如妇女是受尊重的，但不戴头巾外出是不允许的，因为“尊重妇女”必须服从于“教法原则”；少数宗教、教派是受保护的，但前提是接受包括只能满足于个别议席、无权出任总统和高级阁员等确保伊朗国教地位的限制；新闻自由是可以的，但“不尊重伊斯兰共和国体制”的言论，却可能随时受到制约。

而在更关键的军权、重大国策制订权方面，最高宗教领袖更通过叠床架屋的设置，确保权力完全听命于“神”，世俗体系没有支配权，甚至参与权也是有限的。 

不会有意外

让法基赫监督和二元政治并存，但让后者从属于前者，其结果就是“有悬念，但不会有意外”，不论选举结果或伊朗政策走向都是如此。

说“有悬念”，是因为在经过重重筛选后的人选中，选择谁、不选择谁，选民有很高自由度，即便最终结果并非精神体系所最中意，通常也会被接受。如1997年总统选举，4名候选人中，改革派的哈塔米并非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所最青睐，但哈塔米当选后哈梅内伊当即予以承认；本届总统大选，哈梅内伊的儿女亲家、前议长吴拉姆.阿里.哈达德.阿德尔因改革派“舍车保帅”而临阵退选以减少保守派分歧，亲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首席核谈判代表萨义德.贾利利败选，当选的温和保守派候选人哈桑.鲁哈尼并非哈梅内伊所喜，但仍获得哈梅内伊的认可。

说“无意外”，是因为经宪监会的重重筛选，能挺到最后的都是所谓“安全人物”，即便不是最合心意，也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人选，如1997年鲁哈尼等4人是从238人中所遴选，鲁哈尼是改革派中和精神体系关系较好的一位，此次当选的鲁哈尼不仅仍属保守派，且本人还是教士出身。这样的人选即便“爆冷”，也不至于“出轨”。

更何况，最高精神领袖和宪监会还可通过前述重重紧箍咒，把世俗“三权”牢牢限制，一旦认定“有问题”，就会利用“精神大于世俗”的公式加以干预、钳制，不论改革派总统拉夫桑贾尼、哈塔米，还是保守派总统内贾德，一旦突出个人权威“过了头”，触动最高精神领袖“逆鳞”，就会备受掣肘和打击。

不仅如此，精神体系还会将众多“自己人”循正常世俗机制，安排入世俗体制内，如“三权”之一的国会，就充斥着这类议员，这自然进一步束缚了世俗权力，使之难以自由发挥。

正因如此，在伊朗重大政策问题上，作为国际政治明星的伊朗总统，实际发言权和作为十分有限，而伊朗大选的结果不论如何“意外”，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所谓“有悬念”，其实也要一分为二——谁当总统本身，悬念是有的；但新总统的政策和作为，悬念是基本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