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不一样的月光

就在5月下旬，知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还在《评论汇编》上津津乐道于“土耳其奇迹”：在穆斯林世界政治革新步履维艰、原教旨主义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土耳其自一战结束后至今，一直维持着凯末尔式的世俗社会和民主政治，且近年来经济增长势头喜人，2010年和2011年的GDP增速分别高达9.2%和8.5%，高居欧洲第一，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正义与发展党（AKP）政府在国内享有过半的选民支持，在绝大多数选区稳居优势地位，政治稳定性似乎也没什么问题。在许多人看来，除了“老大难”的库尔德问题和土叙边界的癣疥之患，土耳其可谓“前途一片大好”。

然而自5月31日起仿佛一切都变了。

从600棵树开始

这一切的导火索，源于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一片绿地和600棵树。

一直主张在国内大城市开展大规模城市改造任工程的埃尔多安支持伊斯坦布尔市政府的一项计划，即在靠近市中心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的加济公园(Gezi Park)实施拆迁改造计划，将这片有600棵树的城市绿地，改造为包括清真寺、一座奥斯曼风格兵营和一座商业中心的综合性建筑。

早在项目披露之初，就遭到伊斯坦布尔许多市民和加济公园周边居民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对于伊斯坦布尔这座超级都市而言，市中心的600棵绿树，要远比什么综合性建筑更弥足珍贵，他们开始零星地向市政厅和总理府表示异议，希望慎重决策。尽管市政厅表现出乐意听取的姿态，但总理府却态度强硬，表示“项目一定要按期推进”。

5月31日，抗议示威开始，成百上千的市民聚集在加济公园和邻近的塔克西姆广场，表达对拆迁工程的不满。土耳其政府调动警力，以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试图驱散示威者，结果激发强烈反弹，示威者拒绝撤离，在街上点起篝火，竖起路障，并以石块还击，示威在很多地方演变成骚乱。

随着事态的恶化，最初由600棵树引发的“拆迁抗议”，迅速演变成政治示威，示威者喊出“捍卫世俗权力”和“埃尔多安下台”等口号，表达对自2002年起连续执政11年的AKP政权不满。示威和骚乱从伊斯坦布尔蔓延到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大城市，并迅速波及67个省级行政单位，形成席卷全国、近年来声势最浩大的反埃尔多安群众运动。

土耳其政府的反应则几经摇摆，但大体上仍坚持强硬、不妥协基调。

事件发生之初，土耳其政府将之定性为“闹事”，表示“拆迁项目按期进行”、以警力维持塔克西姆广场秩序，但6月1日警察从广场撤退，使之成为被示威者控制的“飞地”；土耳其副总理比伦特.阿林奇Bülent Arin?和总统居尔(Abdullah Gul)一方面承认示威者有权抗议，一方面要求其结束示威，前者还在6月4日为警察镇压而道歉，表示当务之急是“说服人们为何要进行重建，而不是拿催泪瓦斯喷那些反对拆迁的人”。

但埃尔多安的态度始终强硬，虽先后同意在12日、15日与示威者对话，却在6月11日晚间开始在塔克西姆广场实行“清场”，埃尔多安随后宣称，从即日（12日）起，将对抗议活动“零容忍”。

自示威开始至今，据土耳其医生联盟表示，已有4947人受伤，4人死亡，数千人被捕。死亡的4人中有3人系示威者，分别为6月2日死于车祸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青年团成员穆罕默德.埃瓦里塔斯，6月3日在南部哈塔伊省被警察打伤后不治的22岁（一说26岁）示威者阿卜杜拉西.柯默特，和6月5日示威时死于疑似为催泪瓦斯引发之心脏病突发的47岁工人某，另一人系警察，为6月5日在南部城市阿达纳追逐抗议者时失足坠桥、次日伤重不治。

不一样的月光

亲土耳其政府的理论家，如亲官方智库——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的乌夫克.乌鲁塔什等，一直试图把街头示威者分为“抗议拆迁者”和“反政府者”两群人，认为前者系“可以倾听和对话的示威者”，而后者则是政府不应与之接触的“政治投机者”。

但更多观察家指出，并没有如此泾渭分明的两群人，这场运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不仅局限于600棵树和一个公园那么紧张。

示威者反对砍树、拆迁，环保固然是一大理由，但并非理由的全部。自上台以来，埃尔多安热衷于修建清真寺和各种带有浓厚伊斯兰或奥斯曼色彩的标志性建筑，引发深受凯末尔世俗主义影响的伊斯坦布尔市中心民众普遍不满，在他们看来，清真寺已足够多，不应再占据市民世俗生活的乐土，且那座纪念性质的奥斯曼风格兵营，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曾扮演了镇压示威者大本营的角色。不仅如此，拆迁改造计划还将令著名的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外观和功能，而后者则是确保土耳其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在伊斯坦布尔这座昔日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最突出象征。

埃尔多安是保守主义民粹政治家，和逊尼派伊斯兰原教旨团体，及源自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关系密切，其支持者大多分布在外省、农村，以及城郊的贫民窟，而此次拆迁的地点，却是中产阶级市民聚居的伊斯坦布尔市中心，这里反埃尔多安、坚持世俗化的势力原本就十分雄厚，“反砍树”迅速演变成反埃尔多安，并非凭空而就，而是有相当社会土壤的。

埃尔多安主政11年，3次赢得大选，执政期间尽管经济治理卓有成效，社会也相对稳定，但其在挫败军方干政意图后有恃无恐，不断采取打压媒体、压制异议人士等措施加强权力，并在国内政治中输入越来越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就在5月24日，土耳其议会还在政府推动下，通过一项加强酒类管制的法案，规定全国范围内不准刊登酒类广告，不得举行任何与酒有关的活动，非特许场合不得出售酒类，特许场合夜10时至晨6时不许售酒，电影、电视和光盘中不得出现鼓励饮酒画面、情节。尽管AKP称，通过法案的目的是“保护青少年”、“维护社会稳定”，但反对者对此普遍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埃尔多安试图以宗教教义干涉世俗私生活的又一次冒险，并预示着土耳其社会向原教旨化又迈进了一步。

对于埃尔多安的专权，即便支持他的部分人也表示不安，许多人认为，由于民意支持率始终强大而稳定，埃尔多安如今变得蛮横固执，忠言逆耳，举措宛如“21世纪的奥斯曼苏丹”，他在近年来表现出对“地区强权”的憧憬和追求，在“阿拉伯之春”中和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国际势力相呼应，全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导致国内土叙边界附近治安恶化，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异议。从近来迹象看，越来越多人怀疑，埃尔多安试图通过修宪等方式，在自己总理任期结束后谋求一个真正有权力的总统职位（目前土耳其总统仅是不具实际权力的象征性国家元首），甚至谋取长期连任最高职位，倘如此，“世俗民族加伊斯兰宗教信仰”、奉行近一个世纪的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将面临灭顶之灾。

尽管土耳其的国旗仍旧是白新月红旗，但在示威者们眼里，却已是不一样的月光。正因如此，区区600棵树的风波，才会在短短几天里演变成席卷全国的反政府骚乱。在示威现场，反对党高喊“反对AKP专权”的政治口号，库尔德人小心翼翼地发出自己的诉求，酒徒们则高举空酒瓶宣泄不满……正如不少观察家所言，示威者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不同诉求人群的聚合，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对埃尔多安政府不满，但不满的理由却大相径庭。

埃尔多安的火上浇油

如果埃尔多安能够在示威发生之初、之中表现出一定的民主作风和妥协姿态，示威未必能有今天的声势，甚至未必能支撑到今天。

然而这位习惯于一呼百应的总理，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6月3日，也即副总理阿林奇道歉后不久，埃尔多安发表讲话，虽然宣布收回派警力清场的此前表态，但称将继续推进拆迁改建计划，将示威者称为“受反对党等选举失败者挑拨的一小群人”、“流氓”、“极端分子”，威胁“如果你们找来20万人上街，我就能找100万人压倒你们”；6月6日，他若无其事访问了北非阿尔及利亚等国（在阿尔及利亚国会演讲时对骚乱只字不提）后返回伊斯坦布尔，AKP组织3000示威者“像球迷啦啦队般迎接欢呼”，次日他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一个国际论坛上发表讲话，炫耀自己2011年所得到的过半选票支持，并以“欧盟国家在类似情况下更加暴力”为自己辩护；6月11日，正当阿伦奇宣布，埃尔多安将在12日下午和示威代表接触，并“钦点”了包括媒体人哈伊科.巴格达和绿色和平土耳其负责任希拉尔.阿特吉等几名对话对象，人们对达成妥协开始乐观之际，埃尔多安却授意并支持警方“清场”，并在次日发表“零容忍”讲话，直接导致对话流产。在这期间，他还曾先后指责示威者和“国际恐怖主义”勾结，把推特、脸书等网络平台斥为“动乱之源”（尽管不久前他还盛赞这些网络工具对“阿拉伯之春”的积极意义）

正如许多土耳其分析家所指出的，由于埃尔多安大权独揽且独断专行，不断发表强硬言论，其他政府阁员和市政厅的努力和决策变得毫无意义。

土耳其专栏作家、加拉塔萨雷大学法学教授奥兹古尔.穆木库指出，埃尔多安之所以如此强硬，一方面是鉴于对民意支持率的自信，一再放话让反对派“用选票来说话”，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权威过于集中，导致他无法承担妥协后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一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近东研究小组副研究员艾迪安.高波所称，即便心中已经懊悔当初考虑不周，此刻埃尔多安已骑虎难下，只能强硬到底，甚至连拆迁改建项目都不会轻易妥协让步，因为他梦寐以求的，是成为土耳其第一个普选上台、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总统，不愿因为政治挫折而损害自己的声誉。

未来的月光

骚乱发生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继对埃尔多安政府的镇压措施表示不满，欧盟扩大专员斯特凡.富勒谴责埃尔多安政权“过度使用武力”是“任何民主国家所不曾见过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克里，欧盟首席外交官阿什顿，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等相继呼吁土耳其政府克制，拜登曾警告土耳其政府尊重示威者权力，并称“土耳其需要证明，自己在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间究竟选择哪一样”、“土耳其的未来属于土耳其人民”。

但总的来说，欧美各国对土耳其骚乱的反应是谨慎、克制的，这表明在当前叙利亚内战陷入僵局之际，欧美各国面对土耳其的复杂变局感到既担忧又不知所措。

从目前情况看，土耳其骚乱不会严重影响欧美各国的对土政策，但事件可能损害埃尔多安精心营造的土耳其“地区大国、阿拉伯之春革命成果捍卫者”的形象，从为网络平台大声叫好，对他国示威者的“改朝换代”公开支持，到如今公然斥责推特、脸书，这表明强硬的背后，“新苏丹”对自己的权力基础已开始感到担心，这势必影响其对叙利亚内战、乃至整个中东政策的决策，很大程度上靠土耳其“输血”的部分叙利亚反政府组织、武装，今后的处境可能不会像如今这般无忧无虑。

至于国内，许多观察家都认为，，现在就谈论“土耳其之春”为时过早，因为支持示威者的只有少数社会群体，主要是中上阶层都市青年，而埃及等国示威主体——底层失业青年和贫困家庭男女，却并没有成为土耳其街头示威的主要参与者，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土耳其就远未触及“政治引爆点”。

正如一些国外媒体所观察的，示威的影响力被网络平台的喧嚣夸大了，事实上除了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少数街区，各地的示威普遍平和，示威者大多为城市世俗派富裕青年，以及对埃尔多安11年统治不满的各界人士，他们之间缺乏组织，反对党积弱已久起不到号召作用，而运动本身又一直未能产生真正的领导者和轰动事件，仅靠炒作催泪弹或网络控制，愤怒是不可能持久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埃尔多安可以高枕无忧。

埃尔多安赖以维系民粹支持度的，首先是高经济增长率，但2012年GDP增速已下滑至2.2%，可以说高速增长期已戛然而止，一旦“经济红利”失灵，原本号称“埃尔多安光环”的城郊贫民窟圈，并非不可能转而变成“埃尔多安绞索”。6月5日和6日，号称拥有42万会员的土耳其工会联合会和土耳其公共部门工会发起为期48小时的总同盟罢工，声援全国示威者，这已经为躺在民调支持率“功劳簿”上洋洋自得的埃尔多安，敲响了一记不轻不重的警钟。

被埃尔多安百般挖苦、斥为“幕后黑手”之一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如今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550个议席中仅拥有135个，远不及AKP的一半（AKP有326席），而全部3个得票率超过10%、在大国民议会拥有席位的反对党，议席总数也只有224席，比AKP少了102席，正是这一压倒优势，才令埃尔多安和AKP有恃无恐，予取予求。但必须看到，民意如水，今天式微的CHP，历史上却因其秉承正统凯末尔主义衣钵，被称为对当代土耳其政坛具有最重要影响力的“天然执政党”。倘埃尔多安继续无视示威者的诉求和愤怒，继续将本属“一家人”的阁员、政要和地方政府官员们一片苦心的斡旋、调停，当作可随手抛弃、任意撕毁的废纸，明日之AKP，也未始就一定不会沦为今日之CHP。

如今塔克西姆广场控制在警方手中，而反对派则喊出“哪里有不满，哪里就是塔克西姆广场”的口号，摆出不屈不挠的姿态。倘埃尔多安拒不妥协，对话已无从进行，即便进行也毫无意义。从目前形势看，土耳其的政治僵局和社会动荡，有长期化的危险。

埃尔多安在等待他的援兵——时间：7个月后，土耳其将举行立法和总统选举，他期待着届时用又一场大胜，理直气壮地堵住示威者和国内外批评者的嘴，甚至期待着就此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首位掌握实权的总统。

然而时间本身是中立的，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而言，7个月实在有点太久了，什么都可能发生，什么又都可能不发生。一位亲埃尔多安的分析家在法国《看板》杂志上撰文称，执政党唯一的风险，是埃尔多安因长期受民粹支持而忘乎所以，认为无需检讨和自我约束，不肯作哪怕一点点象征性的安抚和妥协，最终导致矛盾被更加激化，倘不至如此，土耳其正在发生的就不会是“伊斯坦布尔之春”，而充其量是一场和“占领华尔街”类似的大规模行为艺术罢了。